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还看重意义吗

　　我们似乎生活在一个越来越现实的时代。在决定是否做一件事之前，也许会有很多因素影响我们，比如：做这件事情的“性价比”、实际好处、带来什么样的机会、于名于利的收获等等。我们唯独不会想——意义。

　　甚至，我们很少去想生活与人生的意义……

　　到底什么才是意义？在功利主义泛滥的今天，我们还需要追求意义吗？如果只剩意义而没有利益元素，你会选择做一件事吗？

　　我们，还看重意义吗？

　　生活的意义仅仅是安定的工作和

　　稳定的收入吗？

　　文-杨青(在读硕士研究生)

　　一直过得混沌而盲目，从儿时到大学，我需要做的就是好好学习，当妈妈的好女儿。直到大三的暑假，才有过对人生意义的思考。那时备考GRE，枯燥、大剂量的单词和题目对我的承受力来说显然是太沉重了，在日复一日的学习中，我神经紧绷，夜不能寐，失眠导致思考，我不断地询问自己，做这件事的意义是什么？生活的意义又何在呢？

　　没有答案。使我更加苦恼的是，我意识到生命是那么的短，而死亡却是永久的。每每想到这里我的心都紧紧缩成一团，对未知世界的恐惧一阵阵袭来。我强迫自己甩甩头，赶紧丢掉这些不愉快的想法。

　　在长久以来的学习生活中，没有人告诉我什么是人生的意义，生活是为了什么，这确实是个难于回答的哲学问题，只能靠自己在书本和生活中慢慢摸索和领悟。

　　在我对意义寻找的过程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无疑是辞去公职回学校读书了。那时我已经在银行工作两年，人人都说这是个体面的好工作。可身在其中的我却常常发觉生活丧失了意义。周围大部分同事只是职高学历，关系盘根错节，午饭都常常来不及吃完，就急匆匆地赶回办公室，不过是为了多争取些打牌的时间；工作中要时时看领导的脸色行事，会一个接一个开，文件一个接一个下达，却很少有人认真听取、仔细阅读。生活没有特别的目标，我日复一日地淹没在琐碎的重复性工作中，想想自己以后的人生，看看那些老大妈同事就知道了。我想生活的意义绝不仅仅在于安定的工作和稳定的收入。一年多后的夏天，在一个桑拿天的早晨，公车上的我烦躁不安，脑子里突然有一个声音不断地催促我：考研吧，回学校读书，你不能一辈子在这里浑浑噩噩地度过。再一年后，我如愿回到学校，周围是聪明博学的老师和相对单纯的同学，我尽力读书，为掌握了新知识而高兴，对和无趣的人消磨的那两年青春心怀遗憾。

　　看上去，我似乎暂时地找到了意义。但其实我依然不时迷失在对意义的寻找中，也许，寻找意义的过程就是不断迷失的过程。最近一件让我深感疑惑的事情是这样的：近一年来，我隔周都会去郊区的农民工子弟学校支教半天。去之前，我怀着某种崇高的感情，把这件事看得神圣又光荣，以为他们单纯无知，似乎我进入他们的生活能立刻带给他们一些质的变化。开始的几个月积极投入，翻箱倒柜把我儿时喜欢读的书刊杂志都找出来带给他们，我也确实赢得了很多同学的信赖和喜爱。可这学期开学，我们20几个人的队伍只剩下两个熟识的面孔，他们都是大一学生。和比我小七八岁的大一小孩儿站在一起，恍惚有种错位感，要接受他们质询的目光：“都研二了还来支教？”是啊，在学校里，大三的学生都已经退出社团，大一才是主力。我为什么在这个时间做这件事呢？难道我真的那么清闲吗？更为重要的是，我换了一个任教班级，孩子们顽皮极了，我准备的阅读材料他们常常不能理解，而当我询问他们喜欢什么故事时，奥特曼、恐怖故事之类的回答此起彼伏。想灌输给他们一些新的东西，改变他们的阅读口味是那么艰难。当在做一件我认为有意义的事情时，结果却总不让人那么满意……

