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北京胡同上演“生活秀”

　　PALLAVIAIYAR(印度)／文

　　丁宁／编译

　　“咚咚咚”，不断的敲门声让我的脑子快要炸开了，我本以为把头埋在枕头中，将这噪音隔离几秒中后，它会自然消 失，然而我错了。我衣冠不整地走出卧室，睡眼惺忪地穿过庭院，打开那扇朱漆大门，看到了我的新房东许先生。

　　我俩都很吃惊地相互凝视了片刻。许先生很显然对于房客在早晨7点半还处于半梦半醒的状态大吃一惊。像多数中国 人一样，许先生此时一定已经起床差不多快3个小时了，吃过了一顿丰盛的早餐，完成了每天的晨练，并且悠闲地读完了今天 的报纸。

　　我和丈夫几个月前搬进了一个传统的中国式庭院——“四合院”。四合院能在北京的胡同中找到，胡同中杨柳成排， 这些胡同民居事实上是隐藏在城市喧嚣中的村庄。这里对于超市来说过于狭窄，只有街道小贩和称为“小卖部”的街角小店， 为居民们提供日常所需：冰糖葫芦、磨刀服务、冬天用的煤等等。

　　不请自来的房东

　　对我来说，房东在黎明时分不请自来，并不是个开始一天生活的好方式。许先生从惊异中恢复后，匆忙地走过我身旁 ，进了厨房。我跟着他，想准备问他需要什么，但他举起一只手阻止了我说话，“甭管我，”他大声说，“你一定很忙，忙你 的吧，甭管我。”

　　我用接下来一个小时专注于工作，希望按照他所指示的那样不去管他，尽管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他正在疯狂地清理我 的院子。

　　当我不能再容忍下去时，我走到许先生身旁，请求他停止工作。我告诉他过一会儿我自己来做，或等我的小时工来做 。但我的请求无异于“对牛弹琴”。

　　许先生一本正经地说：“院子必须每天早晨打扫干净。”他已经60岁了，但他非常愉快地从犄角旮旯里清理着落叶 。我轻轻地拽住扫帚，请他放下。但许先生用力抓住它，他的力道再一次掩饰了他的年龄。我更加用力地拽住扫帚，许先生仍 然坚持，最终我用上了全身的力气，夺下了扫帚，但却一屁股坐到了地上。

　　“求你了，许先生，让我自己来打扫。”我坐在地上恳求道。他失望地点点头，并礼貌地说，“如果没有别的需要我 做的，那我走了。”

　　北京胡同中最普通的“生活秀”再一次出现，只是对我而言，起床的时间太早了一点。

　　吃了吗，您？

　　在胡同中，生活是社区性的。1949年这个社会主义国家成立后，大多数属于皇家贵族和富商的四合院，都被没收 并转交给了工作单位，然后作为宿舍分配给了职工。日子一久，这些几个世纪以来都居住着贵胄的房屋，变成了破败的平房， 通常很多家庭杂居在一起，有时5个人甚至更多挤在一间屋内。

　　于是胡同家庭便趋于一种集体精神，但是这种集体性并不限于家庭以内。居民们喜欢聚集在街边，愉快地谈天说地、 打麻将或仅仅看着道路上的过往行人和车流。

　　但是为集体生活提供最多“粘合剂”的，是胡同中众多的公共厕所。很少胡同家庭有自己的卫生间，所以每隔百米一 座的公共厕所，便扮演起当地生活中的一个中心角色。在这里，居民们用一根烟的时间或倒垃圾的机会，交换着新闻并谈论时 政。

　　幸运的是，我们的新家正对着这一方便场所，所以，每次我们进出家门时，都会有身着睡衣、手持塑料桶的居民高兴 地问候我们：“吃了吗，您？”，这是标准的胡同表达形式。

　　我们成为邻里的谈资

　　将四合院重修，并以高昂的价格租给外国人，是一个新近发生的现象，大多数胡同居民很少接触外国人。

　　我来自印度，丈夫来自西班牙，所以当我们搬入胡同时，引起了可以理解的关注。我们搬家当天引来了很多看客，不 知道的还以为马戏团来了。确实有很多居民将我们视为有趣的外来动物。邻居小王第一次见面时，亲切地抓住我丈夫Julio 的胳膊，吃惊地说着“外国人”，显得异常激动。

　　我家卫生间里有一个窗户，与小卖部相邻，打麻将的人在那里聚到很晚。我第一天早晨用卫生间时，我听到了“印度 ”一词，于是我竖起耳朵，听着小卖部传来的生动对话。“噢！那她是印度人？”一个男中音问。“我想一定是。”一个女低 音回答。“但她丈夫呢，他不够黑。”又是男中音。“是，她挺黑但是他很白，一定不是一个国家的。”女低音得出结论。

　　我们夫妇俩为谈话提供了这样的谈资，这感觉不错。“永远愿为邻居服务。”我想。

　　多数日子里，我坐在屋里写稿，不时地看一看外面优雅的灰瓦屋顶和上翘的屋檐。一棵柳树的枝叶垂入庭院，石榴树 上硕果累累。街道小贩嘶哑的喊声不时传入屋内，“清洗油烟机！”他喊道，每个字都拉着长声，“我可以清洗你的油烟机。 ”“住在这里，我真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女孩。”我这样想着，又开始了自己的写作。

　　相关专题：青年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