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痴”阿罗

　　晚上临睡觉前，阿罗常让女儿做这样几件事：用脚轻轻踢他一下，然后他显得很知足的样子，闭上眼睛，然而这并不够，他要做死不瞑目状，让女儿边哭边说：爸爸你不能死啊，你的邮票还没要回来啊；这些也还不够，他还要求给抓几个“妖怪”来，陪伴他睡觉。等女儿作势捏个“妖怪”放在身边，他才能最终安静下来。

　　女儿费了很大劲才知道，在阿罗的语境里，妖怪其实就是女人的意思——抓来的这个“妖怪”，名气越大，长得越漂亮，阿罗便睡得越踏实。这使他忘却了所有烦扰，进入或许惟有他所能理解的那个世界。

　　阿罗，一度以诚信闻名的集邮家，一个机智幽默、见多识广的体面人，在患了一种常人很难觉察的精神疾病之后，不仅失去了尊严，也失去了他珍爱的邮票。

　　诚信人物

　　阿罗名叫罗遇时，今年已82岁。退休前是上海市鲁迅公园邮局营业员。阿罗大户人家出身，曾祖父曾是江浙两省道台。

　　阿罗少年即爱好集邮，那时这是有钱人的爱好。他平生攒下若干珍贵邮票。其中有晚清时发行的著名“红印花”。略通集邮知识的人皆知道“红印花”的分量。总共8种“红印花”邮票，阿罗说他一度曾收集到6种。跟不少集邮家一样，“交朋友、长见识”是他集邮的目的。在他因邮票结交的朋友当中，包括作家夏衍等不少上海滩名流。

　　1949年之后，集邮对阿罗显得奢侈，他不得不开始动用自己的工资，有时甚至节衣缩食，以换得一张自己喜欢的邮票。而出于经济原因出售邮票，阿罗平生只有过两例，皆属迫不得已。一次是在其父去世时，当时罗家已经败落，无钱买棺木，阿罗卖了一张慈禧祝寿邮票。紧接着是在他结婚之时，由于无钱购买家具，又卖了张毛泽东头像邮票。

　　在上海集邮圈，阿罗素以大方和诚信闻名。他急人所急，对于朋友所需、自己余出的邮票，尽管他清楚地知道价值(阿罗曾任集邮公司的邮票定价顾问)，但他每每或是无偿相赠，或仅是面值出售。他所持有的20版800枚“猴”票，有许多便是这样送人了。作为新中国发行的第一种生肖邮票，猴票后来大幅升值，一张可售得数万元。

　　上海集邮界知名人士傅湘洲与阿罗有数十年故交。他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形容阿罗：

　　罗遇时、×××、×××三位，都是我集邮生命中值得一提再提的诚信人物。罗遇时是笔者关系最密切的邮友和同事，对于他的为人，我最了解，虽然近年来由于他个人健康方面的原因，心理发生较大变化，致使邮界对他的评论负面多于正面，但这不会也不能影响他当年留在邮界的正面形象。这里我不再重复提他与我之间长达六十多年的浓厚私谊，单只再提一提他在“文革”结束、领回抄家物资的几天之后，即急不可待地约我了清一笔时隔二十多年的旧账这回事，他是与我存有同类未了账务者中惟一一位这样做的人。惟一其别人做不到、不愿做的事，他做了，才真显出了他人格不凡的一面。

　　十多年前的一个晚上，阿罗在翻看邮票时入睡，醒来一看，发现有小偷光顾，偷走了他的一件毛料中山装。他发现邮票安然无恙，大喜不已，骂小偷不识货。

　　失窃之后，他寝食难安，生怕下次有“识货”的小偷光顾，最后想出个主意，将两本他所珍爱的邮票连同他祖上传下的几幅书画，存到了银行的保险箱里，为此还要交一笔不菲的保管费。书画中包括一幅元代赵孟頫的《兰亭序》，在阿罗放入保险箱前，曾邀他的朋友、上海市书法家协会委员徐家荣看过。在他看来，若经鉴定属真迹，当属书法极品，价值何止百万。“他告诉我，以后再想看就得去银行了。”

