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日赌王辛玉田的良性循环：赌博不生产财富

　　对于赌博这样一个经济涵盖繁复、道德包容芜杂的世界课题，没当成“赌博家”的辛玉田，终于回归成为一个普通人，完成了自己人生立场的朴素转换：对于社会，“赌博不生产财富”。

　　撰稿／陆幸生(记者)

　　那还是上世纪的1999年9月17日晚间，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栏目当天播出的题目，是“浪子回头”。主持人崔永元脸上浮动着大伙儿习惯的“笑像哭似的”调侃表情，询问男嘉宾辛玉田：你开始迷上赌博的时候，心里头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时年45岁刚出头的山西汉子辛玉田张口就答：我这个人吧，从来就是干一行爱一行的。

　　录制现场的观众，全体哄堂大笑。

　　屏幕上一个大特写镜头：山西省原平县公安局被群众誉为“阎王爷”的治安科长，也在开怀大笑。就是他，将当年处于疯狂赌博状态中的辛玉田“司令”，捉拿归案的。

　　2007年1月8日，我赶到大连，踏进位于西安路商业繁华地段的“大食府”，顺着长长的店堂望去，一位秃顶、上唇留着浓密胡须的中年男子，正坐在“山西辛玉田锅贴”招牌下吃饭。当年崔永元看着辛玉田的长相，实话实说地讲了一句：你可真像一个人。崔永元这句话，也道出了在场观众的共同观感，于是大家又大笑一回。崔永元说辛玉田像的那个“人”，是指蒋介石。我上前招呼：是辛玉田先生吧，怎么称呼您，是叫辛老板，还是叫辛司令？

　　辛玉田递上冠以“锅贴总公司董事长”头衔的名片，笑着回答：人家都这么叫过，习惯了，都行啊；我说，总不能再叫你赌王了，就叫你辛先生吧。

　　腰缠千元开始赌博生涯

　　山西汉子辛玉田的生日，是1955年10月1日。出生地是距离原平县城还有10公里路途的上院村。问到他上学的事情，辛玉田回答，我读到了“七年级”。我说，十年浩劫把原有教育体制都摧垮了，但形式上还是有升初中这一说的。辛玉田斩钉截铁：反正我读的就是七年级。

　　七年级毕业生辛玉田走向社会就业。他说，当初我可瘦了。我问，瘦瘦的你，能够干个什么活呢？辛玉田的回答是我没有想到的：参加“剧团”呀，也就是当年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他当演员的动机非常明确：在家当农民，一年到头卖粮，才得一回钱，干剧团“每月都开工资”。

　　如今身高1米80，显得颇壮实的辛玉田，说到自己扮演过的角色，也不由得笑出声来：那时就八个样板戏，英雄人物李玉和、杨子荣，没我的份，我演《智取威虎山》里在林子里站岗的匪兵，就一句台词：还是九爷好啊。再不，演《沙家浜》里“我还要抢人”的刁小三。还有，就是《奇袭白虎团》后来向志愿军投降的“南朝鲜匪兵乙”。这个小兵的台词要多一些：奉命去放哨，抱枪睡了觉，轰隆一声响，你们开了炮。班长炸断腿，班副炸折腰，就数我腿长，拔脚往后跑。想起军令有三条，回家我也活不了，只好跟着你们把命逃。

　　我说，都是在舞台上一晃而过的小坏蛋，连演鸠山都不够格。

　　随着1976年的社会转折，当地县“宣传队”解散，辛玉田得干点实在活了，他来到汽车修配厂当工人。技术工种车、钳、铇他都干了，最终挑选当了炊事员。我颇为诧异地问，中国话说，一技在身，走到哪儿都有饭吃，你怎么甘愿烟熏火燎地去做伙夫？辛玉田回答非常现实：那年头吃不饱，在单位食堂里干，先喂自己的肚子，“饿怕了呀”。

　　小三十的辛玉田结婚了，娶的是同属“县二轻局系统”综合厂的女工，图的是“两口子都开工资”。辛玉田乐呵呵地回忆：我结婚可风光场面了，“院戏院舞，我在剧团干过，就把那些老熟人老朋友找来，在自家院子里边演”。我说，在上海那叫堂会，是有钱人才叫得起的。

　　说话不遮不掩的辛玉田，做起事情来也有着一股子愣劲。1984年还是“个体户非常稀罕的年头”，可他两口子商量着开饭店，说停薪留职就停薪留职。在食堂干活的辛玉田，心里头自有一番算计：厂子里伙食差劲，我就租厂里的街面房子，开个小店，专卖山西人爱吃的面食，顾客就是厂子职工，肯定能红火。我说，厂子食堂里“伙食差劲”，还不都是你们这些职业炊事员干出来的。辛玉田回答：那是我一个人能干好的事么？

　　当年工厂职工的薪水，也就是每月30来元人民币。辛玉田说，我的店就叫“玉兰餐馆”，面条两毛钱一碗，“还真赚了”。

　　辛玉田从1986年开始上桌玩

　　口袋里鼓鼓的大几千人民币，把辛玉田的体温抬升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在当地人当年的眼睛里，他已是个不得了的有钱人。这个位于中国山西一小县城城乡接合部的不得了的有钱人，就此开始了“不得了”的赌博生涯。