　　对意义的寻求，必定贯穿我的一生。生活可能就在读书、实践、领悟和品味中度过，对意义的求索也必将是一个否定——肯定、肯定——否定的过程。也就是在这样的寻找中，我们度过了一生，而寻找意义便是意义本身吧。

　　哪怕只剩下“意义”……

　　文-章菁菁(电视台编导)

　　“请问丁郁在吗？”

　　几年前，我在北方某城市做一家报纸的校园版编辑，收到一个要自杀的高中女生的来信，信的结尾写了她的学校和班级，当天下午，我赶到她的班级。

　　奇怪的是，这个班级并没有叫丁郁的学生，我拿着她的来信站在门口，有点不知所措。最后只好往外走，当我走到操场时，听见一个女生在后面叫我，我一回头，一个瘦高的女生对我说：我就是丁郁，那是笔名，在同学面前我不敢承认。

　　几天后，她来到我们编辑部，我们谈了两个多小时，最后我问她，好点了吗？她说：这样吧，如果几天后你收到我的来信，我在信中告诉你我的真实姓名，我就没事了，否则，我还是丁郁。

　　几天后，我打开她的来信，有点紧张地先去看落款，噢，不再是丁郁，是另一个挺好听的名字，她——好了。

　　这就是我的工作，和一些初中生高中生打交道，这个工作我一直做了五年，在这五年时间里，有一些大学同学问我：你这个工作有意思吗？你觉得有什么大出息吗？不就是个孩子头吗，你真的不想换一个？

　　不怪他们这样说，这个版面在报社并不属于新闻版面，几年下来，里面没有一个稿子可以参加新闻评奖，而且在报社里，这个版面挣钱也少，无名无利也没有什么成就，但我就是愿意做，甚至，想过做一辈子，因为——它有意义。

　　每周都收到100多封信，面对同学们成长中的各种问题，想办法为他们解决，经常做一些专题，让其他同学的成功例子说服某个有苦恼的同学，然后收到另一些有相同苦恼同学的来信，信里说：我也这么闹心着，看了你的报道，好多了。

　　这样的信让我很快乐，也忍不住很认真地想：如果一辈子做这个事，一辈子也会很充实很快乐，并且，不论其他同学取得什么样的成绩，自己也不差，在“充实快乐”这个环节上自己已经处于不败之地，就像一个诸侯，和其他诸侯一样，已经从国王那里得到一块封地，下一步，好好经营这块封地就行了。

　　一个人，一旦过上有意义的生活，总会把这个意义想得很具体，我就常想：虽然这是不大的一个报纸，但它也有10万读者，其中至少有1万多学生，那么，每天每周，居然有1万多孩子的生活与我有关！天哪，这种感觉太棒了！再细想想，我写的稿子让一个同学看完后想了一会儿，然后和家人一起轻松地吃晚饭；一个同学无意中看了我的报道，内心的结解开了，然后快乐地去打球；更重要的，许多同学对我有一份信任，一旦有了实在无法解决的心理痛苦，就写信给我，并且相信我一定会帮助他(就像我收到的很多想自杀同学的来信那样)，他们心中就不会有彻底的绝望，而这些，都与我有关，与我工作的——意义有关。

　　一个人，一旦过上有意义的生活，这个意义还会“自我膨胀”，某一天，那么自然的，我就想：这个校园版也是全国学生的小的实验田，全国其他地方的同学，他们的苦恼也是差不多的，那么也就是说，我只要尽心尽力地帮助我身边同学成长，解决他们各种各样的问题，就等于为全中国的孩子找到解决他们问题的“规律”，把这些都总结出来，我的生活不就是与全国的少年儿童有关吗？

　　偷偷地想，也许，1亿多孩子，都可能与你有关，与你工作的——意义有关。这么想时，就觉得这个工作哪里是工作啊，简直是个宝贝啊。

　　意义，对于人生来说，就是宝贝啊！

　　可惜的是，我的宝贝并没有一直跟着我，在校园版做了五年后，我到另外一个城市工作，做一个电视媒体，在这里，每天的想法很简单，就是做什么东西观众爱看，就能播出，就有工资，就有高收视率，就有更高奖金，很少去想这个选题的意义，包括它对观众到底有什么好处，刚开始还觉得挺新鲜，后来就明白实际上自己做的不是电视节目，而是“生活节目”——为自己能够好好生活而做的节目。

