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援包伟民

　　现在以理工科模式来规范文科，是一种通病，也是一种误区。

　　撰稿／吴中杰

　　我与包伟民教授并不认识，只是从《新民周刊》今年第14期上看到关于他抗议浙江大学要硕士生、博士生导师交“助研经费”的不合理规定，而声明拒招研究生的报道，才知道他的名字。包伟民教授所遇到的，并非个别现象，它有一定的代表性，所以值得一议。

　　上世纪90年代，复旦大学就有过要文科导师缴钱的动议，消息传来，群情哗然。我当即表示：如果要文科教师出钱来培养研究生的规定成立，那么我就立即停招研究生，现有的博士生也一概交给校长去安排，因为我没有理工科教师那么多的项目经费，我的微薄工资是要用来养家糊口的。大概由于反对的意见太多，后来此议并未实行，我也就继续招博士生，一直到退休。

　　这种不合文科具体情况，不利于文科发展的意见之所以会出现，甚至作为新的规定来实行，是由于理工科领导文科的结果。现在许多大学的校长，乃至教务长、教务主任、研究生院院长，以理工科教授为多，他们对教育问题缺乏全面的研究，把片面的经验当作普遍规律，常常按着自己的习惯思路，用理工科的工作方式来规范文科。要文科研究生导师缴“助研经费”即是一例。但文科的情况与理工科是大不相同的，即以“助研经费”而论，在理工科，自有它的合理性，因为在实验室里，研究生大都要做导师的助手，而导师的项目经费又较多，分一点出来给助手，是应该的，实际上也是一种劳务费。但文科的导师是指导研究生进行独立研究的，研究生不是导师的工作助手，而且，导师们的研究经费也很少，有些则简直没有，要他们缴纳“助研经费”就很不合理了。

　　理工科思维模式对文科的渗透，远不止此。时下习惯于将研究项目叫做某某工程，项目工程是应用科学的操作方式，它需要有一个为首的人来统一指挥，自有其必要性，否则，群龙无首，工作难以进行；但创造性的研究工作，却不能按工程的方式来操作，连研究题目都不应由上面规定，它是研究者从现实生活和学科发展趋向中捕捉到的，经过长期沉潜的研究，才能有所突破。若要服从某些人的指挥，别人怎么发挥创造性？所以文科教师历来各自为政，独立研究，就是这个道理。其实理科一些理论性的研究工作，也是如此。但我们总喜欢以长官意志来指挥一切，而长官们又总是以自己狭隘的经验来行事。比如，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风行以“大兵团作战”的方式来搞科研，这是因为高校和研究机构的领导大都来自部队之故，他们用的是兵家之法；到得八九十年代，则用做工程的方式来搞科研，这是由于理工科学者当了领导人之故。

　　包伟民教授提到的

浙江大学对研究生的另一条规定，也与理工科模式有关。这条规定说：“人文社科类学科博士生，有1篇与学位论文有关的学术论文在SSCI、AHCI收录的刊物上发表(含录用)；或在校人事部规定的一级刊物上至少发表(含录用)1篇与学位论文有关的学术论文。”

　　类似的规定，也是各校都有，只是具体的说法略有不同而已。比如，

复旦研究生院的规定，不叫“一级刊物”，而叫“权威期刊”和“核心期刊”，但实际意思是一样的。在我退休之前，有一次校学位委员会开会，杨福家教授提出，文科的学术论文也应该像理科的论文一样，要进入SCI系统——也许就是浙大规定中所说的SSCI，这些事，恕我不大明白——以取得世界公认。我提出反对意见道：“文科的情况与理科不一样，理科的科研成果没有意识形态性，易于取得世界公认。现在以理工科模式来规范文科，是一种通病，也是一种误区。比如，权威期刊、核心期刊的规定，就是从理工科套过来的。对文科说来，文章的好坏，历来不取决于发表的刊物的大小。鲁迅有两篇文章：《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和《上海文艺之一瞥》，前者说古，后者论今，都是经典论著。这样高水平的文章，我是写不出来的，料想诸位也未必能写得出来。但是前一篇发表在广州《国民日报》上，后一篇发表在《文艺新闻》上。《文艺新闻》是一张小报，《国民日报》也不是什么重要报刊，可见文章的价值不在于发表在什么地方。我们的意见也应该改一改了。“这意见得到许多文科学位委员的赞同，但一付诸表决，还是失败了，因为在学位委员会里，还是理科的委员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