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院专家称记者劝通缉犯自首是告密行为(图)

　　栏目组：这件事做得很完美

　　社科院专家：他们在“告密文化”里浸淫已久

　　警方：难道要放走通缉犯？

　　嫌犯舅舅：我外甥没被记者骗

　　央视记者：信任在我们之间来回传递

　　当面对一个有倾诉欲望的在逃嫌犯，倾听者该不该报告警方？对待“信任”，是否应该有底线？是否可以有一个通用守则来指导这种涉及犯罪的“倾诉”？

　　2006年12月20日，中央电视台《道德观察》记者王东红历时3天，劝说潜逃两年半的嫌疑人姜振东投案自首。

　　12月26日，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徐友渔在《南方都市报》发表评论，把此举说成是“背叛和出卖”。

　　王东红很委屈，认为自己已经做到法律与道德完美结合；警方很生气，认为徐友渔是在散布消极言论；徐友渔则告诉记者，他的评论已经很客气了。

　　记者采访中，“信任”这个词，被各方当事人反复提及。

　　从2006年12月18日晚上8点她接到姜振东打来第一个电话起，到12月20日中午12点姜振东向警方自首，王东红，这个30岁的女记者经历了既平静又紧张的40个小时。

　　“平静是因为他很信任我，紧张是因为怕他不信任我。”王东红说。

　　第一个电话：他直接承认自己犯过事

　　12月18日晚8点的第一个电话里，一个男人支支吾吾地有点不知所云，最后说自己“看到警车，听到警笛就很害怕”，王东红判断，他很可能“犯过事”。

　　“我直截了当地问他是不是犯过事，他很快就接着我的话，说是。”王东红说，“可能他潜意识里面已经想承认自己以前犯的错。”

　　那个男人没有再透露更多信息。王东红担心这个电话就此中断，就提出要男人留一个电话号码，但对方没有答应。她便把自己的手机号码报给了对方。没想到，不过一会儿，王东红的手机就接到了这个男人用手机打来的电话。

　　第二个电话：女记者把自己说老了5岁

　　这是王东红与姜振东的第二个电话。为了替他省点电话费，王东红把电话给他拨过去。 “他问我多大，我就反问他，他31岁，我就说‘我35岁了。’”王东红笑笑，说：“其实我30岁，但是我觉得当法制记者的，心理年龄肯定很老了，就谎报了。”

　　也许是这个原因，姜振东从此称呼王东红为“王姐”，还说王东红像他的家人一样。

　　在第二个电话里，王东红知道了姜振东在两年半前把70万元的货款用于赌博，当天晚上输掉了57万元。由于害怕，姜振东卷着剩下的13万元选择了逃跑，是警方网上通缉的犯罪嫌疑人，现在在天津一个小房子里躲着，父亲病重，想回家。

　　王东红开始劝说姜投案自首，在接下来的3个小时里，他们共通了4个电话。

　　“他当时答应好好想想，第二天给我回话，但还不知道他的姓名。”王东红说。

　　当天晚上，王东红把这件事向制片人作了汇报，得到的指示是“继续跟进”。

　　是他让我联系警方

　　第二天一早，王东红到单位后，姜振东来电话了。

　　“他在电话里说，他已经想好了，决定要自首了，他说：‘你记住，我叫姜振东，是秦皇岛阜宁县人，在唐山犯的案……’他还让我帮忙联系一下警方，问问他这个案是怎么定性的。”王东红接电话的过程中，办公室的其他人都屏息静气。

　　“他把自己的案子想得很严重，担心他自己去找警察，会害怕得说不清楚自己的意思。就提出要我陪他一起去自首，我们就先定的20日，在北京见面。”王东红说。

　　王东红便与唐山警方联系，但一直到下午，才和唐山市古冶区公安分局法制科科长肖元生联系上。警方在核实了事实后，表示会派干警到北京。

　　下午4点多，姜振东突然又给王东红打电话，说自首的事想和家人商量商量。

　　“我当时心里就一沉。要是他回家见了家人，一想，干脆过完年再去自首，那怎么办。还有一个我的私心，我定了元旦结婚，不想把这件事拖下去。”王东红说。她只好在电话里再次告诉姜，要是让家人知道了，却不自首，家人会被连累。可是姜还是没有明确答应。整个晚上，没有通电话。

　　王东红一晚上没睡着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