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走后 我们失去了家

　　　　本刊记者/杜智娜

　　一个13岁的女孩，带着9岁的弟弟寄居在大姑家。她恨她的母亲，她认为是母亲的不辞而别让父亲成为杀人犯，让她和弟弟成为孤儿。母亲走后，他们便没有了家。

　　他，在儿女眼里是个慈爱的父亲，在村民眼里是个老实的农民。可是，他偏偏因为报复“不忠”的妻子走上杀人的道路。

　　他就是李广军，在半年多时间内连杀8人，2006年11月8日，被河南灵宝市警方抓获。

　　寄居大姑家

　　2006年12月21日，李广军被抓的第43天，本刊记者来到了江苏省徐州市丰县汪楼村——李广军的老家，去采访他的儿女。

　　上午8时，徐州，大雾，能见度只有十几米。

　　从徐州到丰县的路上，长途汽车在浓雾中停停走走，记者对两个孩子境况的猜测也时断时续。

　　将近11时，浓雾渐散。在汪楼村村支书梁洪升的陪同下，记者走进了李广军大姐的家。自从李广军入狱、李妻离家后，两个无依无靠的孩子就寄居在大姑李广美家。

　　朝西的大门，正对着两间东房，院子里横七竖八地拉了几根晾衣绳，挂满了衣服。

　　李广美从西屋出来，她赶忙把衣服捋到一边，将记者让进东房左侧的屋子。李广美的身后站着一个俊秀的女孩，正用陌生的眼光怯怯地看着记者。她就是李文军的大女儿李玲(化名)，这间屋子是她的。

　　屋子里的摆设很简单：四壁是已经被熏黑的墙，地上铺着地砖。一张单人床，外侧摊着被子，里侧堆着两个包袱和几件衣服。左侧是一张已经没有抽屉的破旧不堪的书桌，桌面上很凌乱。

　　隔壁就是弟弟李冰的房间，相比之下，这间屋子更是简单，除了一张没有床头的床，再没有其他家具。这张所谓的床，其实是用不同宽度的木板拼成的，用一张凉席挡住木板之间的缝隙，而凉席上只有一床褥子。被子没有叠，寥寥的几件衣服散落在床头。屋子右侧堆满了化肥、尿素，还有生火用的煤。

　　李广美家一年的纯收入只有五六百块钱，却养活着全家大大小小六口人。如今李冰已经上三年级了，每年的学杂费和书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

　　“弟弟的学校离家很远，他每天骑车上学。”李玲说，原本李冰是坐校车上下学的，一个月就是20多块钱的车费。2006年，在她的“强迫”下，弟弟学会了骑车。往返一个小时的路程决定了李冰中午只能在家呆半个小时。即使是这样，他还是回家吃午饭，这样可以节省饭费。

　　“如果遇到雨雪天，我就给他1块钱，让他在学校吃。最早他总是问我，为什么别的同学都带5块钱，而他只有1块钱。人家那是父母给的，我哪有钱！”在学校，1块钱，李冰只能买到两个馒头、两碗汤。

　　就在记者到达的前一天晚上，李冰带回一台老师让买的复读机，69元。“我今天一早就让他退了，我哪有钱给他买？”在李广美看来，这笔开支没有必要。

　　梁支书告诉记者，汪楼村属于江苏省的贫困村，村民平日里外出打工，到冬季回村种韭黄，人均年纯收入只有一千多块钱。而李广美家又是村里的贫困户，村委会有时能帮就帮一把。

　　“我恨她，因为她不要我了！”

　　李玲的屋里没有暖气，对这个家来说，那是一件

　　看到记者买来的笔和本，李玲语气失落地说：“我已经不上学了。”她用牙紧咬着上嘴唇，强忍着没让眼泪流出来。

　　2006年春节过后，即将升初中的李玲退学了。“我也想上学……”她终于控制不住眼泪，哭出声来：“老师也不想让我退学。”全班四十几个学生，李玲的成绩排在十一二名，但考虑到大姑只能供一个人上学，她放弃了。

　　李玲一直认为，她和弟弟之所以过着这样的生活，都是因为妈妈不要他们了。“我上幼儿园时，我妈走的，她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也没说去哪儿了。反正我知道，她不要我们了，我恨她！”虽然大姑很疼自己和弟弟，但李玲始终认为大姑的疼爱代替不了父母的亲情。

　　李玲对妈妈的记忆已经很模糊了，她只是看了家里仅有的一张照片才回忆起妈妈的长相。而妈妈的名字，她是在一张户口单页上看到的。“我已经把那张照片撕了，户口也找不到了。”提到妈妈，她的语气总是充满怨恨。

　　李玲说，她从来不和弟弟提起妈妈，她知道弟弟也恨妈妈。她常常在深夜听到弟弟在隔壁屋里大哭，但她从来不过问，因为她知道原因。

　　其实，李玲的妈妈偶尔会给两个孩子打电话，但两个孩子与她的通话极少超过一分钟。“我们没话和她说，有时弟弟干脆就不接她的电话，拿起来直接挂了。”李玲始终认为打电话不能替代见面。

