篮球女孩钱红艳的新生活

　　-本报记者　陈璐　2007年4月，回到云南陆良县马街镇10多天了，尽管身边走来走去的都是忙着去田里干活的大人，红艳还是让妈妈给自己穿上了漂亮的花裙子，搭配假肢上的红鞋。两年来，只要她这么走在路上，大家都会笑着对她说：“艳艳，真好看啊。”

　　2007年4月10日，云南陆良县马街镇。

　　一只草黄色的蜻蜓轻轻地飞过来，停到她的手指旁，又飘到了下巴、额头、耳角；春天的阳光很刺眼，她眯起眼睛，眼珠跟着它转着；蜻蜓起飞向前，拄着双拐的她迟疑了片刻，迈着细步小心翼翼地跟了上去……走了几十步，她有些冒汗，停了下来，静静看着蜻蜓飞向了远方。

　　有生以来，这是11岁的钱红艳第一次追赶蜻蜓。

　　2000年10月，一场意外的车祸，4岁的小红艳从骨盆以下被完全截肢。爷爷捡回一只破篮球，用剪刀把篮球剪开一圈，将红艳的半截身体包在里面，爸爸又为她做了一副木把手。从此，她用双手拄着木把手，开始了用篮球行走的生活——人们称她为“篮球女孩”。

　　2005年5月，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北京博爱医院的专家为她设计装配了几乎以假乱真的双侧髋关节假肢。当她穿着花裙子和白球鞋，拄着双拐，出现在云南昆明机场的那一刻，迎接她的人无不发出由衷的感叹。(见本报2005年5月12日的相关报道)

　　两年后，因为成长的需要，红艳再次回到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北京博爱医院，安装上了将身高从1.27米增加为1.38米的假肢。

　　长大

　　“我想和伙伴们一起跳房子。”“我想和伙伴们一起搭着肩去上学。”

　　“我想和伙伴们一起去树林里摘桑叶喂家里的蚕宝宝吃。”

　　……出事以后，红艳的口头禅就成了“我想……”爸爸钱礼明每听到女儿说出这两个字，心就像被针戳了一下，“她说得最多的时候是在戴着篮球走路的那几年。一个人站在门口，望着远方自言自语。后来只要她讲，我和她妈妈就装作没有听到，哎，其实心里觉得多对不起孩子啊。两年前从北京回来后，她变化挺大的，说‘我想’的次数越来越少了。”

　　红艳的家不大，堂屋里仅有一张小木桌和电视柜。红艳的房间在堂屋的左边，她曾深深依赖的那半只篮球静静地躺在床旁。

　　“这只篮球已经没用了。”钱礼明看着篮球说，“现在，红艳基本上都是戴假肢。但她偶尔还是会用一下(篮球)，因为假肢有点磨皮肤。特别是夏天，孩子皮肤比较嫩，会被磨出一个一个的小疙瘩，她妈妈就用针把疙瘩挑破，把脓血挤出来。”

　　这时候，红艳总是静静地躺着，无声地看着屋顶，没有眼泪。

　　“这孩子特别能忍。”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北京博爱医院的骨科专家王安庆医生告诉记者，“假肢是根据红艳的体形设计的，以高分子树脂为材料；假肢接受腔(用来承托身体)选用了轻型钛合金材料；至于髋关节和膝关节，则使用耐磨损的铝合金材料，并带有先进的手控锁定装置。这一整套东西足有4公斤重。红艳刚戴上的时候才9岁，她习惯了用两手拄着木把手、戴着半只篮球走路，残缺的身体要承受那么大的重量，困难极了。一开始，她根本找不到重心，不是往前摔就是朝后仰。每迈出一步，她都要使出全身的力气。我们要求她每天做45分钟的系统训练和5个小时的步行辅助训练，就像培训刚入伍的新兵一样。但我们没有见她哭过，闹过。”