　　有一天收拾过去的东西，突然发现了“丁郁”的来信，一下来了兴趣，就上“百度”搜索那个女生的名字，真的找到了，网页是关于一个旅行社的，而她，已经是那个旅行社的导游，看着这个网页，我忍不住想着：几年前，一个女生要自杀，遇到我，遇到我的——工作，聊了两个小时，几年后，她成为一个导游。

　　就觉得好像有什么神奇的东西导致了这一切，而现在，这个神奇的东西与我的生活无关，它与那个校园版的工作有关，与那些有意义的报道有关。

　　真的希望，再找到那种生活，哪怕只剩下意义两个字，却满是充实与快乐……

　　个人命运和国家命运结合在一起，人生才更有意义

　　文-熊伟(北京“新启蒙”村民自治研究所所长)

　　很多朋友问过我一个问题：你不是在农村出生和成长的，你为什么这么关心农村问题？

　　我说：是农村的贫困状态触动了我，是农民的政治参与热情打动了我。

　　2001年，我还在湖北省武汉市的一家报社工作。五一长假前，湖北省潜江市著名的民选人大代表姚立法找到我，希望我能到潜江采访一次村委会选举。这就是后来被多家报刊报道过的董滩村村委会选举。为达到选举的公正，很长时间，姚立法带领农民不断到各级政府反映有关情况，向社会各界呼吁，新闻界和全国人大代表均有介入。最后，当地政府决定撤销非法产生的村委会，重新选举村委会。

　　5月1日，我乘坐长途客车，从武汉来到潜江。高速公路两旁，不断闪现的是肥沃的江汉平原上一个个宁静的村庄，大部分是砖瓦房，还有一些是楼房。这里的农民生活还不错，我想。

　　走进董滩村村民家中，我发现，大部分农民虽然住的是砖瓦房，但屋内是以砖块铺地，有的农民家中连砖都没有，是坑坑洼洼的黑土地。为何不用水泥铺地？农民的答复是没钱。

　　我问农民：你们几天吃一次肉？农民说：几天？我们一个月都难得吃一次肉，除非是有亲戚、朋友来。你看看我们养的土鸡，春节都舍不得吃，要到市场卖掉，再买洋鸡子回来过年吃。土鸡比洋鸡贵。

　　我默然。这和我在高速公路上看到的不一样。

　　第二次进村，半路下起了大雨，自行车在泥泞的土路上很快骑不动了。我们走进一户农家，借了长筒雨靴和雨具，步行进村。这次，我们受到一些人的围攻，谩骂。

　　第三次进村，仍只能步行。回程时，已快深夜12点。雨已停，满天星星。我们走在乡间的泥泞土路上，一点都不觉得累。呼吸着泥土的清新，我对姚立法说：我们生活得很有意义。姚笑着说，那是。

　　5月5日，董滩村村民企盼已久的村委会重新选举如期进行。村民很兴奋，放起了鞭炮。1000多村民聚集在选举会场，行使着他们的权利。一个老农甚至说：这是我们董滩村的第二次土改。

　　望着1000多村民兴奋、激昂、期待、怀疑的脸，我沉默了。

　　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经历如此场景，我被震撼着，我看到了力量，我看到了中华民族复兴的希望——

　　中国的希望在农村。2001年的董滩村之行，成为我人生之路的一个转折点。从此，推动村民自治，成为我人生的最重要使命。

　　2002年3月，我来到北京，成为《中国改革·农村版》的创刊元老。缺少经验的我们，多少次讨论，多少次反复，深夜一两点下班成为常事，但我当时好像根本不觉得累，我认为我干的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记得试刊号正式定版那天，我们干了一个通宵，下班时已是第二天上午8点多。阳光很好，明亮地照在我的脸上。我想起了一句话：阳光打在你的脸上，照在我的心中。