　　2006年3月，妈妈再次打来电话，李玲告诉她自己已经退学了，妈妈提出来接她，她没有拒绝。可是当妈妈真正出现在她面前时，她并没有走。“我知道她现在接我是为了让我给她养老，我不会跟她走的。”其实，李玲没有走的真正原因是舍不得弟弟。“她没说接弟弟走，我不会丢下弟弟自己走的，我要给他做饭。”

　　“现在弟弟是我惟一的亲人了，他是我们李家的传人，我要保护他！”李玲的声音很稚嫩，语气却很坚定。

　　说起李母的那次露面，梁支书印象很深。据他所知，那次李玲很想跟妈妈一起走，她在村口的

　　李广美说，当时她在上海帮儿子看孩子，也是事后听说的此事，她不是很了解。

　　“我爸爸在哪里？”

　　李玲最喜欢爸爸，尽管她很小时就不知道爸爸去哪里了，但是2005年8月，爸爸回来了，让李玲很是兴奋。她觉得，有爸爸在，起码还算有个“家”。

　　可是，没住多久，爸爸说要走。“我哭着追爸爸，求他不要走，可他还是走了。”李玲哽咽地说。这之后，她再也没有见过爸爸。

　　“知道你爸爸现在在哪里吗？”记者试探着问。

　　起初，她只是摇摇头，但很犹豫。之后，她轻声地说：“听说他进局子(监狱)了。”

　　“我的同事见过你爸爸，他……”没等记者说完，李玲已经迫不及待地问：“他在哪里？”她的眼神很急切又很犹豫，其实她很希望听到“你爸爸没有杀人”的消息。记者没有忍心告诉她，同事是在看守所见到李广军的。

　　“你爸爸让我给你捎来几句话。”记者试图岔开话题，但李玲已经放声大哭。她已经很确定村里人关于她爸爸杀人的说法是真的。

　　其实，村里人听说李广军杀人的事也很吃惊。据李广美的邻居说，李广军是一个老实巴交的人，干活很卖力气，也很能吃苦。

　　村委会的会计告诉记者，李广军第一次因强奸罪被判刑前，他已经盖起了三间房，日子越过越好了。他和妻子的感情非常好。特别是李妻，在村里的口碑极好，虽然是外乡人，但村里人都很喜欢她。

　　梁支书说，李妻是在李广军被判刑半年后走的，走前她和村委会的人说，她要出去打工，挣钱养孩子。她走后，曾给家寄过两次钱，还给孩子寄来了衣服。

　　记者见到李玲时，她穿的那身衣服就是妈妈寄回来的，但她很不领情。“衣服是我向她要的，我说我没衣服穿了，你要是不给我买，咱们就掰。”她重复这句话时，语气很生硬。

　　“我和姐姐在一起”

　　中午11点30分，李冰放学了。李玲怕他在路上贪玩，骑车去接他，记者则站在院子里等待。此时，太阳出来了，照在人身上暖暖的。

　　他们还是比预计的时间回来晚了。原来李玲一直骑车到了学校才遇到弟弟，那时，他正装掉了的车链。

　　李冰看上去并不像一个9岁的孩子，与同龄人相比，他实在太瘦弱了。他身上的带着斑斑泥点儿的棉衣也很不合体，肥大得可以装进两个他。李广美说，那是李玲的衣服。李冰吃力地将仅比他低一头的自行车搬进院子，看见记者，他羞涩地躲开了。

　　梁支书告诉记者，李冰从小就不爱说话，即使在村里遇到熟悉的人，也是低头走开。

　　与记者手中的“大白兔”奶糖相比，李冰更喜欢记者带来的学习用品，看着装满笔的铅笔盒，他笑了。李冰的眼睛总是盯着脚尖或屋外，记者只能看到他的侧脸和已经冻裂的右耳，即便如此，他还是开始与记者简单地交流了，并时而无邪地发出“嘿嘿”的笑声。

　　谈话渐渐进入主题，当记者问起他的父母时，李冰忽地闭上了嘴，笑容也不见了。他将头转向屋外，须臾之间，眼泪已经划过脸颊，滴在棉衣上。他不再回答记者的问题，直到记者问到“你喜欢爸爸妈妈还是姐姐”时，他才张口，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姐姐。

　　片刻的停顿之后，李冰用袖口抹了抹眼泪，转身回到自己的屋子，身体抵在床沿上，深深地低着头，不再说话。这个要强的男孩，即使在流泪，也是默默的。

　　“答应阿姨，好好学习，长大后到北京读大学好吗？”记者走上前，将瘦弱的他搂在怀里。

　　他没有说话，猛吸了一下鼻子，微微地点了点头。见记者勾起小手指，他也从长长的袖子里伸出小手指，轻轻地勾了勾。

　　离别时，李广美拉着记者的手再三保证，一定会供到李冰读大学。此时，李冰正站在屋门口偷偷地目送记者，而在厨房为弟弟做饭的李玲则笑着向记者挥手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