　　阿罗之变

　　阿罗幽默风趣。这个特点，似乎在他患病之后仍旧保留。妻子秦本林与阿罗同岁，皆属虎。有人出于客套问起阿罗年龄时，他曾这样作答：××岁，属虎，然后话锋一转，主动加上一句：家里还有一只“母”的。对方闻罢一愣，继而哈哈大笑。

　　只有秦本林知道，这时的阿罗，虽然表面仍“风趣”依旧，但分明已经不是原来的罗遇时了。

　　阿罗的变化发生在文革抄家之后。那一年，秦本林学校的造反派来到罗家“抄家”，阿罗的母亲为此归咎于秦本林。而阿罗夹在中间，每每很是作难。秦本林回忆，大概就是那个时候，曾经风流倜傥的阿罗不见了，他开始变得沉默寡言，衣冠不整，甚至连脸也不愿洗。这一度让秦本林困惑不已，以前，她的阿罗可是连理发都要挑名牌店的啊……

　　阿罗的脾气也怪起来。秦本林印象中，那时阿罗曾有两次摔杯子的举动，一次是在一次搬家时，另一次则在儿子结婚时。这样无来由的粗鲁举动，发生在一贯儒雅的阿罗身上，让秦本林大感意外。时隔三十余年，她仍印象深刻。

　　秦本林不只一次地试图说服阿罗讲究卫生注意形象，然而没用，阿罗嘴上答应，却一直未见改正。秦本林渐渐失望，那次抄家之后，罗家住房紧张，秦本林便以此为由，带着一双儿女回到娘家，留下阿罗照顾卧床的母亲。如今回想起来，秦本林承认当时有逃避心理——对那时阿罗的变化，秦本林起初觉得怪，后来便怕起来。

　　1974年，阿罗母亲去世。在秦本林看来，这是阿罗遭受的又一次打击。阿罗一直将母亲的骨灰盒放在床头，一放就是二十多年。直到后来拆迁，才由女儿罗易取走葬下。兄妹四人当中，阿罗是最受母亲宠爱的一个。

　　他的行为愈加怪异，经常彻夜不眠，由先前的不修边幅变成蓬头垢面，还留起了长指甲，常在家中藏一些脏东西，女儿罗易有一次在鞋子中发现了大便。家人曾试图帮阿罗收拾，结果每次都要为此与其争吵，久而久之，也就任他去了。在邻居们眼中，阿罗成了一个古怪的孤老头。

　　姐姐罗纹绮对弟弟一直放心不下，时常过来帮其料理，每每看到屋内的景象，她都心情沉重。有一次她去，屋里关着灯，打开门，开了灯，却发现阿罗正躺在床上，一个人泪流满面。

　　然而这些家人无法向人诉说。相反在外人面前，还要竭力维持阿罗的体面。每当亲戚家一些非参加不可的活动，秦本林都要强行给阿罗从头到脚拾掇一遍，方能出门见人。还好，阿罗在亲戚面前未见失态。事实上，只要跟他接触时间不长，大部分人还是会认为这个老头是个正常人。

　　一直到2002年，在出了那件“大事”之后，2003年阿罗进了精神病院，被明确诊断患有精神病，亲人才恍然大悟。

　　阿罗被诊断为“情感性精神障碍(躁狂相)”。在后来的司法鉴定报告中，他的症状被描述为“兴奋话多、夸夸其谈，称自己很有钱，存折上是天文数字，喜欢接触异性、对异性行为举动轻浮……”

　　而阿罗多年的邻居们，并不懂这些医学上的专业用语，他们只是根据自己的“恶劣”印象，将阿罗称作“花痴”。

　　轻浮“花痴”

　　2002年动迁前，阿罗住在上海市自忠路239弄53号一栋二层老房子里，这条里弄通常被称为“天河里”。虽然5年过去了，但提起阿罗，阿国仍不禁皱起眉头：“跟他做邻居我们算是倒了八辈子霉了！”

　　阿罗生性清高，少跟邻居往来，阿国是为数不多的进过他房间的人。他生活如此不堪，又少人照顾，阿国免不了替他担心。平时若久不见他出来，便要敲门试探一下，以验证这位高邻是否还活着。

　　在阿国印象中，从未见阿罗倒过垃圾，也从未见他用过水龙头洗涮。阿罗曾同时养过5只猫，结果很快招来了蚊子、跳蚤，邻居们叫苦不已。最让邻居们无法容忍的，是阿罗的“道德败坏”。

