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友渔：倾诉不需要米兰达规则

　　倾诉不需要“米兰达规则”

　　青周：您觉得这位记者应该怎么做？

　　徐：她不应该向单位领导汇报，更不应该通知警方。我认为她应该寻找一些有能力帮她出主意的私人朋友的帮助。至少，她要感到告诉领导和警方是痛苦的，是不道德的。

　　青周：但这位记者是在值班时间接到的打到栏目组的电话，并不是私人电话，也不应该通知领导和警方吗？

　　徐：(沉默片刻)我还是坚持我的观点。就算她是在工作，但她并不是机器的零件，首先她是个人，还是应该听从道德的声音。

　　也许我的观点很极端，但我最担心的，是他们这样做会使很多潜在的逃犯，本来有倾诉的欲望和可能，现在会觉得担心被告发，只好选择继续潜逃。

　　青周：那么您觉得是否应当有一个社会上都认可的规定，来规范这种倾诉？比如说如果倾诉内容涉及犯罪，倾听者必须报告警方？如果这成为类似“米兰达规则”(“你有权保持沉默”)这样的公开守则，是不是这种担心会少？

　　徐：你说的不失为一种办法。但我觉得，不需要。正如我一开始所说的，难道这个记者脑海中没有一个规则吗？有的，就是我们中国存在已久的“告密文化”。但是这是错的。我觉得，只要凭一定的生活经验和基本的道德常识，就可以做出正确的选择，那就是珍惜对方的信任，替对方保密。

　　国人什么都跟组织说

　　青周：《道德观察》的记者说，他们认为法律是道德的底线，而您所设想的那种“无止境的劝说而不通知警方”是太理想化了。您觉得自己理想化吗？

　　徐：首先不能这样笼统地说什么是底线，法律和道德的问题法律界、哲学界到现在也没讨论清楚，里面涉及太多复杂的东西。

　　第二，如果他们说我理想化，那我只能说，他们自己在告密文化里浸淫已久，才会觉得我说的是一种可望而不可及的状态。

　　说到底，中国人就是不敢自己承担责任，总觉得把什么事情向组织说了，将来就算出了什么事也是你组织同意的。但你们没想到，一旦你把事情报告了，就控制不了后果了。

　　唐山警方力挺记者

　　对徐友渔的观点，唐山市古冶区公安分局法制科科长肖元生非常生气。“我最烦的就是这些所谓专家，他们总想说出点怪话来引起大家的注意！”肖元生说。

　　难道要放走通缉犯

　　肖元生反复提醒，姜振东涉案金额巨大，是警方已经在网上通缉的犯罪嫌疑人，不是可抓可不抓的人。

　　“我不管什么哲学什么法律，我是办事的，就只有自己朴素的爱憎。我只知道看到通缉犯就要立刻上报警方！央视记者完全可以不管这件事，换个人接姜振东的电话，可能不会反应过来他犯过事，就算知道也可能只会敷衍几句说那我们建议你到当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那姜振东就可能继续逃亡。”肖元生说。

　　持此观点者会袖手旁观

　　肖元生拒绝上网看徐友渔的评论文章，他觉得这种质疑毫无道理。“我想问问他是首先什么立场？是维护社会治安的立场？还是一个很消极的立场？照他的说法，看到大街上有人犯罪，比如说偷东西，也不能报告警方？我相信这位专家一定会袖手旁观，但他还让别人也一起袖手旁观，太可恶。”肖元生说。

　　通缉犯自首时大多有人陪

　　对姜振东选择向媒体倾诉而不直接向警方自首的做法，肖元生觉得很可以理解。

　　“凭我们的经验，一个犯过事潜逃的人，他最关心的是什么？当然是法律。他肯定总是看这类法制节目，自然他就会想到，这是一个可以帮助他的对象。而警方，其实说穿了，还是站在对立面上的，他们怕都来不及。一般来自首的，都是有家人或者朋友带着来，自己一个人来的很少。

　　“当时王东红他们还担心媒体介入会干涉审判，我就说，不会，他们带姜振东来自首，和姜振东他舅舅带他来是一样的。”肖元生说。(记者 陈万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