幸福指数：用数字表达幸福感受

　　姚雯／图

　　幸福指数是对幸福感进行测量后得出的数值。对幸福感进行测量——这是件新鲜事，相信大家都会问：幸福能测量吗？测量的内容是什么？带着这些问题，记者近日采访了北

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张静。

　　幸福感是一个公共问题

　　工作在北京市朝阳区某机关的小李告诉记者，每周五的下班时间，是他一周中感到最幸福的时刻。因为他即将回到阔别一周之久，位于房山区的家，妻子也会做好可口的饭菜等着他的到来。“不过，当归心似箭遇上大堵车，好心情也会随之变坏。”小李乘坐的车在每周五的晚高峰总是“跑”不顺畅，因为路况太拥堵。“这个时候，我又觉得自己是不幸福的，因为生活在一个交通拥挤的环境里。”

　　幸福感变化莫测，要对其进行测量，首先要弄清其内涵。张静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幸福感不仅是私人问题，也是公共问题。它不仅受到人们主观标准的影响，也受到客观生活状况的影响。幸福感测量不仅应包含人们对个人生活的感受，也应包含对公共生活的感受，更重要的是应测量人们对于生活状况的感受，了解人们心中“感到满意”的标准，以便作为制定社会政策的参考。

　　一提到幸福感的内涵，就容易让人联想起“财富”。如何看待幸福和财富之间的关系？张静这样解释：“一般而言，增加财富的确能够增加幸福感，但事实证明，这可能只是最底线的幸福。因为人的幸福标准是在不断变化的，一些基本需求满足之后，就会转而追求其他的幸福目标。此外，不同的人因其社会地位、年龄、受教育程度、收入、职业以及生活环境等方面的差异，其幸福感的标准也会存在很大的不一致性。因此，增加财富有助于增加幸福感，但它只是底线条件，还不能满足幸福的全部需求。”

　　关注幸福能促进社会内聚

　　9月12日，国家统计局局长邱晓华对外宣布，今后中国将推出幸福指数的统计内容，以适应各方面对中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需求。在此之前，一些社会机构也就居民幸福感进行了一定范围内的测量。关注幸福感，缘何社会和政府都表现出了如此大的热情？

　　张静告诉记者，幸福感测量可以提供大量信息，为相关部门制定有关社会、经济、法律、文化等政策提供参考。作为政策的制定者，政府和公务机构关注人民的幸福感更是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因为可以由此知道人民的需求是什么，“为人民服务”要服务什么。这种公务角色的关注，不仅对于社会经济发展有利，而且具有重要的社会整合价值，能够产生积极的政治后果，即在官员和民众之间增强关心、服务、信任和联系的关系，从而促进公共服务的改进和社会内聚。

　　“比如在社会政策方面，社会机构零点研究咨询集团对人们幸福感的测量显示，去年，城市人为住房和职业而痛苦，乡村人为疾病而担忧。那么，寻求有针对性的、切实可行的社会政策，改善城市居民住房和就业状况，增进乡村医疗和健康保障，防止工业污染对于健康的损害，不是有助于社会的稳定么？”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中国并不是世界上第一个以国家名义测量居民幸福指数的国家，欧美一些发达国家，甚至包括联合国，已经开始采用ＧＮＨ（国民幸福总值）来统计和评测一个国家的经济价值，“使它与ＧＤＰ一样成为一个国家发展水平的衡量标准”。对此，张静表达了赞同的观点：“由此可以看出，很多国家和国际组织已经认识到，经济增长是手段，人民的幸福满意才是目的。只有当经济增长有助于实现人们幸福生活的目的，才是人们需要的、有价值的、有意义的。手段不应混同于目的，也不应取代目的。所以，衡量国家发展的标准，不应仅仅是经济手段的掌握和利用，还应包含目的和效果衡量，那就是人们是否生活得更满意。”

　　量化幸福要认清其局限性

　　对国家统计局将推出幸福指数的统计内容，将幸福感量化的做法，张静在肯定其意义的同时，也给出了自己的建议：防止形式宣传，切实关注民生；防止夸张政绩，切实改善服务；防止沽名钓誉，切实解决问题。

　　在具体到幸福感的量化测量方式上，张静认为，量化测量能够收集一些信息，目前也是其他国家常用的方法，在没有找到更好的替代方法之前，没有理由不用。

　　张静告诉记者：“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量化’信息的局限性，一是数字不会是绝对准确的；二是调查问卷的提问难免会出现误解和误差；三是量化测量只能处理一般性和表面性的数据，数据间的关系很多是偶然的、概率性的，是难以用因果关系解释的。面对这些局限性，应当寻找应对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