　　“冲出山西，赌遍华北，面向全国”

　　辛玉田一赌就是9年。

　　问到辛玉田赌博的缘由，他略有迟疑，欲言又止。一会儿，他说道：

　　作为孩子，对自己的父母是非常敬重的。有些事情我从来没有说过，今天我就来给你说几件。一个是，我家五个孩子，有俩姐姐，还有一个弟弟和妹妹。我排中间。家里穷，也不分个男女，我小时候穿的，都是两个姐姐穿剩下的衣服裤子。我淘，一天父亲气极了，按住我，朝我屁股上就是一巴掌，结果裤子烂成了条条。除了在地里掏弄点收成，碗里锅里都没啥剩的。也不知有多少日子了，我的兜里存住了三分钱。现在我也忘记这三分钱是咋存下的。被我母亲发现了，死命地要我说出这三分钱是从哪儿来的。我又说不清楚。又是一顿打呀。三分钱被母亲没收了。我妈最最担心的就是，这个小三兜里的三分钱，究竟是个什么来路？咱们人穷志不穷，偷鸡摸狗的事绝不能做。

　　其实，现在想想，偷拿人家的钱，哪有只拿三分钱的？

　　我们那儿，从来就没啥娱乐，那年月没电视，也买不起收音机，就是乡里乡亲的在一起耍个钱玩。那时候麻将还没有“开放”，就是那种窄条的纸牌。我父亲是生产队小队长，耍钱地点就在我们家。数目字很小，一盘也就是一分钱的。只是，父母耍钱，他们不避我，我在一边看，也不撵我。十来岁的年纪，牌桌上的花样，我看了个底里透亮。

　　辛玉田这番从未对别人提过的往事，表达着前几十年，中国中西部县城城乡接合地区人们的生存状况。首先是物质层面的困顿，一个字：穷；其次是精神层面的原则：再穷也不能做丢人的事。只是，当面对赌博这样既立足于物质基础，更涉及到上层建筑的“复杂”事情时，此地简单生活着的人们便“糊涂”了。他们就是这么认为的，赌博耍钱是打发漫长岁月的日常游戏。也是，公家社会，地是公家的，房是公家的，人都是公家的，就兜里几分钱是自己的，就是耍钱了，就是有输赢了，事情还能“宏大”到哪里去？在辛玉田父母的概念里边，耍钱和违法，即使“与公安方面有点小冲撞”，但也无甚要紧，谁管呢，怎么管，管得着么？

　　上辈人这般度日，小孩子辛玉田也就这般“成长”。辛玉田欣逢改革开放，朴实性格中多少有点剽悍细胞的他，以能够先吃饭、吃饱饭为原则，主动上食堂，率先开饭店，在比工资要多得多的花花绿绿钞票进入口袋的时候，几多新名词也闯进他有着“七年级”文化底子的脑子里。

　　1999年的辛玉田是这样对崔永元说的，2007年对着我这个记者他也是如此表述的：

　　这年头变了，社会允许竞争了，人跟人可以进行比赛了。说到比赛，那就是用自己的强项跟人家的弱项比，没有拿自己的弱项跟人家强项比的。过去是比谁种地行，现在是比谁挣钱多。现在大力宣传科学家、艺术家什么的了，这个强项的最高标准，就是要达到“家”的水平。如今允许一部分先富起来，我也要争取先富起来呀，牌桌的花样我底里透，这耍钱我是强项呀，我干吗就不能当个赌博家呢？

　　我就决定，向着赌博家发展。

　　这番清清楚楚又混混沌沌的话，这番壮志满怀又稀里糊涂的话，注定了辛玉田头破血流的最后结局。

　　要做个赌博家，那就不是像小队长父亲那样在家里赌了，辛玉田将自己的麻将赌局，起名叫作：铁路和。辛玉田做事很有派头：我发起组织，我定地方，我出路费，“我管安全”，愿者就来，大输大赢。辛玉田既拿“场租费”，自己也赌，最“兴旺”时人数达到了四五十个，太原的、包头的都来，桌面上摆着几十万。

　　这时候，原平县城的人们，给“罪大恶极”的赌王辛玉田起了个外号：辛司令，纷纷告诫家人，绝对不要与其来往。县公安局的治安科长“阎王爷”一直要抓他，但辛司令非常狡猾，打一枪换个地方，很长时间没法将其归案。辛玉田的老婆整天泪流满面，这个被辛玉田称作最善良的女人这样说：我也没去公安局报告过。还报啥告呀，公安比我更清楚辛玉田犯下的事。再说了，我又找不着自己老公。她曾心里想，待见到他，给他碗里弄点啥东西，让他吃了死了算了；再想想，真死了人，女儿还小，这个家咋办？

　　这样的传统妇女，也没有想过，她下手把老公“整死了”，她也得“进公安”的。

　　这时候的辛玉田，正满怀激情地高呼着自己赌博事业的口号：冲出山西，赌遍华北，面向全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