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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小琼:记录流水线上的屈辱与呻吟

http://www.sina.com.cn 2007年06月11日15:13 南方人物周刊
郑小琼:记录流水线上的屈辱与呻吟
郑小琼

郑小琼:记录流水线上的屈辱与呻吟
研讨会

  我一直在计算,这些断指如果摆成一条直线,它们将会有多长?此刻,我想得更多的,是这些瘦弱的文字有什么?它们不能接起任何一根断指

  实习记者 郑廷鑫 李劼婧 发自东莞

  见到郑小琼,颇费几番周折。

  记者到达东莞南城客运站,郑小琼告知:“我今天要去送货,在长安镇。”

  车到长安已是中午。再去电,得知她接下来要去涌头工业区。

  到了涌头工业区,太阳曝晒,仍然不见人影。后来终于见到了,这个人民文学奖本年度“新浪潮”散文奖的得主一脸歉意:“上午忙着到处送货,还要赶到朋友那边拿信。我没有固定的住址,信件都是寄到朋友那,我一个月再去拿一次。”

  以前在厂里,她的信经常被扣留。每个月要扣她几十块钱才能把信拿走。“一封信要我交一块多,每个月扣四五十块,我一个月就赚几百块,都是血汗钱,心痛死了。”所以,只好让朋友代为收信。

  几十封沉甸甸的信,大都是各地的文学刊物寄来的,还有一些读者的信,当然还有汇款。

  于是一起到邮局。却被告知无法取款:汇款单上写的是朋友转交给郑小琼,必须有朋友的身份证和签名。她打电话给朋友,朋友却已经出差去了。

  没人知道她叫郑小琼

  在没来

东莞打工之前,郑小琼是四川南充乡下诊所的一个小医士。

  1996年,当她考上南充卫校的时候,还是家里的骄傲。“在那个年代,考上卫校,毕业后分配到某个医院,就意味着端起了铁饭碗,吃上了公家饭。”她带着村里人羡慕的眼光,和家里人砸锅卖铁也要供她上学的决心,来到了卫校。

  四年毕业后,学校不再包分配了,郑小琼来到了一家乡村诊所。

  诊所的经历,她一直都拒绝回忆,因为那是个梦魇。乡村诊所说到底就是个性病医院,“那些地方太黑了,根本就是骗人的,一点效果都没有,害人啊。我真的看不下去,良心不安啊。”

  “上学时,我一个月要用两三百,一年学费要两三千,上学欠的那么多钱怎么还?更别提回报父母了!”于是,她不顾家里人反对,南下打工。

  “那时候找工作挺难的,要找到一个好的工作就更难。招两三个人,就有两百多人排队。先让你跑步,还要做仰卧起坐啊,看看你体力怎么样。人都没有尊严了,反正他叫你做什么你就得做什么。进去的话,又要收押金,先交一两百块,制服费。”打工多年,见过无数不平事的郑小琼讲起这些,还有些忿忿不平。

  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好像所有的理想一下子全都没有了”。先在一个模具厂工作,没做多久又去了玩具厂、磁带厂,再到家具厂做仓管。

  不断转厂换工作的后果,就是生活更加地艰难。“当你连饭都吃不上的时候,那种感觉真叫可怕。”但恐慌之后,生活还得继续,继续挨饿,饿过一顿是一顿。

  挨饿之外,暂住证成了郑小琼的另一个梦魇。“有时候老乡把你反锁在出租屋里,查房的就猛敲铁皮房门,看你在不在,外面又下着雨……有些家里带着小孩,‘哇’地一声就吓得哭起来……特别是他那个手电筒‘刷’地一下照着你,那种感觉……”

