捐款24小时

　　Joan

　　开始的想法是，要捐钱也该是帮助“中国人民”，英国人民的日子肯定要好过一些。直到欧洲纪念二战那天，伦敦街头站满义工，无论你捐多少钱，都会有一朵小花别在你身上。街上几乎人人胸前都有一朵花，于是欣然“入股”。

　　接着是在常去的超市，买完面包和饮料，到了收银台，有个男孩站在旁边，看到我付账就热情地帮我装袋子，然后拿出一个筒说：“女士，学校组织我们去非洲，在那里义务帮助失学的儿童。我们需要路费……”没等他说完，我就把钱放进了筒里。环顾周围，可不，每个款台边都站着个小男孩，穿着统一的T恤衫，态度殷勤。哪个做母亲的看到都会同情。

　　就在这家超市的门口，长期有人卖慈善杂志。大多数时候是个黑胡子男子，站在那里举着杂志冲行人不断鞠躬，不停地说：谢谢！谢谢！永远微笑，永远谦卑，身上戴着标语：Working Not Begging!杂志挣的钱则用于资助贫苦家庭的孩子受教育。于是买了一本杂志，不想他得寸进尺，拉住我要了一份面包和饮料。

　　我心里就有些犯嘀咕，这以后每天路过超市，每天遇到他，还真麻烦。反正不是自己预想的那样简单。其实也没什么，人家长久站在那儿，为的是没钱受教育的孩子，买点食物给他，又有什么不好。主要就是，慈善这事儿在我心里比较神圣，就认为所有相关环节都该是神圣庄重。这是我的“洁癖”，我检讨。

　　于是算了算，如果把每天遇到的、需要捐钱的地方加起来，包括地铁中的歌手、女儿学校的捐助项目、温布尔顿固定的捐款点、当街拦截式的筹款、信箱里不断收到的请求捐助资料……要成为有爱心的人还真要有点经济基础。女儿已经养成了习惯，只要信箱里出现那个绿色的塑料袋，她就把玩具、衣物、鞋子往里塞。那是个慈善机构，定期往你信箱里放一个特别的袋子，只要把袋子上说明的物品放进去，第二天就会有人取走。有时我不得不婉转地对女儿说：要不这双鞋下次再装进去？感谢上帝，这个袋子每两个月出现一次！必须承认，这是一种很好的方式，平等而有尊严；对孩子也是持续的教育，关于爱心和给予。

　　就琢磨，即使自己希望“让世界充满爱”，是否也该有所选择、确定方向。

　　是不是因为自己喜欢音乐，凡是街头艺人，就捐；还是因为自己是母亲，凡是事关儿童，就捐；还是凡是关于残疾人，关于无家可归，关于非洲？

　　完整的爱情史

　　独眼

　　还上大学的时候，她发烧躺在宿舍，我旷了化学课爬进她的房间，陪着她又无事可做，从她同屋床上拿了本《绝对隐私》给她念，里面一哥们儿说看见老婆饭后一边擦桌子一边看着电视傻乐就觉得他们要完蛋，后来果然离婚了。还没念到这一段，她已经睡着了。睡相很可爱，小脸儿红红的，我看着她，不知道是不是有一天我也会下了狠心决定跟她一刀两断。

　　产生“画上句号”的念头后，我反复回想起那个故事，妄图追溯到某个不可挽回的时间点，寻找一种解释而非解决方案。

　　10年，我们彼此谁也不欠谁的。我为她去了美国不到一个礼拜就回来，放弃了奖学金，爹妈为此3年多不搭理我；她为我打了胎，我跟她说我们什么都没有，养不起，你总不想……；我为自己参加培训去了美国一年多，中间她住院出

车祸我都没回来；她为自己又打了胎，跟我说眼前是难得的升职机会，你知道多少人在竞争吗，我怎么能在这时候退出。我们从睡一张单人床到双人床，特大双人床，分床垫的双人床，到干脆弄两张单人床，下一步只能做周末夫妻了。一直没结婚，开始是因为没钱，后来是因为没时间，工作一天可以挣不少钱，花时间准备婚礼这种可有可无的事就显得很不合算，如果不搞婚礼，登记早一天晚一天又何妨。

　　三个月前，我跟她说，咱们结婚吧。她连头都没抬，说“好”，对着笔记本打字的速度都没变化。“搞得隆重一点儿。”我说。“嗯。听你的。”

　　我们迅速准备了一个60桌的婚礼，实在找不到那么大的地儿，朋友介绍了一个洗浴中心租了大而无当的厅。她笑着说：“隆重？”我也笑。婚礼中西合璧，搞得像一出闹剧，她站在我旁边说：“如果这是别人的婚礼，咱们会在台下笑死吧。”可后来，她哭了，我也哭了。主婚人郑重其事说：“从今往后，你们要抛弃小我，将个人生活融入到更伟大的家庭生活中去。”

　　从马尔代夫回来，她在北京机场上了厕所出来，举着湿手，盯着我说：“你打算什么时候离婚？”“还没想好。”这世上可能没有比你更了解我的人了。“尽快吧。省得夜长梦多。”

　　几天后我带着出差的行李去离婚，办完手续奔赴机场，坐了她的车。我关车门说谢谢，她说你路上小心，开走了。这样，算是完整了吧。

　　跟客户吃了饭蒸了桑拿捏了脚又喝了酒，回到旅馆一头栽在床上，还有很多废话想说，我翻了整个手机的电话本，谁都不合适。

　　“你好吗？”我问。她没有回答。

　　“你哭了？”

