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拳王离奇命运：入伍后打遍军中无敌手(图)

　　作者: 李 林 来源: 南方周末

　　余吉利不肯再提起这一层，一颗拳王的心已被他埋到深处。中国有过几个拳王？他还有什么必要解释自己当年的理想和对事业的渴望？

　　很少有人知道中国曾经有自己的拳王，更没有人知道这位拳王所遭遇的离奇命运。令人无法想像的是，这位中国拳王一生的不幸仅仅是因为一个和香港有关的念头，一个世界拳王之梦……

　　1.这个人太特别，曾经是全国拳击冠军

　　读到余吉利，是在李梧龄的回忆录里。李梧龄智力过人，当年在复旦大学物理系读书，提前一年毕业，留校任教，被认为在物理研究上会有辉煌前程。阴差阳错，1958年，22岁的李梧龄遇无妄之灾，遂由复旦大学送上海横浜路收容所，转安徽白茅岭农场。待重新回到专业，已是21年后的事情。

　　白茅岭农场远在安徽，却曾在上海赫赫有名。当年上海人提起白茅岭，会有北京人提到清河的脸色。那个年代，上海犯了事的人，若够不上送监狱，白茅岭是个主要去处。去了，也就失掉那个年代被看作性命的上海户口，多半再不能回来。

　　李梧龄在白茅岭辗转几个分场，遇各色人等不下千八百，可在回忆录中提到的名字并不多，几十年过去，他偏偏记得余吉利。余吉利太特别，他曾是全国

　　余吉利坐在我对面，我仔细打量，想找出全国冠军的影子，反觉得面目不清，他本来眼睛不大，一只眼睛还在发炎，红红的只留下一条细缝，另一只也不停在眨，显然感觉不舒服。一开口，他的词语都粘在一起，语流滚动极快，我竖起耳朵才勉强能听明白。

　　余吉利出生在1930年的上海，霞飞路927弄，称霞飞坊。是老上海典型的“新式里弄”，所谓新式，其实就是西式。这一带是法租界。霞飞坊是仿法式住宅，却不是法国人建的。1924年，霞飞坊由比利时圣母圣心会普爱堂投资建造，一大片整齐的3层砖木住宅，到今天还是一景。余吉利的父亲余宏基就在比利时房屋公司工作，是个普通职员，母亲在家带几个孩子，家境还算不错。

　　少年余吉利在铭本小学读书，又进雁荡路业余中学。在余家附近的汾金坊，住着大同大学外语系的大学生黄晓阳。他比余吉利大五六岁，从黄家窗台望出去，就可以看到余吉利家。黄晓阳是业余拳击爱好者，是他把余吉利引入了拳击这一行。提起已经去世的黄晓阳，余吉利仍然充满感激，称他为自己的启蒙老师。那是1946年、1947年之际，余吉利才十六七岁，贪玩而漫无目标，就在即将成年、却不知下面的路怎么走的时候，拳击运动让他忽然有了人生方向。

　　上海开埠，就是开放。早在1915年，虹口娱乐场一带就主办过第二届远东运动会，也就是今天虹口公园和虹口体育场附近。上世纪前半叶，上海举办了一系列国际运动会。拳击运动在19世纪末传入上海，在租界流行。那时，上海基督教青年会也是体育活动中心。1908年，北美基督教青年会专派体育干事艾克斯纳前往上海，协助成立体育部。1940年，青年会开始办拳击训练班，教练是个名叫D.B.Reich的法籍犹太人，每隔两周举行一次邀请赛，邀请精武体育会、西侨青年会、俄罗斯总会、法国总会、犹太总会等拳击手比拳。黄晓阳把少年余吉利带去，直接向外国拳击手学拳。余吉利身体条件好、刻苦，对拳击非常投入，也长进飞快。

　　2.拳王应征入伍，打遍军中无敌手

　　1949年4月，解放军渡江，同年5月27日，上海政权易帜，19岁的余吉利迷恋在拳击爱好中，对政治并不关心。最初，政权变更似乎并没有给拳击世界带来什么突变。基督教青年会仍是拳击运动中心，继续在八仙桥和四川中路599号的会所举办训练班。八仙桥还是那个犹太人教练，四川路会所由当时著名中国拳王周士彬任教练。在余吉利刚开始学拳的1946年，24岁的周士彬已是八仙桥青年会举办的七国拳击赛冠军。余吉利至今珍藏当年他们的合影照片。

　　1950年5月4日，青年会还在八仙桥会所举办拳击比赛，参加比赛的有大同中学、复旦大学、东亚体专、沪江大学、沪江附中、圣约翰大学附中、精武体育会、中华体育会、环球化学厂、青年会等，共40余人参加。1950年6月，上海民主青年联合会军体部和基督教青年会体育部，联合举办中西拳击对抗赛，以门票收入救济失业青年。

　　余吉利这段时期的记忆非常个人化、目标单一，记忆中的那两年，就是不断练拳和比赛。他不善描绘自己的业绩，只简单一句带过，说当时自己“打一打就赢，打一打就赢，就变成了上海队代表”。就在这段时期，渐渐地，犹太教练消失了，那些参加青年会拳击比赛的私立学校也消失在院系合并的潮流中。青年会越来越边缘化、民间体育组织逐渐退出，政府体育组织开始成为中心。拳击也基本归了官办。余吉利不是很在意这些变化，只要能打拳，他就满足了。

