颍州的孩子遭遇奥斯卡

　　-本刊记者 李宗陶 发自上海

　　2月25日，香港出生的华裔电影人杨紫烨(Ruby Yang)与她的合作伙伴、美国制片人Thomas Lennon身着黑色礼服，双双出现在奥斯卡颁奖典礼的主席台上。

　　他们的团队CAMP(预防艾滋病宣传制作项目)完成于2005年6月的作品《颍州的孩子》获得第79届奥斯卡最佳纪录短片奖。

　　2月27日，安徽阜阳市艾滋病贫困儿童救助协会的办公室里，会长张颖用方言告诉任楠楠和高俊，那个拍他们的电影得了奥斯卡奖。16岁的楠楠点点头，表示懂了；6岁的高俊愣了一下，接着玩他手里的东西；而正在读中专及初中的黄家三姐弟(片中提到的另一组人物)也已通过媒体报道知道了这个消息。

　　如果不是小金人露脸，这件事差不多快被人忘记了。张颖说，这些受艾滋病影响的孩子的生活，没有因此发生什么改变，依然在各自的轨道上运行。

　　这孩子，快不行了

　　2004年8月16日，本刊记者与清华大学景军教授、香港智行基金会杜聪先生由张颖领路、第一次找到任楠楠和高俊的住处时，情况看起来挺糟糕——

　　13岁的楠楠坐在门前的小板凳上，将头深埋在两腿之间，偶一抬头，露出焦黄的脸；一看到那个黑色药瓶，又将头埋起来。她的婶娘，已用量杯盛好了药水，在一旁哄她。这黑、白两色的瓶装药，是当时国际上治疗儿童艾滋病的一线药物，由阜艾协会联系的一位美国慈善老太定期寄来。

　　药瓶子堆满了半张破桌子，楠楠已经服用了两个多月。恶心、呕吐、头痛等副反应让她非常害怕那只“黑瓶子”，每次喝完，她都会呕吐，已经形成条件反射。

　　那个清早，聚拢在门前空场上的人(包括与楠楠同住的80岁的奶奶、监护人婶娘，一些瞧热闹的邻居)都告诉楠楠“要勇敢，别老想着恶心”。十多分钟后，婶娘趁势将药水灌进一脸苦相的女孩嘴里，若在平时，这种说服往往要花费一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

　　然而，几秒钟后，白色的液体从楠楠的嘴角溢出来。她的脸扭着，作势要哭，很快，她跑到门前的草地上默默地呕吐起来，小小的身子蜷缩在湿漉漉一片翠绿里，一下一下地抽搐。

　　楠楠的父母在90年代初都卖过血。楠楠是老幺，很受宠爱，吃奶到两三岁，由此感染了艾滋

病毒。2002年10月，父亲死于艾滋病，2个月后，母亲也跟着去了。两个健康的姐姐陆续离开了这个家，留下她和80岁的奶奶相依为命。楠楠格外想念长她三岁的二姐小花，她们在一起长大。但小花的男朋友说，“你要再跟你妹在一起，我杀了你。”每当楠楠苦着脸发呆时，奶奶就会说：“她想姐姐了。”

　　楠楠是张颖接手照顾的第一个艾滋病孩子。张颖，阜阳人，安徽大学毕业后，在北京外交学院学过3年外语。家境殷实，开过饭店，育有一子。2003年某日，张颖陪一位美国朋友去访问阜阳市的一家孤儿院，当时她初为人母。

　　视线所及，十多个智障儿童直挺挺地躺在一个大屋子里，哭，喊，无人理会。张颖想到自己的小宝贝，有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外加两个保姆伺候着，“同样是孩子啊”，她的眼泪就下来了。

　　她决定全职投入另一项事业：创办阜阳市艾滋病贫困儿童救助协会。跑审批时，她得到了阜阳分管副市长杜长平的支持。2003年12月，审批通过，资金由当地企业捐助，阜阳范围内的患艾滋病儿童由此进入她的视野。据保守估计，当地受艾滋病影响的儿童有数百名，患病的有几十个。

　　2003年腊月廿七，张颖带着楠楠坐上了开往北京的列车，“一定要带她去看大夫，否则挨不过春节”。她们找到了北京地坛医院的赵红心大夫。经过一段时间的住院治疗，楠楠的病情有所稳定，但她的肺部布满阴影，这是肺结核的前兆，也是她不断咳嗽的原因。

　　从那时起，楠楠每月能得到救助协会400元的生活费，由婶娘代管；还能穿上张颖买的粉红色裤子和凉鞋，甚至吃上M＆M花生豆。当我夸她：“粉红的楠楠真好看。”她难得地笑了。

　　W镇T庄，一幢七成新的两层楼房空空荡荡，3岁半的男孩高俊赤脚站在堂屋的水泥地上，苍蝇在他的额头上长时间歇脚。他斜着眼看人，充满敌意。他的身旁，精神病间歇性发作的奶奶坐在木板搭的床上，面对来人毫无表情，忽然歪张大嘴打了一个长长的哈欠。大门口那头会哼哼的猪，以及偶尔来串门的邻居的鸡和狗，是高俊平日里可以玩耍的伙伴。

　　高俊一出生，就感染了艾滋病，他的脸上、四肢、后背布满了红色的疱疹。景军教授说，很可能是由于营养不良所致。

　　从16-26岁，高俊的父亲一直没有停止过卖血。2004年初，他死于艾滋病，当年26岁。高俊的母亲是四川人，她与高俊父亲没有办理过结婚登记手续。高俊的大伯说，几个月前，小俊妈跑了，走的时候腿就杯口那么细。因为四川娘家没有得到任何音讯，大伯断定：“这个人(小俊妈)现在肯定不存在了。”

