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音的时代特征 窃听与偷听

　　文/王璇

　　乱世出英雄，冷战出间谍。

　　《窃听风暴》那个时代的东德，1800万人口有20万在干间谍。敏感的政治氛围让所有人都在屏住呼吸，每一秒 都有可能成为千钧一发的时刻。窃听变得司空见惯，人们甚至懒得去反抗。城市的各个角落里，无数条窃听线在秘密地运作， 维斯勒们在耳机那头劳碌。而当柏林墙被推倒之后，编号HGW/XX7再次出现在镜头中，此时他是柏林街头一个不起眼的 环卫工人，每天行走在大街小巷听到路人的谈话，但他再也不需要戴上耳机记录了。

　　窃听当道的时代，窃听工具丰富到令人发指的程度。美国甚至为女特务设计出了伪装成乳头的窃听器，而几十年后仿 真乳头出现在电视剧《SexandCity》里，不过调情的成人用品。享乐至上，娱乐至死，窃听的新闻已经不那么让人 兴奋了，除非它够好笑——比如，美国培养出有窃听功能的跳蚤，间谍机构训练出一只会窃听的猫刚出门就被车压死了。

　　编号HGW/XX7们的退休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放心地大嚼隐私，相反这是一个全民偷听的时代，你所说的每一句 话都可能被好事者发布到网上成为人们的谈资。美国人弗里德曼建立了一个“偷听纽约”网站，专门记录纽约市各色人等的谈 话瞬间。创始人的初衷是：“如果我们有一对敏感的耳朵，就可能从偷听来的只言片语中，感觉到一些极富魅力的生活和崭新 的时代特征，这是我们这座城市的独特风貌。”偶然听来的段子就好像LOMO相机拍摄的照片，随手记录，毫无技术含量， 但效果却出人意料地有趣。《纽约时报》评价这个网站“盛产空洞无意义、愚蠢至极的内容”，但它依然保持着每个月超过4 00万的访问量。在娱乐面前，高尚和智慧都失去了追随者。人们在乎的只是趣味，就算低级趣味也是趣味。

　　受到弗里德曼的启发，中国的网民办出了自己的“偷听纽约”：北京、上海、长沙、大连，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八卦 ，每段八卦都有自己的听众。我的一个朋友最近兴致勃勃地描述他在北京地铁里听来的一段三角恋关系，他形容这是一个贪心 姑娘和两个傻逼小伙子未完待续的故事。类似这样八卦的内容和够狠的评语在偷听纽约的网站上也很受欢迎，弗雷德曼说：“ 那些言语粗俗的内容更能吸引人们的目光，网站真是封寄给纽约的情书。”

　　全城竖起了千万只耳朵，有的等着找乐，有的等着发财，有的等着篡位，也有的时刻准备着捉奸在床。台湾的电子厂 商为在家的太太们研究出一款装有监听芯片的手机，专门用来防止她们的老公在大陆包二奶。即使台商们关机，太太们在海峡 对岸也能监听到手机周围的一切对话。这种正在普及的科技不免让人感到心寒，技术可以让我们听到真话，但却无法帮助我们 得到真心。每个时代都有各自的钩心斗角、尔虞我诈，选择真心话还是大冒险是一个永恒的命题，而有时真心话本身就是最大 的冒险。

　　2006年4个青年外国人在中国做了一场“声音艺术”的展览，他们想表达的是日常的生活值得我们用心倾听(注 意，是倾听不是偷听)，我们需要对声音投入细腻的人文关怀。这心态有点类似在数码之后，人们对传统单反相机的回归和追 捧。很多年前的某一期《快乐大本营》，尚未年老色衰的李湘让小朋友们用“声音”这个词造句，其中一个孩子说：“我想听 花开的声音。”如果有朝一日科学家开发出这种功能的窃听器，那将是多么浪漫的技术。我们会因在经历过窃听和偷听之后， 进入人文主义的倾听时代。

　　把艺术品送到中国去

　　艺术的国家营销

　　文/孙琳琳

　　歌德学院中国区总院长阿克曼承认：“很多德国人甚至没听说过南京。”同时，德国人也不满于中国只关心“普鲁士 与老俾斯麦”，“中国人不了解现在的德国。”

　　世界被拉扯成一块，国家就是最大的品牌。无论中国是西方人眼中的“飞地”还是“圣地”，反正这种彼此不了解激 发了西方的表现欲促成了对中国的大规模国家营销。2004年4月，《新周刊》曾总结过国家营销的17种策略。其中，艺 术的杀伤力被形容为低调与无形的，“一个雕塑、一张画甚至是摄影作品”，产生的作用都是“征服”级的。

　　不管你是否知道美国、英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有什么文化特色，反正安迪?沃霍尔、威廉?特纳、乔治?巴塞 利兹、达?芬奇与依夫鲁，艺术家们总在那里。

　　“国宝级”与官方营销

　　在美国艺术300年的展览现场，来自古根海姆的精美画框本身就堪称艺术品；而“英国与世界”珍品展则坐落在紫 禁城的午门之上，镜面天花倒映出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辉煌时代；意大利人在中华世纪坛给你看美貌又悍然的美杜莎；从提香 到哥雅，西班牙计划把普拉多美术馆搬到中国国家美术馆。