　　我的下半生应交给中国的农民，我对朋友说。

　　2002年5月，我到浙江省永康市调查前黄村村委会选举事件。调查中我发现，在于没有一套程序明确细化，可操作性较强的《村民委员会选举法》。在一些选举程序(如疑难选票的认定、村选举委员会的产生、选票的印制数量、剩余选票的处理)上容易产生纠纷，现在虽然有一部《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但其中有关村委会选举的只有6条500多字，过于简单，可操作性较差。

　　从5月到12月，我通过大量实地调查，分析村委会选举出现问题的个案，从容易出问题的细节入手，研究如何规范村委会选举的程序。几易其稿，起草了一部可操作性较强的《村民委员会选举法》(立法建议稿)第一稿，共十二章一百一十四条，两万多字。征集到31位全国人大代表的签名，作为议案寄交给全国人大常委会。

　　从2003年十届人大一次会议，到2006年十届人大四次会议，共有1000多位全国人大代表在议案上签名，分别作为议案递交大会。

　　而《村民委员会选举法》(立法建议稿)，现在已是第五稿了，浸透了我的心血。推动《村民委员会选举法》的立法进程，已成为我万死不辞的使命，任何困难都阻挡不了我前进的步伐。记得有一年“两会”期间，京城漫天大雪，我带着立法建议稿，顶着风雪去找人大代表，心中想的是：这点风雪算不了什么，雪下大点才好……

　　将个人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结合在一起，人生会更有意义。

　　这就是我的理念。

　　意义就是人生价值

　　——访

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赵敦华教授

　　采访-孙昭钺

　　记者：从哲学上说，什么是意义呢？

　　赵敦华：简单地讲，意义就是人生价值。它在不同的时候表现不同的层面。人都有终极关怀，但大多数人不是每一时刻都在想着终极关怀，眼前的需要、当前的价值是更为迫切的。但当人到了一个层次后，就会向上追求更高的一个层次。

　　记者：怎样解释人对人生价值的这种向上的追求呢？

　　赵敦华：恐怕要用人的本性来解释。人是有精神、有理想的动物。冯友兰先生讲人有四种境界：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人依次向上追求，但很多人停留在了功利境界，追求事业的成功。而一些人可以到达道德境界、天地境界。

　　记者：什么因素使人突破功利境界去追求道德境界呢？

　　赵敦华：有偶然因素。比如突然的失意会让人回想自己曾经追求的东西是否有价值。所以说挫折未必是坏事。它或许会让人发现生活中更宝贵的东西。再比如人会受到周围人的影响，还有那些保持着学习习惯的人会受到书本的影响。不过偶然中也有必然因素，即人总是在不断向上追求、探索的。

　　记者：人们在定义“自己追求的更高层次是什么”的时候，除了出于本性外，会不会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

　　赵敦华：会。文化传统、社会环境是重要的影响因素。在古代中国，人们主要受儒家、道家思想、佛教的影响。现代人则受到更多因素影响，由传统的、现代的文化，还有外来的宗教、思想等等。

　　记者：现代社会的这种多元化选择是否会让人们，特别是年轻人产生无所适从的感觉？

　　赵敦华：有这种现象。就像布里丹的驴子，当它面对左右两边两堆相同的干草时，不知去吃哪一边的草才好，结果饿死了。毕竟，对人生价值的选择是主观的，面对同等的对象，人容易产生相对主义、虚无主义。

　　记者：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因素导致了年轻人产生失去人生意义的感觉？

　　赵敦华：现在的教育有很大缺陷。人对人生价值的选择主要是在儿童时代、少年时代形成的。这也是为什么古代以及很多国家特别重视使人在小时候形成好习惯。但现在我们的教育缺了这一块。人成年后已经形成了一定程度的思维定式，又面临很多选择，就会面临困难。

　　记者：简单地讲，这个问题应该怎么解决呢？

　　赵敦华：作为个人来讲，凡事要看开些，不要太世俗、太功利，在物质上不要斤斤计较。整个社会都应该培养这种心态，而新闻媒体、教育界等各方面应该一起去营造这种社会心态。更重要的是后者，从小我们就该告诉孩子人生其实是寻找和赋予其意义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