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额资助让我创业脱贫

　　她们贫穷的原因各不相同，但是她们的心都一样痛楚。幸运的是，还有“幸福工程”。绝望之中，她们得到了小额信贷资助和相关技术支援；学得技能勤劳耕作后，她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有些还带动身边人共同富裕——

　　- 本报记者 程 芬 摄影报道

　　贫困之魇

　　自然灾害让口粮化作泡影，亲人住院让贫困农家雪上加霜，家有残疾令下岗女工不堪重负，昂贵学费让母亲泪水沾襟——一个“穷”字，曾经令多少母亲绝望无助？

　　90年代后的某个午后，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区茶店镇街头。一个三四岁的女孩站在零食摊子前，望着花花绿绿的饼干和糖果咽口水。妈妈有些尴尬，想拉着她尽快走开，可是女孩像脚下生根一样钉在原地不动，摊主也趁机频频向孩子发出诱惑。妈妈的眼睛红了，不由分说甚至有点粗暴地把孩子拖开了。

　　这位妈妈叫方从蓉，如今已脱贫致富。10月14日，在人民大会堂的演讲台上讲述“脱贫故事”的方妈妈一想起七八年前的“穷相”，眼睛就不由得红了，声音也哽咽起来：“不知情的人都说我心狠，甚至认为孩子不是我亲生的。其实我的心在流泪、流血。”

　　那时候的方从蓉生活在贫困的梦魇之中，夜深人静的时候，她常常搂着面黄肌瘦的女儿，听着公公婆婆因琐事而无休止的争吵，看着丈夫满脸的痛苦和无奈，不只一次萌生出离家出走的念头。

　　四川贫困农家妇女的日子不好过，新疆建设兵团下岗女工的生计更为艰难。农8师147团的侯银花说，她的丈夫在结婚两年后就患了强直性脊柱炎，腰背疼痛难忍，生活不能自理。女儿患有先天性侏儒症，25岁了身高只有1.2米。儿子正在上高中，每年几百元的学杂费书本费都是负担。

　　20多年来，侯银花一家四口两个残疾人，背负着几万元的债务，而经济来源仅靠侯银花不到百元的工资和丈夫的病退工资。她多次丧失了生活的勇气，打算结束自己的生命。但是每当她寻短见的时候，总是被对孩子的牵挂打消念头。

　　“一次，12岁的女儿仿佛看出了我的绝望，她偎依在我身边说，妈妈，咱们买几只羊吧，我可以放羊挣些钱，你也不会那么愁那么苦了！我抱着懂事的孩子泣不成声。每次悲观绝望的时候，都是孩子使我坚强地面对穷困的家。”

　　说到心酸处，侯银花泣不成声，拿着一张餐巾纸使劲地擦脸颊。台下，来自河北省赞皇县千根村的刘便芹也抬起袖子擦双眼。几年前，刘便芹一家的庄稼被洪水冲走，丈夫积劳成疾不能下地，公公摔伤了腿无法下床，女儿营养不良身染重病，有美术天赋的儿子才16岁就因家贫辍学……

　　因为贫穷，这些母亲心地都有过切肤的痛。只是为了未成年的儿女，他们不得不咬紧牙关，苦苦支撑——

　　绝处逢生

　　钱！钱！钱！孩子上学需要钱，公公婆婆生病买药需要钱，种植果树、发展家庭养殖业需要钱——“幸福工程”的小额贷款就像一场及时雨，不仅带来了丰收，还带来了一个家庭的信心与欢笑。

　　上个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已经正式开始了市场化改革。这群农村母亲似乎也被抛入了一个集体“穷而思变”却不得要领的境遇。

　　北京通州区的杨海玲是“最后一批下乡，最早一批下岗”的代表。90年代初离开幼师岗位后，她在酒店里刷过碗，在大街上卖过盒饭，最后开了一家编织社，骑着自行车一次次地把毛衣送到几十里外的商场请人代销，又一次次地遭到拒绝把毛衣背回来。后来，她用汗水和泪水打动了商家，销路渐渐打开。2004年初，杨海玲注册了北京海玲编织社，在通州区的一个镇上租下了一个厂房。但是受非典和金融风暴影响，编织市场一片低迷，产品大量积压，周转资金严重缺乏。为了让工厂维持下去，她把家里所有的钱甚至连孩子的压岁钱都拿了出来，但是产品依然滞销。

