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原：一株水莽草

　　不安定分子田原，是行走在影像、文字和音乐边缘的异类。5月，她出版了自己的第二部小说《双生水莽》，拍完了荷兰导演执导的新片《迷乐上海》。5月19日，田原来沪签售新书，本报记者对她进行了专访。

　　文/刘莉芳 整理/于晓苏

　　见到田原的时候，她正在摆弄影迷送的礼物。其中有一把塑料斑马折扇，是影迷做的，扣合田原的第一本小说《斑马森林》；还有一个铜风铃，形状是条鱼，《双生水莽》的叙述方式就像鱼，游得舒展顺畅，却没有目的；还有一只魔方，八面都是田原的照片，田原拿在手上玩，一边聊，一边转几下。

　　每个人都是一株水莽草

　　水莽草，没有人见过，那是《聊斋》中的一则故事，如果误食了水莽草，会成为寄居草中的幽灵，处于阴阳之间，不能超生，只能等待下一个误食的人把他换出来。这样没有希望也没有绝望的草，却是田原想见的。高中时第一次读到水莽草的故事，她笑了，原来自己就是一株水莽草。“那时看不到希望，上课、考试都是被强加的，仿佛有人把我硬拽到水下，被卡在中间。水莽草其实是一种特别状态的写照，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被夹在中间的感觉。”

　　后来，因为出唱片，田原移居北京，再也不用每天5点半起床，坐同一班公共汽车；再也不用把耳机藏在袖子里，买塑料袋装的热干面当早餐；再也不用坐在花坛边吃晚饭。她开始不亦乐乎的新生活，认识新朋友，但仍有被卡在中间的感觉，只是和之前是不同的，仿佛是朵干枯的水莽草。于是，田原开始写作自己的第二本小说《双生水莽》，记录这段被卡在中间的“水莽日子”。

　　《双生水莽》写了一年多，讲了一个拒绝长大的故事：主人公程言和陈克彼此相爱，却走不到一起，“喜欢一个人，你会在他身上看到自己，而他也会在你身上看到自己，这样的两个人是永远不可能在一起的，相生又相克，很悲。”

　　女孩程言的书里总夹着一朵枯萎的水莽草。很多人以为程言就是田原，田原解释道，在程言身上，她的经历不到百分之十，“程言是很多人的拼凑，她的经历纯属虚构。我在她身上放了一些细节，比如程言也爱写字、拍照。我和她在兜圈子”。

　　田原说，程言比她更完整，“我16岁出唱片，被突然拉到成人世界，经历了很多挫折、绝望。但青春期那些疼痛、歪打误撞、受伤后慢慢长大的经历，我是残缺的，而程言的青春期是完整的。”

　　田原说，她很想见水莽草，当时还准备去桃花江一带找，问过朋友，也问过中医，但真没人见过水莽草，但她相信一定有。“如果能见到水莽草，我会吃的。”田原说想在水莽草里呆着。水莽草对她来说，象征着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状态，以及对死亡的猜测。“可能我是一个特绝望的人，平常还装不绝望，但其实每个人可能都会绝望。痛苦会让我更清醒。”

　　田原爱做梦，梦在她的小说里很重要。“梦像礼物，可以梦见现实中没有的东西，我希望哪天可以梦见水莽草，希望它是深绿色的、饱和度很低的那种颜色。”

　　上海的那些动人细节

　　水莽草是被动的，等着人主动上门，田原也是。“我从不主动争取，没有攻击性，也不会大声批判，只会说不喜欢、不理解。我也斗争，但是为了给自己营造一个小小的世界，不会冲到别人的世界里，在别人的世界里要求什么。”

　　然而她是幸运的，机会总是找上门来。继《怒放》、《左右》之后，田原的新片《迷乐上海》(暂定名)—由荷兰导演大卫执导的反映当下上海的电影刚刚杀青。大卫出生于1980年，来自

阿姆斯特丹，中文只会说不到100个词。他告诉田原，阿姆斯特丹是一个很小很简单的城市，大家的差异不大，但上海隔一条街，人的生活就完全不同。这部戏是大卫对上海当下的认识。他在剧本中写了三个层次的上海人。田原和吕来搭档，是最年轻的那层，生活在以卖衣料著称的董家渡，那是上海历史悠久的“老城厢”，弄堂深邃狭窄，四壁薄墙掩不住各家的长短，清晨弄堂里便响起洗刷马桶和煤炉里柴火炽燃的声音。田原之前来上海，每次就一两天，这次在上海拍戏，眼见周遭那些老爷爷、老奶奶下午打

麻将、晚上睡觉的简单生活，深深被打动，“他们的生活特别朴实和幸福，可能是我们一辈子无法咀嚼的。只有简单的、幸福的才配过那种生活。”

　　田原说当时看到剧本，就特别想演，“中国之前拿到国外的作品，不是反映偏远山区的就是功夫片，很少有反映当下城市生活的片子”。　　

　　这部片子是田原拍得最舒服的一部，甚至舍不得杀青。“大卫的表达很客观、很有意思，每层都有一个异类。在每层里都有特别绝望、无奈的东西。”

　　5月20日，田原回到北京。她说，接下来的一年里，她最主要的工作是选择，“人不可能有那么多的精力把每件事做好”。然而无论如何，她会继续看书，这个从小坐在抽屉里看书的女孩，现在每月仍花一两千元买书，她最喜欢格拉斯，也喜欢卡夫卡。相比大师的作品，田原说自己的书“只是自己对世界的看法，看看大家是不是也有同样的看法，既不想征服人，也不强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