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潘毅

　　本刊记者 赵灵敏

　　对于坐在办公室里的所谓“白领”而言，打工妹是一个遥远、陌生、与己无关的群体。虽然人们会条件反射地把她们和低工资、加班、血汗工厂等联系起来，但对她们的真实生活状况和喜怒哀乐，终究不甚了了。

　　但在十几年前，还是大学生的潘毅就深入深圳的一家电子厂，和几百名打工妹同吃同住了半年多。2005年，以这些经历为基础写就的《中国女工——新兴打工阶级的呼唤》一书击败了来自世界各地的 80 个对手，获社会学界权威的Wright Mills奖，已是香港科技大学副教授的潘毅也因此成为1964年该奖设立以来第一位获奖的亚洲学者。

　　《南风窗》(以下简称《南》)：请您谈谈做“打工妹”的经历。

　　潘毅(以下简称潘)：在1990年代初，劳工问题还没有引起人们普遍的关注。1993年，港资深圳致丽工厂发生大火，我当时在读硕士，经常参与一些社会活动，就和香港的一些关心此事的大学生和社会人士一起去看望受伤的女工，女工们的悲剧深深打动了我，我希望能通过自身的经历，把中国劳工命运这一历史问题呈现出来。

　　1990年代，珠三角80%的工厂都是港资的，找一间工厂并不难。1995年11月，通过家里的朋友介绍，我以做研究为名成了深圳一家港资电子厂的全职工人，这家工厂主要制造汽车导航仪，有500多人，八成左右是女工。我和其他7名女工住在同一间宿舍，和她们一起起居作息。刚开始，管理人员对我的照顾让工人们对我很有戒心，一两个月的相处后，她们对我产生了信任，开始用带着浓重地方口音的普通话和我交谈。

　　那里的一切和我想象的一样：无休止地加班，低工资，条件很差的宿舍……但又更复杂更微妙。很多时候，打工妹被描绘成有待救助的弱势群体，但事实上，她们绝不是任资本摆布的驯服的身体，而是机灵和反叛的主体。她们懂得在权力和纪律的夹缝中时而公开、时而隐蔽地展开反叛行动，有时甚至将现有的规则和纪律体系打破。

　　《南》： 在您8个月的打工妹生涯中，碰到过女工们的集体反抗行动吗？

　　潘： 事实上，很多女工是从自己家或夫家偷偷跑出来的，完全没有得到家人的同意。她们中的大多数在离开农村前就很清楚地知道，她们将在血汗工厂里每天工作12小时，老板对她们不会仁慈，但她们还是愿意出来看看世界，享受一下结婚前的这段“自由”时光。这本身就是对农村生活和父权社会的反叛。

　　有一次，锡焊室的管工告诉我：女孩子们不高兴的时候，她们就会慢悠悠地把零件装好，再慢悠悠地传给下一个女孩，慢得简直像乌龟一样，如果你催她们快一点，她们就会故意出错，害得你重新返工，有时干脆装病。我在工厂工作时，曾观察到一场围绕收音机展开的斗争：一天晚上，在没有提前通知的情况下，车间里的收音机突然被关掉了，工人开始发牢骚，几乎所有人都同时放慢了工作节奏，流水线停了下来，工人们开始悠闲地说笑。组长们被叫去开会，9点钟，工人准时下班。第二天晚上，收音机照常播放，生产线也恢复了。

　　这个例子说明，女工们采取集体行动，有时并不是出于经济原因，而是文化生活的需要。听收音机，不仅为女工们漫长而辛苦的工作提供娱乐，而且让她们在规章制度的重重压迫下，依然能够自由地幻想，关掉收音机是对她们权利和私生活的侵犯，在这一点上，她们是不妥协的

　　《南》：同样作为劳动者，女工和男工的境遇有何不同？

　　潘： 除了职业的挤压之外，女工还面临一些特殊的问题：

性骚扰，被玩弄和抛弃，缺乏自我保护的能力；受教育程度普通偏低，在工厂里，管理者和技术工人一般是男人，而女工多在生产线上；女工的年龄和已婚比例均低于外出打工的男性，因为企业招工倾向于未婚者，而女性一旦结婚生了孩子，外出流动的机会就减少得多；但不回去结婚，又担心以后没人照顾。到了24岁左右，女工们往往必须在继续打工和回去嫁人之间作出选择，而一旦选择结婚，通常意味着她们从此告别了城市生活。

　　在我接触的女工之中，她们没一个真正拥有农耕的知识，不晓得什么月份该种些什么，根本没有这方面的能力与经验。这些女工拥有农民的身份，但缺乏农民的经验；而内心的自我身份认同是工厂女工。在如此特殊的境况下，她们心中充满大量的焦虑感。她们既不愿意重回农村去，认为那儿没有前途及生活苦闷；但奈何城市中并没有可支援她们、让她们留下来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