  工厂没有任何休息日,一天工作十二小时。饶是如此,她在家具厂上了一个月班后,月底结算的时候又一次让她彻底地心寒了:工资卡上的数字是284元。

  几番辗转,郑小琼来到一个叫黄麻岭的小镇,进了一家五金厂。这里,所有的东西都是冰冷而残酷的,但对她来说,这是一座火山,让她喷发出无尽的灵感。

  工厂实行全封闭式管理,一个员工一周只允许出厂门三次,用于购置基本的生活用品或办理私事。有一次老乡来看望她,在门口等了半天,等到她下班,因为那周她已经出去了三次,两个人只能站在铁门的两侧,说上几句话。

  在这个封闭得类似于监狱的环境里,她每天早上七点三十分上班,十二点下班,下午一点四十五分上班,五点四十五分下班,六点半加班,一直到九点半下班。每月五号左右,领一千块左右的工资。加班费倒是有,一个小时一块钱。很多工人会争着要加班,为了三个小时三块钱的加班费而争执起来。

  在郑小琼看来,“这是挺好的工作了”。她一呆就是四年,在流水线干了两年后,又到办公室做文员。

  五金厂的流水线上,所有人都没有名字,只有工号。每天的工作就是在铁片上用超声波轧孔,从机台上取下两斤多重的铁块,摆好、按开关、打轧,然后取下再摆,不断地重复。每天要将一两斤重的铁片起起落落一万多次,第一个月手就磨烂了。等到你的手磨掉了一层皮,长出老茧之后,便开始能适应这种生活。

  流水线上,没有我,只有们,人只是流水线上的一种工具。这是郑小琼在东莞最为辛苦的一段日子。在那里,没人知道她叫郑小琼,人们只会说:“哎,245号。”

  后来,她在自己一篇名为《流水线》的文章中写下了这段经历。虽然已经时过境迁,语言中的愤懑与辛酸却是无法掩盖的:

  作为个体的我们在流水线样的现实中是多么柔软而脆弱,这种敏感是我们痛觉的原点,它们一点一点地扩散,充满了我的内心,在内心深处叫喊着,反抗着,我内心因流水线的奴役感到耻辱,但是我却对这一切无能为力,剩下的是一种个人尊严的损伤,在长期的损伤中麻木下去,在麻木中我们渐渐习惯了,在习惯中我渐渐放弃曾经有过的叫喊与反抗,我渐渐成为了流水线的一部分。

  写诗能赚多少钱?

  还是在流水线上。有个工友在打轧的时候,手上动作慢了一点,手指立刻被打下来。自己还不知道,还在继续做事。然后就奇怪,这怎么有血呀?一看只有一个指甲盖在流水线上,其它部分都压成了肉酱,看不到了。

  工友看着自己的手,等了会,血一下子喷出来了。她按住手,走到郑小琼面前,缓缓地说:手砸了。

  郑小琼急了,赶紧去找老板。老板说:哦?严不严重?那就去找厂里的采购吧,坐他的

摩托车去医院。

  采购在外面,半个小时后才能回来。老板的车就在旁边,但他看到工人流血的手,肯定会弄脏自己的车,又面无表情地摇摇头,让她们继续等采购回来。

  十分钟、二十分钟、三十分钟,血已经在地上摊成一大片。采购终于回来了,受伤的人却不愿意住院,因为这样能向工厂要求多赔点钱。好的时候,能有一两千块的赔偿,不走运的时候,老板都没有赔,就从保险里面给,还要扣掉医药费。

  伤口简单包扎一下之后,血止住了,彻骨的疼痛却止不住。半夜睡觉时,她一再地痛醒,喊痛的呻吟又吵醒了其他工友。

  后来,断指的故事被郑小琼一再提起。她自己也有相似经历,幸好手抽得快,只打掉了一个拇指盖,但也足够痛彻心扉。

  在获得人民文学奖“新浪潮”

散文奖后,站在领奖台上,她又一次讲起了断指,断指和她的写作:

  我在五金厂打工五年时光,每个月我都会碰到机器轧掉半截手指或者指甲盖的事情,我的内心充满了疼痛,当我从报纸上看到在珠三角每年有超过4万根的断指之痛时,我一直在计算着,这些断指如果摆成一条直线,它们将会有多长,而这条线还在不断地、快续地加长之中。此刻,我想得更多的是这些瘦弱的文字有什么用?它们不能接起任何一根断指。