　　红艳如此懂事，倒让所有的大人很担心。

　　“听她父母讲，孩子从出事以后就变得比较沉默，不爱与别人交流，这是自卑感在作祟。这样年纪的孩子，心态健康比身体健康更为重要。于是，我们在对她进行身体训练的同时，也用各种方法让她敞开心扉。我们把她当成自己家的小孩，给她买漂亮的衣服，给她讲故事，陪她看书说话，带她出去游览北京城。她第一次装假肢时，在北京待了4个月，到后来就能常见到她的笑容了。”王安庆医生开心地说。

　　从北京回到云南老家，周围的人也感受到了红艳的变化。“以前如果没人帮助，她上不了厕所，有时我和她妈不在，她就只能憋着。现在红艳能自己用坐便器。”钱礼明说，“以前由于少运动，她的消化系统很脆弱，经常便秘。而现在每顿饭吃得多了，脸色也越来越红润了。她的朋友也越来越多，有的时候她们到家里来作客，有时红艳出去和她们玩。”

　　2007年2月，王安庆医生再次看到红艳，觉得非常欣慰，“我们一直没有忘记她，这次让她来北京，就是重新为她设计制作更合体的假肢。我们站在医院门口，第一眼见到她，很高兴。这个小丫头，长大了，长胖了，人更可爱了。测量后发现，她的身体长高了6厘米，原来的假肢接受腔明显小了。一见面，她对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王伯伯，你要让我的个子再高些啊，我长大啦。’”

　　学习

　　与邻居家高高的门槛相比，红艳家的门槛都被斜坡代替了，红艳坐在轮椅上就能进家门。红艳的学校——陆良县马街镇庄上小学特意将红艳所在班级二楼的教室挪到了一楼，还将一楼楼道改造成了斜坡，班主任资红英说：“为的就是方便红艳。”

　　“人家都说有失必有得啊，我家红艳虽然经历了那么痛苦的打击，但也遇到了很多好心人。”钱礼明非常激动，声音颤抖了起来，“从两年前装假肢开始，我们的机票、治疗费等等，都是免费的(全部费用由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与有关部门赞助，并选定国内在假肢安装和截肢综合康复方面享有盛誉的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北京博爱医院为红艳进行康复治疗)。这次去北京换假肢，医院也没有收我们的费用。学校免去了红艳的学费，不过每个学期仍然要交300多元的杂费和书费。红艳伤后身体羸弱，几乎月月感冒发烧，再加上治疗因重伤而产生的各种并发症，每年都要花上三四千元，每个月用于杀菌消炎的药费就有一两百元。我们以养蚕为生，一个人年收入不到2000元，是社会上很多好心人的慷慨解囊，才让红艳的学费和生活费基本有了保障。通过咱们报纸，我要谢谢他们。”

　　红艳也晓得知恩图报。“我要好好学习，用好成绩来报答这些好心人。”电话那头的红艳，声音还很幼稚，但语气已经有着一份与年龄不符的成熟。

　　“红艳曾是我特别关注的学生，现在我再也不用为她担心了。”资红英说，“第一次看到她，真是很吃惊。她几乎不说话，就是别人问她，她也不说。我遇到过不少内向的孩子，但像红艳这样的，我还没见过。”

　　时间长了，资红英了解到红艳内心的想法。“其实她很想与大家交流，想和大家一起玩。”资红英说，“有一次，大家都在外面玩，教室里只有我和她，我看她时不时看看窗外嬉笑的同学，焦急地在凳子上转来转去。”有了这个发现，资红英鼓励同学们多与红艳交流，自己也经常和红艳说说话。现在，红艳与同学们相处融洽，有了很多好朋友。

　　在资红英眼里，红艳这个学期最大的变化就是学习有了进步。资红英所教的语文课，红艳的成绩在班上从原来的30名左右上升到了前5名，课堂上还积极发言，有时造出的句子能让老师眼前一亮，“我给她的学期评语是：视野比其他孩子开阔。”