　　大伯住在距离小俊家几分钟路程的地方。他6岁的女儿不能跟表弟一起玩，否则村里所有的孩子都会远离她。大伯的妻子即将临盆，尽管也懂得了艾滋病传染途径的知识，但她还是害怕丈夫跟侄儿在一起，村里人，也一样。

　　此行，记者写成稿件《阜阳艾滋儿童调查》，发表后接到一位读者来电，表示想帮助阜阳受艾滋病影响的儿童，记者将他引荐给张颖。楠楠、高俊的生活在继续——楠楠的二姐小花已到谈婚论嫁的阶段；高俊的疯奶奶年底死了，叔伯都不肯收养他。

　　那就拍吧

　　2005年2月，杨紫烨和她的丈夫任国光带着摄制组在这些村庄里访问、拍摄，依然由张颖领路。此前的12月，杨、张已在北京见过面，杨的拍摄构想初步形成；而一个叫米子的自由拍片人和一个叫曲戈的摄影师所拍摄的前期素材带，杨紫烨已经看过。

　　张颖说，当时米子跟她说，要宣传阜艾协会的工作，让更多的人来帮助这些孩子，而且通过她信赖的介绍人，她想：“那就拍吧。”

　　“是的，Ruby只来过一次。”张颖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她无意卷入片子得奖后的一些也许被媒体放大的利益纷争。回忆当初整个拍摄过程，她证实了两点：

　　一.片中出现艾滋病患儿的正面肖像，当初都是经过监护人同意并签字的。

　　二.陆陆续续拍完了，人也就散了，至于剪辑成什么样子，她与孩子们都不知道，只拿到过一个5分钟的片花。

　　“这部片子里还是有很多积极向上的东西，让更多的人知道有这样一些孩子存在。”张颖又说，在创办最初的04、05年，她的协会和救助工作,没有因为这些拍摄得到过直接的帮助，孩子们的境况也有波折，但总是一天天好起来。片子得奖后，来找她的记者很多，反而多出些麻烦。

　　片子6月如果在国内公映，会给楠楠、高俊和黄家三姐弟带来影响吗？

　　“那倒不会，周围的人都已经知道他们的病，而且他们也通过媒体宣传得到过许多好心人的帮助。”张颖说。

　　楠楠和高俊都上过央视的节目，高俊还跟彭丽媛一起出场演唱过《爱你的人》，这个到2005年才开口说话的男孩，现在惟一会唱的就是这支歌；他俩也去香港参加过活动，像许多公开身份的成人感染者一样，他们已经适应了自己的角色。

　　楠楠的心态很好，她明显比三年前胖了，脸色也红润了许多。她跟同学相处得很好，尤其是经过阜艾协会到校宣讲和夏令营活动，双方都知道如何避免传染。“楠楠已经是大姑娘了，她知道怎样才不会伤害到别人。”张颖说。

　　如片中记录，高俊曾经被一对感染者夫妇认养过，但他病得厉害，不得不一年未满就离开那个家庭。片子留了一个光明的尾巴，他开口说话了，虽然是向着另一个孩子说：“我打你。”继而对着镜头说：“我要拍死你。”片尾，是高俊在泥路上踽踽独行。

　　“他现在身体好多了，疱疹都褪了，大肚皮(腹水)也下去了，就是太调皮。”张颖说。

　　现在收养他的是另一个村庄的一户人家，跟60多岁的爷爷奶奶一起生活，每月能享受阜艾协会400元的生活费。这户人家的两个儿子也因为艾滋病先后离开人世，留下四个小孩跟老人过活，高俊跟他们一起打打闹闹，倒也快活。但他时常要掐人，大人关照“身上有血不要碰别的孩子”,他也不太理解，他不懂得保护身边的人。

　　受歧视的境遇缓解之后，张颖很为高俊的教育犯愁。一方面，她想为他物色一个更好的监护人，可以既养又教他；另一方面，上学的事也基本说定，等他再懂事些就送进学校。

　　吃艾滋病饭的人？

　　记者分别给杨紫烨和Thomas发去邮件联系采访。二人因为得奖应酬繁多，暂时无暇顾及国内媒体。但获奖当天，Thomas曾给国内朋友发邮说，已有人捐助1万美金给这些“颍州的孩子”。

　　清华大学景军教授告诉本刊记者，所谓的署名之争其实毫无意义：从策划构思、筹集资金、后期剪辑，Ruby都是毫无争议的导演，至于具体拍摄时委派谁去执行，在很多剧组都有形式多样的合作；但参与者应该有署名。记者查到，在影片“编剧”一栏，署有米子的名字。

　　在2006加拿大多伦多世界艾滋病大会前的记者培训项目中，《颍州的孩子》(当时叫《颍州之血》)在放映后曾引发争议：关于张颖这样的代言人、以及拍摄者是否有“吃艾滋病饭”的嫌疑。

　　一个自称该片拍摄者的网友对一位在博客上发文质疑的资深记者这样回应：

　　“……真的像您所说，您也去采访过他们，还做到了平等的交流，甚至还有更感人的，东西在哪里？请举例。代言人必须要有，张颖是，编导是，她们多少改变了他们的命运和生活。”

　　而制片人Thomas在2006年7月接受《华盛顿邮报》记者采访时，讲述了在中国拍摄这类题材纪录片的难度，他说：“如果我们没有做出一些贡献，想在中国开拍是不可能的。不然，这片子只是一种伪善。”

　　不过，当时他指的是，这个团队拍摄了姚明和魔术师约翰逊的公益宣传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