  但是,我仍不断告诉自己,我必须写下来,把自己的感受写下来,这些感受不仅仅是我的,也是我的工友们的。我们既然对现实不能改变什么,但是我们已经见证了什么,我想,我必须把它们记录下来。

  在家具厂做仓管的时候,郑小琼每天守在很大很凌乱的仓库里,等待有人来领胶布之类的东西。很多时候,都是一个人枯坐在办公桌前。于是她会偷偷地翻看厂里的书和报刊。

  在一些打工者的刊物上,看到别人写的诗歌,她觉得有些奇怪:写这些东西有什么困难嘛,我也能写。就是在这里,她偷偷地写下了生平的第一首诗,然后寄给了一家镇报,居然发表了。在那之前,她对诗歌一点也不了解。在那之后,便一发不可收拾地写起来了。

  写作都在一个前提下进行:偷偷地。如果被人发现她在上班的时间写作,后果就是罚钱。但写诗的激情总归战胜罚款的忧虑。她在小纸片上,这里写几句那里写几句,回到宿舍再整理起来。因此,曾被人称为“地下党”。

  有一天郑小琼突然心血来潮,想跟同住的老乡说说自己写的东西,“正当我很有激情要跟她说这些的时候,她突然就埋下头,不是擦擦鞋,就是整理一下被子,弄一下衣服……虽然也没有离开,但是……你就觉得这样真的很没意思,就不想说了。”

  她一直偷偷把诗写在工厂的合格纸上,堆起来有一尺多高。因为居无定所,转厂的时候,这些全部都带不走,扔掉了。

  故乡只能是笔下的故乡了

  几年的时间,郑小琼把自己的打工生活都写成诗歌。写诗给她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名声。随着她的诗歌在各种文学媒体上频频发表,引起了文坛的关注,也获得了“打工诗人”的称呼。

  但到现在,郑小琼仍然认为,自己“还不明白什么是诗歌的体例”,自己只是在记录一些来自内心的感受,没有经过过多的雕琢,连错别字都没改。

  理所当然,有人认为她的诗歌“过于粗糙,堆砌太多”,“写诗还处于无意识状态,宣泄的成分多一些”。

  但更多的人,却被她诗歌的大气和对苦难生活的描写所震撼。评论家惊叹,“来自底层的真切体验给了她沉实的底气,苍茫而又富有细节能力的描述,再加上天然的对底层劳动者身份的认同,使她的作品倍添大气、超拔、质朴和纯真的意味。”

  所有这些评价都很难与记者面前这个郑小琼联系在一起。她看上去柔弱,腼腆而害羞,说话不多,脸上总是漾着笑意。

  “也许你无法想象,打工这么多年,我不敢回家。”因为工资低,郑小琼“到了结婚的年龄,仍身无分文”,也没寄过多少钱回家:“我现在都不敢去流浪,要是流浪一年的话,所有的亲戚都不相信你了,因为你没钱了要去他们那边借……”

  今年上半年,转做业务的郑小琼一单没成,还倒贴了三千块。得到的一万块人民文学奖金,只是让她可以缓一口气。

  2007年,郑小琼终于回到阔别七年的家乡,却发现“完全没有家乡的感觉,故乡只能是笔下的故乡了”。

  “家里都是一些老人孩子,盼着打工的人拿回去更多的钱。萧条的街上没什么人,小时候的玩伴一个都没有了,出来那么久已经完全改变了。

  “等我写完这个南方系列,也可能我就不再写,或者不在这个城市了,人生总是有很多可能的。”

  仍然奔波于东莞大街小巷的郑小琼,一边祈愿写作的人要“正常一点,良善一点,平静一点,谦和一点”,一边希望“打工的人,大家都越来越好”。

  (感谢洪湖浪对此文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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