　　“在红艳家的墙上，挂着许多奖状，其中的一张上面写着‘学习进步奖’。”母爱之桥北京文化中心的工作人员刘远告诉记者，“去年年底，我们曾经去云南探望过红艳。当我们出现在学校时，孩子们兴奋地凑到我们身边闹个不停。我们见到了坐在第一排的红艳，与周围兴奋的孩子相比，她显得很镇定，看了看我们，便继续埋头写作业。”

　　刘远还告诉我们这样一个动人的细节：“因为学校没有坐便器，红艳上厕所仍需同学的帮助。班上几个身体壮实的女生给我们演示了背红艳上厕所的情景：一个女生背上红艳，旁边有一个女生随时护驾，还有一个女生紧随其后，手里抱的是红艳约4公斤重的假肢。我们问班上的女生谁背过红艳，每个人，包括一些瘦弱的女生，都齐刷刷地举起手。”

　　理想

　　红艳家的后面是一排老旧的红砖楼房，旁边低矮的平房门前挂着天蓝色的牌子——公共浴室，红艳从来没有去过那里，每次洗澡都是在家里的卫生间。

　　记者问红艳：你的理想是什么？她想了很久，想起她刚换假肢回来上四年级的时候，一次在思想品德课上，老师问：“你们的理想是什么？”全班同学一个一个地站起来回答。轮到红艳回答的时候，她轻声地说：“去公共浴室洗澡。”

　　“我的同桌，班长刘嘉伟当时就张大了嘴巴，我还记得他当时的样子，非常好玩。”红艳“扑哧”笑了出来，“当然，现在已经不是这个(理想)了，我现在的理想是希望自己吃得更多一点。”

　　钱礼明告诉了记者这个理想的来源。

　　2月去北京换假肢的时候，他们原本不需要到3月份才回到云南的。因为这中间，红艳患上了急性阑尾炎。“一天，我从外面回医院，见红艳没有下床，一个劲捂着肚子，疼得汗珠直冒，经过诊断是急性阑尾炎，只得把她转到外科实行手术。红艳遭遇过那么大的车祸，本来身体就很虚，这个手术说大也大，说小也小。刚开完刀那会儿，孩子脸上没有什么血色，没有什么力气，更别提戴上假肢下床走动了。”

　　有半个月时间，红艳只能呆在病床上。病床的另一面是楼道，红艳经常听到各种声音，老人咳嗽着上楼的声音，病人家属说话的声音，医院里广播放的疗养用的音乐，孩子打闹着跑上楼的声音……有时候，学生从她房门前走过，她能看见他们的校服，藏蓝色的海魂衫样式，像电视上水兵的衣服，很好看。

　　但红艳始终高兴不起来，不爱吃东西，身体复原得慢。

　　“医生们也很着急，这样下去，红艳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安装新的假肢。因为即便装上了，还需要一段时间的调整和适应。”钱礼明说，“正好那段时间赶上了春节，又恰逢红艳的生日。那天傍晚，很多医生、护士，还有病人，都来为红艳过生日，还专门为她准备了生日

蛋糕。唱完生日歌，让红艳许愿的时候，孩子抬起头，问王安庆医生说：‘王伯伯，我为什么会得阑尾炎？’王医生笑了笑，告诉红艳：‘因为你没有好好吃饭啊，这样就不能让肚子里的器官正常运动起来。你一定要吃得多一点，否则身体就恢复不好，你就不能装上新的假肢，也不能去天安门啦。’”

　　听完这番话，红艳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之后，她每顿都吃得饱饱的，身体也慢慢恢复了起来，医院很快为她安装了新的假肢，她又能开心地走路了。因此，也就有了“希望自己吃得更多一点”的理想。

　　“至于她以后要做什么，我们没有想过，到时候她自己做主。”钱礼明一字一句地说，“以前我们就担心她如何上学。起码现在，红艳已经适应了新的假肢，每天去学校的4趟路，除了天气不好坐轮椅外，基本上她都是拄着双拐。从家到学校，我们要6分钟，她拄双拐也就10多分钟。”

　　“爱走路，还是喜欢坐轮椅？”记者问。

　　“爱走路！”红艳非常坚定地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