　　“我的精神一下子垮了，真有一种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感觉。命运为什么这么折磨我啊？”

　　2004年6月，当杨海玲彻底支撑不下去的时候，通州区计生协在编织社建立了幸福工程项目基地，并把6万元项目资助款送到了她的手上。有了这笔救助，更有了“幸福工程”这个金字招牌，杨海玲很快就淘到了第一桶金。有一个客户在电视上看到了报道，一下子就签了100万元的羊绒加工活。他说：“我就是冲着幸福工程的牌子来的。”

　　在贫困面前，贫困母亲都用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向命运抗争。但是，天有不测风云。一点点波折便能让这些没有雄厚资金更没有专业技能的母亲们返回到一无所有甚至债务累累的窘境。

　　四川的方从蓉和丈夫跑过长途运输、打过零工、挖过药材，但是生活依然捉襟见肘；河北的刘便芹与人合作承包了40亩荒滩钟果树，但“搞来搞去反因为频繁投资弄得家里更困难”；黑龙江省虎林市杨岗镇的牟金凤向娘家借钱买奶牛，却不懂饲养也不会搞防疫，结果花了2.5万元买来的两头奶牛不得不按肉牛价格处理，最后只得到3000元钱——

　　她们是一群经不起折腾的母亲。创业的失败把她们带到了绝望和无助的边缘。

　　但是，天无绝人之路。当刘便芹的果园难以发展、急需用钱却求助无门的时候，“幸福工程”资助了她2000元钱，村里也将她的土地承包金由7500元降到了3000元。

　　当长辈们劝牟金凤“收山”、她和爱人也在犹豫的时候，计生协将8000元“幸福工程”救助款和当地政府匹配金交给了她，还带来了技术和信息，甚至联系技术人员上门指导协调牛奶销售。

　　方从蓉也从“幸福工程”专项资金中借到1400元买来100只小兔崽搞家庭养殖，后来又陆续养羊、养猪、种果树、开办“农家乐”——贫困母亲的生活，渐渐有了转机。

　　共同富裕

　　“吃水不忘挖井人”，“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这些强调感恩的俗语，在脱贫致富的母亲身上得到了很好的发挥。

　　在10月14日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幸福工程脱贫母亲事迹报告会”上，记者发现，所有的母亲在说到贫困的过去时，忍不住泪光闪烁，但是一说到如今的幸福生活，声调就不由得提高了几分，眉眼间透露出一股发自内心的欣慰。

　　“以前的彭家穷得有名，现在的彭家富得出名。”牟金凤说，她的婆家以前是“衣食济不上、炕上没有席、五口被三床”，现在她家的奶牛已经有了11头，固定资产达到了十几万。她本人被推举为村里养牛协会的理事，成了村里的大忙人，常常帮人挑选种牛、整夜守候小牛犊的出生，借钱给村民买奶牛——几年下来，他们村的奶牛就发展到315头，成为虎林市奶牛养殖的样板村。

　　经过八年努力，方从蓉家的资产也达到了几十万。去年村委会换届选举，她参加了竞选，当上了村妇联主任。她关掉农家乐，卖掉了兔子，放弃了和丈夫一起跑运输赚钱的机会，全身心投入村委会的工作。

　　“有人说我傻，因为最初当村妇女主任每月工资才100多元，还要贴近千元请人开车跑运输。干工作还要倒贴钱，有时候还要得罪人，真不划算。但是家里人都支持我。连婆婆都说，我们家受了恩惠和帮助，现在为村里人做点事情也是应该的。”

　　在带领身边人共同富裕方面，北京杨海玲的成就最大。到目前，海玲编织社建立和带动的幸福工程项目编织点已有21个。去年一年，编织社就培训了3300人次，带动了2560名母亲弹性就业。

　　“幸福工程成就了我的两个美丽事业：一个是我热爱的编织事业，一个是幸福工程这个伟大的公益事业！”杨海玲生活在京城、思考似乎更深刻。她说：“我想告诉大家，幸福工程发展到今天，它的运作模式已不仅仅是单一的一帮一的脱贫模式，它还在发展规模生产、实现产业化上做出了大文章，是更多的贫困母亲实现了事业之梦、发展之梦。”

　　话毕，杨海玲站在人民大会堂三层小礼堂的台上，朝下面七百多位捐赠人深深鞠了一个躬。同时，下面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