　　国宝级艺术是一个国家的看家宝，也是现成的荣耀。它们不是传奇式的，而是真正的传奇；他们不是神话般的，而是 如假包换的神话。歌德学院中国区总院长阿克曼说：“我们愿意向中国人展示他们感兴趣的东西”，而意大利驻华使馆文化参 赞魏博教授则介绍，“2006中国意大利年”期间，意大利将中国人最感兴趣的“历史的”意大利带到了中国。

　　阿克曼有个困扰，中国跟世界其他地方的不同在于，“大规模的文化交流仍需要官方的资助和支持。”意大利大使馆 文化处的苏欣欣告诉《新周刊》：“很多活动并不是我们主办的，但是我们更便于与中国政府打交道。比如过海关等细节上， 如果由大使馆出面，则手续相对会容易一些。”

　　在这一点上，各国的驻华机构更像是进行国家艺术营销的“公关公司”，他们的负责人通常对中国有着很深的了解， 中文流利。比如西班牙的塞万提斯学院、德国的歌德学院，都是由政府资助的独立的非盈利性文化机构，他们的经费主要由本 国外交部提供，也有部分来自企业和各类基金会。

　　而在这些机构背后，则有来自本国艺术领域的强大支持。“德累斯顿美术馆、柏林美术馆、慕尼黑美术馆等对我们都 有帮助”，歌德学院的工作人员这样说。阿克曼甚至提到一个“德国俱乐部”，“当然这并不是一个真正的机构，而是指德国 文化艺术界中的那么一群权力人物。”他们对中国感兴趣，愿意和中国交流，歌德学院希望通过他们把在中国的展览和博物馆 、美术馆管理人才的培训结合起来。

　　“在西方国家，官方的作用已经不是特别重要，我希望中国很快也能发展到这一步。”阿克曼恳切地说。

　　未来先锋的国家属性

　　2006年1月，《新周刊》曾在《创意立国》中预言：“自主创新”将是国家营销由量变到质变的重要一步。正如 魏博教授所说的那样：“介绍我们国家的当代文化和古老文化同等重要。”

　　英国当代艺术的“余震”由广州扩散到北京；西班牙艺术家依夫鲁带着自己“精神分裂的创新世界”从上海巡回至北 京；美国西部当代艺术计划从北京游牧到乌鲁木齐；加拿大艺术家在798艺术区3818库造了一个彩色梦世界；意大利艺 库则展示了当代意大利人的自信与困惑；至于“ArtFutura”西班牙未来艺术节，则将最虚拟的新媒体生活方式传递 给中国。

　　官方语境之下的当代艺术推介在先锋之中占了少数，比如德国艺术家贡特尔“致北京的信”、德国当代美术大展、依 夫鲁、300％西班牙设计……这些是另一个级别的“国宝”，当国家成为艺术推手，他们看起来不那么商业化。

　　而更多的人选择了非官方路径，这是因为商业化路径更为宽畅便捷。非国家级别的艺术展览，可以容纳更多类型的艺 术门类和更多层级的艺术家，其资金来源也更加灵活多样。由姚谦策展的Soka’sView”东南亚当代艺术展、上海云 峰画苑举办的缅甸现代艺术展，向中国观众展示了世界当代艺术的不同侧面。

　　虽然如此，未来先锋们往往非常强调自己的国家身份，“国际性”的“泛艺术家”名头常使他们不快。国界是一个权 利括号，在括号之中，艺术家各有其个性甚至反骨，而在括号之外，所有的个性都被加上了国家定语。“ArtFutura ”西班牙未来艺术节是属于西班牙的、“艺库”是意大利的，而加拿大艺术家最看重加拿大式的“公众创造性和多元化”。

　　从某种意义上说，非官方方式避免了艺术被“错误”地解读。而事实上，当代艺术已经不再是国家意识形态和民族主 义的宣传品，公认价值的传播以及再传播提供的是进一步增值的可能性。

　　世界爱中国

　　西班牙艺术家依夫鲁说：“当西班牙政府问我想去哪里举办个展，我毫不犹豫的选择了亚洲，选择了中国。”在他的 作品里，“珠江国货”的

　　在来到中国的世界级艺术家简历里，常常可以见到如下几个关键词：卡塞尔文献展、法国蓬皮杜艺术中心、纽约古根 海姆美术馆。遗憾的是，在中国，你找不到这样一个机构可以给予艺术家通关文牒或荣耀认证。阿克曼批评说：“中国没有一 个像古根海姆那样的美术馆，在那里展出就可以得到承认。”

　　但是古根海姆把自己的艺术品搬到了中国展出。。古根海姆或其他知名艺术机构的目的当然不是得到中国的认证，中 国的“乱局”才是吸引它们的地方——它们更希望能把自己的认证标准普及到中国。

　　如果说艺术的国家营销带给中国好处，则它试图把西方国家成型的艺术运作模式也带到中国。“有钱就可以展出，这 是个很大的错误。”阿克曼毫不客气批评中国当代艺术，“国家应该给美术馆更多的物质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