　　1951年，上海市政府收回跑马厅，成立足球队，还举办一系列体育义赛，以门票收入支援抗美援朝。就在一次市级比赛上，余吉利一出手，就打了个上海市冠军。这次荣耀给今天的余吉利留下的惟一痕迹，是一张冠军杯照片。看着照片我问，“奖杯呢？”余吉利轻描淡写回了句，“送人了”。就是这只送人的冠军杯，给余吉利引出一段新生活。

　　1952年，余吉利父亲去世。不久，几个军人找到他，问他是否愿意参军去。原来，当时解放军军事学院体工队打算成立拳击队，看中这个年轻的上海冠军。余吉利高高兴兴参军去。

　　54年后的余吉利，还保存着已经变得脆弱的“革命军人证书”，折痕处已经有了破洞。证书上方，是对称兜挂的红色军旗和八一军徽，下面坦克军舰俱备，两边战斗机凌空而起。底部的绿色枝叶缠绕红色缎带，托住粗粗重重的宝蓝色边框，色彩浓烈。证书是正体直排，由右及左：“革命军人证书 余吉利同志系1952年12月参加我军，现在本院工作，其家属得按革命军人家属享受优待。此证”。下面是军事学院院长兼政治委员刘伯承以及政治部主任钟期光的署名。原件循古法没有断句，发证日期是余吉利参军半年后的1953年6月2日。我不由得在心里叹了口气：真算得上是件文物了。

　　参军不到一年，余吉利打遍军中无敌手。1953年11月，天津举办全国民族形式体育运动大会，相当于全运会前身。代表华东的上海选手陈新华获轻量级冠军，周士彬获中量级亚军。余吉利以全军第一名成绩代表解放军队参赛，击败所有同级对手，成为次中量级全国冠军。那一年，余吉利23岁。

　　3.怀拳王之梦试图出走，公安布置超常警力捕获

　　此后两年，没有举行全国性拳击比赛。当了三年多体育兵的余吉利退伍了。1956年9月2日，他来到上海市曹阳第二中学任体育教师。

　　1961年8月30日，区教育局调动，他去了甘泉中学教体育。家搬到襄阳南路，余吉利成家了，妻子是篮球运动员，也教中学体育，有了两个年幼的女儿。

　　谁也没料到，1963年，余吉利出事了。

　　“到底怎么了？”我很想听听他的说法——怎么就去了白茅岭。余吉利回答很简单。他说，“你这个年龄，都知道的，那时买粮要粮票，买糕点要糕点票，鱼票肉票，什么都要票。我娘那时靠着我，我想，假如能去香港，家里日子好过些。”经历过的人都知道，那几年不是票的问题，是持续三年饥荒。余吉利看着饥饿中的老人孩子特别心焦，也是正常。

　　上世纪60年代初的上海，有些奇怪。一方面，10年下来，上海人都自觉不自觉地改造思想，不胜进步。可总存着些说不清也道不明的与上海历史、市民特质相连的东西，似乎难以被真正改造。有些上海人，你讲大道理，他不会和你争，道理太超越生活，他会在肚子里暗暗有落低的评价。总有一些人，留在旧日世俗心态中，不肯紧巴巴要求进步，跟不上，会索兴放弃。余吉利天性喜欢自由自在。四年体育兵，并没有使他发生太大改变，本质上还是那个独立执著而又性格散漫的拳击手。回上海，他又回到原来的朋友圈，黄晓阳还是他的好朋友。这个圈子里，自然常有香港的五色消息。对他们来说，香港永远是令人向往的迷人都市，甚至就是亚热带的上海，有他们习惯了的逻辑和生活。

　　三年饥荒的日子里，香港又凸显为邮寄食品的丰富源头，谁家有个亲戚在香港，都不再愁饥。这时，余吉利的朋友圈子里，流传起广东人向香港大迁徙的消息。

　　传言不虚。当时，城市饥饿状况和农村相比，堪称天堂。大量乡村断粮，有性命之虞，广东也不例外。对广东人来说，香港近在咫尺，是无法抵挡的诱惑。1958年港英当局实行出入口平衡，广东每天出入香港只不过50来人。1961年7月，在饥荒压力下，广东当局开始实行放宽出港政策。1962年4月下旬，广东出现大批越界向香港迁徙，5月上旬突然形成大潮。正因为势头过猛，很快政策收紧。1962年6月14日，广东开始制止和坚决收容非法迁徙。当时各路消息传播缓慢，待广东宽容迁港的传闻传到上海，1963年，余吉利和朋友鼓起勇气去广东探个究竟，已经整整慢了好几拍。不仅迁港大潮早已阻断，在新政策下，这样的企图已被列入要打击的罪行之列。

　　广州探了个究竟，出不去，余吉利就回家了。很快，一起去的甘泉中学同事黎国良和女友在杭州被捕，情急之中的黎国良还托人给他带口信。一切都晚了。事后公安人员告诉他，考虑他是全国拳击冠军，抓他时布置了超常警力，要是抵抗就对他不客气。说到这里，余吉利苦笑一下：我怎么会抵抗。他都承认，是想去香港，摆脱食物票证不足的困境，他怀着最后一线希望，希望获得同情，从轻发落。

　　这希望还是落了空。议论偷渡被归作企图策划“叛国投敌”，余吉利被处以三年劳教，先送收容所，然后，武装押解下，被大卡车送往安徽郎溪、广德两县交界处，那是上海监狱管理局下辖的上海市白茅岭监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