　　香港式温柔

　　任田

　　工作关系，认识的香港男人颇多，很难总结出规律，前几日又去香港公干，终于认识到了港男可爱之处。

　　那日大雨，我不识路，拖了个大箱子，顶着大雨点在街头对比两份蛛网般细密的地图，惨状不可为外人道，只见手中两份地图顷刻濡湿，身边行人如蚂蝗般急急奔走，而我还前途茫茫，不知目的地指向何方。

　　时有绅士港男打伞微笑走过，个个彬彬有礼好像许仙，有一两个殷勤探问：“小姐，为什么不打伞？”我笑不出来，我两手全占着，一手两幅地图，一手拉杆皮箱，生怕香港也如别地，手一松皮箱就被拖走，恨不得用嘴翻地图，只因贵地是国际文明都市，才没有上演这虎狼一幕。

　　在广州，在内地其他城市，问路没问题，但询问者比被问者殷勤是最起码的规矩，在香港，不时有文明青年上前打扰：“Excuse me，小姐，我可以帮你指路吗？”我也是都市人，除了在饭店酒吧等场所，还从未在不需要消费的地方听到过这句询问，当时感激涕零(头发已经在滴水了)。更有一甚者，外形好似艺术青年，举把沉重的铁骨大伞，诚恳地注视我：“请问，我可以打伞送你过去吗？”

　　我一念恍惚回到去年之巴黎街头，多么美好的春季，我却如勤劳的巴黎公社妇女拖着两个大包赶地铁，正在喃喃自语埋怨不幸命运，一漂亮的巴黎男青年伸出了友谊之手：“小姐，能帮你拿箱子吗？”我当时正在奋力攀爬设计极不科学的隧道楼梯，多么渴望听到这样的天籁之音啊，但我又怕遇到吉普赛混混，只好叫他提纸袋(里面只有洗漱化妆用品)，硬是自己把箱子弄过了对岸。

　　2007年4月的香港。我不可能把地图给他，只好接过他那把金刚伞，拿在手里，哗，沉得可以砸死人，心想：“万一他要敢抢我的箱子，我就用这钢针透骨的伞尖戳他戳他戳他，同时用普通话、粤语、英语及西班牙语大声呼救。如此青天白日，我就不信……”未及5分钟，他已送我至目的地楼下，挥手而去。

　　所以我承认，大部分状况下，港男们是温良的，但他们发起飙来也是匪夷所思。在回广州的列车上，一港男与一列车小姐吵了整整30分钟。因为列车小姐满脸堆笑地告诉他车上不收硬币，他讲了15分钟英文、5分钟粤语和5分钟普通话，涉及国际法、香港警察、社会公德、做人准则与回归10周年。久攻不下，最后他长叹一声：“你不能这样对待我们香港人！”临了还是射了脚乌龙球。

　　大白菜级的时尚

　　梅子

　　世界终于轻便起来，穿一件衬衫、套一条牛仔裤就可以出门了。

　　一年恨不得300天穿衬衣短袖，从床上爬起来，钩一双人字拖就能下楼喝早茶的广东人绝不能深刻领会轻便的意义，也不会明白深秋严冬对雀跃心情的影响。当然更不了解在那样的日子里，一个始终摆脱不掉高领毛衣的人，她的自信心和人生观遭受过怎样的打击。

　　大都会潮流女子即便冰天雪地，也有露脖子裸后背的；平常女子稍有时尚概念的，也能通过搭配围巾或套件开衫，在冬天照穿低领。因此一个高领毛衣女子才处处显得笨拙拘谨。

　　高领毛衣人群特征如下：在流行门外徘徊，买衣服总想突破自我，最后发现拎回家的那种黑裤子，柜子里至少有五条；出门见人，提前三天就开始想自己穿什么，也有那么三两件风格靓衫，出门的一刹那，想到要穿高跟鞋在外面混一天，不由腿软，算了算了，还是套个T恤穿条牛仔裤舒服。到了冬天，寒风一紧，不愿为风度牺牲半度温暖的人自然跌落到流行的最下线，沦为高领毛衣一族。

　　参加所谓的时尚派对，实在是要了高领毛衣女子的老命，别个女子都似铁打的，薄衣短衫，春光潋滟。可恶的是寒风给大门挡住，暖气那叫一个足，热得像三亚一般的宴会厅里，可怜高领毛衣女子大汗淋漓，完全是在蒸桑拿。

　　逛个商场也让人不痛快，我的一个高领毛衣女友不止一次抱怨，商场里的东西，除了贵还是贵，就是暖气不要钱，怀抱羽绒服，身着高领毛衣，进去后顿觉头昏脑胀，阴阳失调。外面零下好几度，商场里却热得能发豆芽，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穿不穿高领毛衣，裹不裹羽绒服，当真烦恼。

　　畏惧社交、不愿购物、动摇自信，整个冬天，高领毛衣人群神色凛然地吸溜着鼻子，像极了一棵棵严肃的过度包裹的大白菜，横竖卖不出好价钱。

　　也曾奋起直追，哪儿前卫往哪儿靠。三里屯最火的时候，有间只有半间屋子大的酒吧，11点之前卖酒，11点之后改成热舞吧。窄得站不下人，大家都站到桌子上跳，high起来，大冬天室内温度怕是也有三十七八度。

　　我和老公总结，穿件短袖在毛衣里面，热了就脱，跳两个小时也没事。一次拉了朋友一起去，也是一对夫妻，都是高领毛衣人群，被我们抓去与潮流接轨。

　　气氛热起来时，俩人拼命喝水，让把毛衣脱了，脸通红，说，不行啊，里面还穿着

保暖内衣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