　　记不清从何时起，邻居们发现，经常有年轻女人从阿罗处出入，这些女人不知来自何处，更不知与阿罗什么关系。叫化子一样的阿罗，凭什么招来那么多女人？“后来我们明白，原来是因为他有邮票。”阿国说。

　　对“生活腐化”的阿罗，阿国曾有的怜悯渐渐演变成厌恶和憎恨，他甚至还有次帮别人报警“捉奸”的经历：一天晚上，一个男子找到阿国，说他的老婆被阿罗拐来，正在房间做坏事，他要闯进去，为了防意外，让阿国帮忙打110报警。阿罗因为涉嫌嫖娼被拘留了一晚。事后，他的家人们一度怀疑，那其实是对方为阿罗所设的一个“局”，目的仍是为了他的邮票。

　　邻居阿翠是惟一能体谅阿罗的人，她搞不懂这个清高的老头子为什么做出这些糊涂事，却隐约地感觉到，或者是出了什么问题？属于爷爷辈的阿罗，有一次竟然对阿翠的女儿动手动脚——他装出不经意的样子，去摸她的屁股。她的哥哥冲出来要打，被阿翠拦下了。

　　阿罗的最后一个女人，也是他交往时间最为长久的一个，是一名胡姓女子，她比阿罗将近小了50岁。根据日后警方的调查，两人相识于一家早餐店，阿罗提出要帮其买汤，之后希望胡某能到他家坐一会。他拿出500元，仅仅要求对方陪他聊会天。之后，两人经常来往，按胡某的说法，阿罗对外，称她是自己的过房孙女。

　　曾有邻居提醒过秦本林，要她注意阿罗的“生活作风”，可她对此从未当回事，因为只有她知道，早在文革期间，阿罗便患上了阳痿，他早已经没有男人的功能。

　　一直到2002年7月，房子动迁之前，女儿罗易方从动迁组知道，父亲已经委托一个女人插手动迁事宜。然而一切已经来不及，7月26日，罗易接到邻居阿国打来的告急电话：不好了，房子要拆了，你父亲被弄走了……

　　等罗家母女赶到老房子，发现天河里早已人去楼空，房间里乱七八糟，散落着一地邮票……

　　半真半假

　　阿罗的前同事、陪同前往的曹师傅后来这样回忆当时找到阿罗的情景：在胡某处，阿罗光脚穿一双皮鞋，恰似一个街头的流浪汉。问他：你怎么来这里。他答道：她(胡姓女子)是妖怪，我是孙悟空……

　　曹师傅在单位从事退休职工管理工作，他们每年都要定期对退休职工进行家访，以了解生活状况。先前负责家访阿罗的是一位女同志，她因为“害怕”要求换人。等曹师傅和另一位朱姓女同志接手后，才明白她为什么“害怕”。阿罗对常去探望的朱同志非常满意。罗易说，他将她的照片压在桌子上，吃饭的时候，经常一边吃，一边不忘给照片上的朱的嘴巴里放几粒米，嘴里念念有词：朱××，我喜欢你，给你吃……

　　将阿罗从胡某处“救”出之后，罗家渐渐发现，噩梦才刚刚开始：

　　阿罗的工资卡、医保卡不见了。后发现全部交给了胡某，2002年1月12日到17日短短5天，全年的医保个人账户几乎全部刷完。此外，天河里老房子里所有的家具都被搬到了胡某处。

　　最让罗家担心的事也被证实。罗易去银行查看阿罗12年前租用的那个银行保险箱时，发现里面早已空空如也。事后证实，里面的两幅字画和两本邮票，全被胡某取走。

　　罗家很快报了案，可是警方在调查时，发现胡某持有一张阿罗所写的字条，上面说，“所有财产归胡某所有”。而正是这张纸条，成为日后所有麻烦的症结。

　　似乎觉得事情还不够麻烦，已经被接回妻子家中的阿罗，又做了件令家人瞠目结舌的事。由于至今仍不清楚的原因，在被警方问讯之后，阿罗竟然又跟胡某见了一次面，他写了第二张纸条，明确表示保险箱内物品归胡某所有。

