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月500元：诗人的生活

　　[真实幕后] 每月500元：诗人的生活

　　对黄辉的采访，他反复提到四个字：生活所逼。

　　第一次见到这个年过三十的男人时，除了那凌厉的眼神，模样和普通人并无二样。甚至当他将自己的作协证件拿给记者看时，我还对其身份表示怀疑。

　　但湖南省作协很快证实了黄辉的作家身份，证实了这个提着满满一袋子诗歌的落魄男人确实是个诗人，那个在电话里主动向本报抛出“想被富婆或富姐包养”的诗人。

　　文化界的自我炒作在洪峰上街乞讨时达到了一个高潮，相较于洪峰的“为作家的尊严而乞讨”，黄辉选择的这种外人看来极其“出格”的方式是否会得到板砖或口水？

　　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促使这个在长沙打拼13年的男人有此“壮举”？

　　1993年，黄第一次从益阳南县农村来到长沙，开始自己的打拼历程。据其称，他先后在建筑工地做过小工，在稍有一点积蓄后开过一段时间杂货铺，但因经营不善再次“成为无产者”。

　　黄辉说，在过去长达十余年的文学创作里，除了曾在某报社任职的那段时间，他的最高月收入均在500元以下，这笔钱得支付房租和抚养妻儿。

　　在黄看来，妻子的离去和这种窘迫的生活不无关系：很难有个女人能忍受这样清贫的生活，在很多时候，漂亮的情诗往往比不上一件上百块的漂亮衣裳。

　　黄辉将这种窘迫的生活归之于对文学“太过专注”，其给刊物提供的诗歌，“稿费往往少得可怜”。而其生活的九成收入，则是这些微薄的稿费。

　　在旁人看来，身处壮年的黄辉可以选择别样的生活方式，以过上更好的生活。但黄给人的感觉是，或许作家、诗人的头衔使其有了相对意义上的清高：黄不屑于像普通人那样活着。

　　“诗歌贬值，生活也会贬值。”黄辉认为，这会让诗人面临一个很简单又很严肃的问题：生存问题。

　　寒冷的冬天／已找不到柴火取暖的方式／当心灵不经意侵入一丝寒颤／你是否找到了慰藉的话语／你一定祈祷／有一双手温暖你的心窝……

　　此诗作于2000年冬天。这或许是黄辉想被包养所谓灵魂深处的想法。

　　[记者手记]

　　求求你们，别扯上文化的帽子

　　“要夸奖一个女人，莫过于说她是妓女。”这是用身体写作的九丹的惊人之语。如今看来，这句话已经不足大惊小怪了。

　　那么夸奖一个男人呢？莫过于他能被人包养？

　　洪峰和想被人包养的男作家黄辉，再次脱掉了文化的最后一块遮羞布：尽管只是极个别人，但文化、作家和诗歌在生存面前的脆弱再一次展现得淋漓尽致。

　　既然洪峰屡次声明这是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利与尊严，他的“站街”不仅是即兴乞讨更是一次即兴的“示威”。尽管洪峰的“示威”是通过“示弱”完成的，他将自己打扮成一个乞丐，一个不会抱着行人大腿，但仍然在心里抱着制度大腿的乞丐。

　　即使“国学辣妹”真是白居易的后人，那么1200年之前，白居易绝对不会想到他有一位后人比他还有勇气会在孔庙里大摆Ｓ形大跳辣舞。不能断言她真不能成为“女国学”，但至少在目前，她最多是一个以“国学”之名借毫无门槛的网络炒作一把的“小辣妹”。

　　而针对“女国学”，很少有点名头的人站出来发表看法，大家似乎都在等着这个人自动消失做她的“女国学”梦去。这是一种不屑还是一种清高？

　　青年作家孙志明在刚过18岁时也曾提出过“卖身”，令人奇怪的是其甚至得到了部分圈内人士的认可。

　　可以想象，如果洪峰不是作家，黄辉不是诗人，即使面临再大生存危机，洪峰断言不会选择做乞丐，而黄辉也不会向本报抛出“想被包养”一说。

　　按照这个逻辑，作家和诗人，在洪峰和黄辉身上，仅是一顶抬高身价的帽子而已。

　　从木子美、春树、卫慧、九丹到孙志明、洪峰、女国学，再到今天的黄辉，无一不戴着“一顶抬高身价的帽子”。

　　灰尘慢慢增多，文学便会黯淡无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