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毛孩于震寰：因为特殊形象11岁开始走穴

　　于震寰一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注定与众不同：他全身96%的地方都长满了毛，他的命运也因这身毛而改变。表面上，于震寰走的路跟别人没什么不同，但在他内心深处，却经历着常人所不能体验到的东西。这种体验，才让他能像一个正常人一样去生活。

　　◎王小峰

　　于震寰现在住在北京通州。每天坐地铁、公交车，路上，总有人会打量他。采访时，我们在一个餐厅靠窗处，窗外来往的人路过，脸都会像转动的风扇一样，盯着于震寰——因为他在这个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而于震寰从小就在这样的目光中成长起来，对旁人的这种目光早就没有了知觉。

　　前些天，于震寰看到了一则新闻：一位甘肃残疾人运动员想报名参加残奥会比赛，结果错过了报名时间，便在北京沿街乞讨，用没有手的胳膊写字画画，赚点生活费，希望能找到机会继续参加残奥会。这事对于震寰触动很大，他从这位残疾人身上看到了自己:坚持、不放弃，所以他决定资助这个运动员，帮助他完成一个梦想。他说:“我支持他，希望他能参加残奥会，这是他的理想。他有本事，在甘肃省拿过短跑冠军，他有实力在残奥会上展示自己。基于这个可能性，我决定帮助他，让他很好地留在北京继续找各种途径参加残奥会。”

　　跟很多人不一样的是，于震寰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命运格外关注，即便他今天已经成了明星，但对弱势群体的关注并没有改变。

　　三联生活周刊:你说童年是很快乐的，可能小时候意识不到自己跟别人的差别，你跟别人在一起玩，他们怎么看你？

　　于震寰:大家都很快乐，他们不会说什么，孩子都是天真无邪的。

　　三联生活周刊:父母对你有没有担心？

　　于震寰:他们担心我出门会不会遭人欺负，担心长大走向社会之后怎么办，怎么养活自己，今后能不能娶到老婆，这些他们一直很担心。

　　三联生活周刊:别人说你什么对你有没有影响？

　　于震寰:大一点的孩子欺负我，回到家里告诉父母，他们会说不要在乎。我小时候不太在意，比如当时谁说了一句难听的话，我确实很在意，但是两三分钟之后我就忘了。所以我的外形并没有影响到我童年的经历。

　　三联生活周刊:随着懂事，童年的阴影或自卑感就会出现，你从什么时候意识到这些的？

　　于震寰:10岁以后吧，不是因为什么事情让我意识到这些，而是随着年龄增长，身体变化。小时候身上是茸毛，小孩不懂事，不知道这些东西，大了以后，懂得思考，思考自己的今后，看着镜子当中的自己，发现毛越来越粗，越来越密，身体和年龄的变化开始影响我的性格，我的心情。

　　三联生活周刊:性格发生什么变化？父母又是怎么帮助你的？

　　于震寰:开始变得内向，少言寡语，自卑。父母在我出生后就想到了我的一生，所以他们积极代理我的一些事情，比如有人找我演出，都跟我父母谈，无论赚钱不赚钱都去，就是为了今后给我找个出路，包括拍电影、演出。父母在做这些决定的时候就是在为我操心，替我找一条适合自己的路。我11岁就开始“走穴”，因为我特殊的形象。

　　三联生活周刊:父母是做什么的？

　　于震寰:父母是农民，我很小的时候，国家关注，政府给我父亲安排了一个在粮库的工作，后来我父亲也随着改革开放下海经商，那份工作就不做了。

　　三联生活周刊:父母对你有什么影响？

　　于震寰:我们的家庭相对来说是比较乐观的，家庭氛围比较好，使我在外形逐渐发生变化、性格逐渐抑郁的情况下没有崩溃掉，虽然有时也吵也闹也有压抑的时候，但大多数时候还是比较轻松，这对我影响很大。我觉得家庭对我影响最大的就是他们支持我的工作。想当年，我中学还差3个月就毕业了，家里开会让我做决定，是继续念书还是选择唱歌？我决定唱歌，然后我们举家搬到沈阳，他们为了我今后的发展在所不惜。如果父母说你别去了，别拼了，这辈子就算了，就没有我现在的状况了。

　　三联生活周刊:上学的时候怎么跟同学相处？

　　于震寰:其实跟同学相处一直都很融洽，大家也很喜欢我。后来有变化都是我自身造成的，我开始不愿意凑热闹扎堆，开始把自己孤立起来，开始自卑，不认可自己的外貌，我觉得自己长得很丑陋。

　　三联生活周刊:最糟糕的时候什么样？

　　于震寰:青春期的男孩都比较叛逆，由于我青春期的时候环境发生变化，17岁以后我选择到沈阳学唱歌，就远离了同学、老师、邻居。在沈阳我每天见到的人除了一个声乐老师就是家里人，这就让我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中，除了自卑、内向，又多了暴躁。我小时候是比较温顺懂事的，17岁后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这种暴躁在言行上都体现出来。家里的条件也越来越艰苦，那时候没有经济收入，我也没有演出，父亲也没有工作，只能吃老本。在沈阳四五年换了5个地方，住着每个月150元最便宜的房子。4个人住在几平方米的房子里，春夏秋冬就这样过，冬天很冷，夏天很热，很不方便。家里经济状况越来越吃紧，我的压力也越来越大。家人是为我来到沈阳的，而我却看不到希望。我天天学，连演出也没有，钱也赚不到，没有一个可以倾诉的对象，没有释放压力的方式，也不逛街。除了每周去老师家里，其余时间都把自己关在家里。一个青春期的孩子，应该有同学朋友，应该去玩的，但这些都远离了我。这不可避免会让我崩溃，可能家人一句话我听着不顺耳就会发火。屋漏偏逢连夜雨。在经济压力越来越大、看不到未来的时候，我的鼻子上长了肿瘤，家人疏忽，我也大意，以为是青春痘，就耽误了治疗。我做歌手，外形是我的特色，但是鼻子上长了瘤，这种情况下，我一丝希望都没有了，我把吉他都摔了。我住在一个学校旁边，学校里的人以为我是流氓。一个女孩进学校看到我的样子害怕，吓得往家跑，她父母以为我耍流氓，跑出来把我毒打一顿。我没有反抗。我哭了，那也是我最后一次哭。2004年我在北京做了3次手术，之前我就是带着满鼻子的瘤去演出赚钱。那阶段是我人生最低谷时候，现在想想也是命运在考验我，也是我作为一个特殊的人走在这个社会中想要闯荡、想要发展事业必然要经历的一段心理历练过程。我比较幸运，我从低谷中走出来了。我骨子里有不妥协的东西，不然不会坚持下来。

　　三联生活周刊:从什么时候开始不妥协的？

　　于震寰:我觉得是血液里的，天生的。可能小时候这种因素没有显现出来，遭遇挫折的时候显现出来了。所以我不愿意媒体称呼我是“毛孩”，我是一个男人，是条汉子，我是金刚，我拥有和电影里的那个猩猩一样的遭遇，也和它一样自信、乐观、不服输，同时还有一份深情。我后来之所以叫自己金刚，就是因为看到电影里的猩猩，它的精神状态、遭遇，跟我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