　　在得知阿罗写了这张纸条之后，秦本林禁不住痛哭一场。

　　阿罗后来说，是胡某拿着他的手在纸条上按了手印。

　　而也就是在此期间，阿罗的种种怪异表现，终于引起了家人重视。他在家里公然说些不堪入耳的话，甚至声称要跟儿媳妇“爬灰”。2003年10月，阿罗被送到了精神病院，结果被明确诊断为“情感性精神障碍(躁狂相)”。

　　罗家负担不起治疗费用，没多久阿罗就出院了，阿罗对精神病院照顾他的小护士念念不忘。那个护士帮他剪过指甲，如今已经长得很长，他却不去剪。“问他为什么不剪，他说是为挠痒痒，其实我后来知道，他是想留长了让那个小护士给他剪。”罗易说。

　　如上所述，病人阿罗常表现出他狡黠的一面。当他忍不住想摸照顾他的保姆时，会一边拍对方的屁股，口里一边说：帮你拍拍马屁。当保姆不在，而他又会“犯病”的时候，会偷偷去摸电视上那些穿着暴露的女明星，如果不幸被女儿当场抓住，他会借口说“想擦擦电视上的灰”。

　　“不三不四，半真半假”，一位以前的同事曾这样形容晚年的阿罗。

　　官司悖论

　　因为有阿罗所写纸条的缘故，警方没有立案，认为属于民事纠纷，让罗家自己去打官司。

　　法院委托司法部司法鉴定中心对阿罗做了司法精神鉴定。结论与先前的诊断一致，阿罗患有“情感性精神障碍”。属于限定民事行为能力范畴。

　　然而，“限定民事行为能力”是否说明阿罗写的那张字条无效，鉴定报告却没有明确说明。阿罗的病成为庭审辩论的焦点。阿罗律师庭上说：他(阿罗)有时候清醒，有时不清醒，是“花痴”，他看到女人就会不正常，其他情况基本正常。对方则反击说：你(指原告律师)也是女人，是不是他见到你时也不正常？那怎么知道他跟你讲的是真的？原告律师则一时无法作答，精神疾病对这位律师而言，同样是一个新课题。

　　再者，保险箱里究竟装的是什么，价值如何，如何认定？原告律师承认，这些只有阿罗方能说清。可是，罗家为此又不得不面对一个悖论：如果强调阿罗有精神病，以证明阿罗所写的那张字条无效，他关于保险箱里所放物品的描述又是否可信？

　　而胡某在法庭上却抛出一个让罗家大吃一惊的说法：她将东西以1.5万元价格卖掉了。罗易称，法官后来曾对她表示，由于法庭自始至终未见到保险箱内物品，无法评估其价值，因此即便作出对罗家有利判决，恐怕也只能判赔1.5万元。但这恐怕远远无法弥补罗家的实际损失。

　　罗易和律师经过权衡，最终只能无奈撤诉。重新找到警方，申请立案。然而警方最终仍决定不予立案。罗易称，即便是看到司法鉴定报告，警察对阿罗患精神病仍将信将疑，因为多次问讯，阿罗均神态自若，对答切题，并未表现出他们印象中的精神病人的样子。

　　之后，罗家又向检察院提出申诉，结果被驳回。检察机关一位接待人员对罗易称，他们咨询过警方，认为阿罗并不太像一个精神病人。罗易一时情急脱口而出：你们找一位女检察官到我家，我包吃包住一个月，看他究竟有没有病？！

　　然而不论罗易是否承认，就法律程序而言，她已经几乎走到了尽头。

　　在秦本林的老宅也被拆迁之后，阿罗跟妻子女儿租了一处约二十余平方米的房子，阿罗独居朝阳的一间。专职照顾他的罗易，每天晚上要踢他一下，哭上几声，并给他抓几个“妖怪”。看着父亲在惬意中睡着的样子，想起自己当年曾埋怨过他不负责任，想起家人怕因他的病而蒙羞，罗易有时禁不住潸然泪下，“我总想起他那时受的苦”。

　　而白天的时候，阿罗有时会说，他想回天河里看看，他还有很多东西放在那里，包括他的邮票。

　　他不知道如今这栋楼早已被一座摩天大厦代替。而邻居说，在被拆迁之后的废墟上，还经常发现前来“寻宝”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