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法律大学生眼中的犯罪案件

　　文/冯烨

　　开庭：无知送性命 械斗酿惨剧

　　虽然不是第一次去法庭旁听，然而这一次和以往却是不一样的。

　　法官老师已经在楼上穿好了法袍，我跟着他一起下楼。法庭里法警已经安排旁听者坐好。

　　当被告走进来的时候，背铐已经换成了前铐，脚镣也已经摘了下来，被两个法警带到了法庭中间。这和我们在英美电影里看到的并不一样。英美电影里，无论罪刑轻重，被告都会穿着正式甚至是体面的西装革履。当然这有着诸多的原因，而法律传统是最主要的。首先，清洁庄重的衣着会给法官和陪审员留下好的印象，潜意识里使他们认为这只是一个平常人，从而用一颗平常心去思考；其次，这是“无罪推定原则”的外在表现，在法庭上法槌落下之前没有人是有罪的，而无罪的人自然有与控方相等的申辩权利；而最重要的是，我们深层的理念下法庭的任务是维护社会稳定，是严厉打击犯罪，所以法庭之下的是专制的对象。

　　法院也有自己的道理，据说在几年以前被告人也是不用带镣铐的，只不过有一次被告借故上厕所而逃之夭夭了，从此之后，法院的章程必须变一下了，安全总是第一位的。但毕竟我们是在一点一点的进步。

　　这是我碰到的第一起大案。

　　一个犯罪团伙，4名主犯全部落网，分别是赵伯、钱仲、孙叔和李季(均为化名)，在案卷中有一起故意杀人案、五起抢劫案和两起盗窃案。使他们名声大噪的就是那起杀人案。据说当时还上了报纸，被新闻网转载。

　　案卷的首页有案犯的黑白照片，是背靠着墙拍摄的，墙上有标明身高的线。但照片很小，只有约两寸标准像那么大，又是半身照，而且是用打印机打印出来的，很不清楚，只能有个大概印象。

　　接下来就是笔录了。

　　赵伯和孙叔是有过前科的。赵伯17岁时因为抢劫罪度过了7年的牢狱生活，之后回到了河北老家，度过了一段简短的安定生活。赵是家中唯一的儿子，有4个姐姐，据说都远在广东打工。那之后，20世纪80年代出生的赵认为自己已经“严重与社会脱轨”，“面对如此丰富多彩的社会，我一头茫然”。所以，他去找到了原来的好朋友孙叔，他“走上了老路”，又开始了抢劫生涯。

　　他们很快找到了可以帮忙的朋友，钱仲和李季。作案工具也很简单，在省城的商店里都很常见，一根并不很长的擀面杖。他们在银行门口守候着，或是尾随女士进入楼道。通常他们并不使用武力，一个人上前夺过东西就跑，如果被害人喊叫的话，才由另一人用擀面杖敲打其头部。虽然有时会流很多血，但伤情似乎都并不十分严重，以至于案发后许多报案人因为感觉案犯无力赔偿，都没做伤情鉴定和损失的估价。由于他们作案大多选在离居住地较远的城镇，破案的线索也很难查找。他们的主要罪行是抢劫，杀人只是个意外。每次作案之后，几人都会大吃一顿，然后坐地分赃，各自逍遥。这样的生活似乎很是平稳，但和所有的俗套故事一样，出现了一个女人。

　　钱仲恋爱了。似乎是在网吧里认识的，一个18岁的小姑娘。他们共

同居住了一段时间。小姑娘想家了，或者是害怕了，想回老家，她毕竟只有18岁。于是告诉了钱仲，钱仲似乎是同意了，她却反问道：“你难道不怕我回去后把你们的事情说出去么？”

　　钱仲有些犹豫了，就和赵伯商量，至于是谁先提出要杀小姑娘的，两人的口供到现在还是南辕北辙。三个人上了一辆

出租车，在一个偏僻的公路旁下车之前，小姑娘还一直以为是要送她去长途汽车站的。钱仲问她是她自己动手还是他们来。或许是勇气，或许是受到了警匪片的启发，小姑娘的回答是她自己动手，只要他们能放过她的家人。这时赵伯递给她一把刀。至于为什么带刀和谁说要带刀的，两人的口供仍相左。

　　小姑娘可能真的害怕了，她说自己下不了手，对钱仲说愿意死在他的手下。我记不清楚这是哪部电影里的情节了，但我确信那小姑娘一定看过。钱仲拒绝了，有人说他当时心软了下不了手，当然包括他的口供，也有人说他是滑头。于是赵伯动了手，他把小姑娘挎包上的带子割下来，去勒她的脖子，然后又用那刀子在小姑娘的脖子上扎了两下。至于钱仲是否上来求过情，他们的证词就更加截然相反了。

　　之后，小姑娘变成了一具无名女尸。之后，警察查到了孙叔可能与这起命案有牵连。同时，赵伯和钱仲在别的城镇因为抢劫被刑事拘留。之后，孙叔交待了。

　　由于一些事实还没有敲定，还需要择日开庭。但审判报告已经初步出来，赵伯是死刑，钱仲是死缓，但也有合议庭成员认为钱也应该是死刑。判决还要等待再次开庭，和上审判委员会研究。

　　亲属：犯罪一瞬间 伤痛长悠悠

　　这是一个涉嫌包庇罪的母亲。

　　她是被告人的母亲，一个住在郊县的60岁左右的瘦小老太太。老太太有一个儿子，还有一个上初中的孙女。儿子是一个老实人，在老太太看来儿媳妇倒有些不守妇道。那一夜，儿媳妇把几个骑

摩托车的不三不四的人领到了家里。老实巴交的儿子和媳妇闹翻了，儿子嘴笨，说不过媳妇。但儿子那天再也忍受不了了，追出房门拿刀把媳妇捅死了。惊慌失措的儿子连夜跑到了亲戚家。据说儿子是想自首的。大年初三，母亲把儿子的冬衣包了一大包交给孙女让他送到那位亲戚家去，另外还给了孙女100块钱。法庭上母亲坚持那是给孙女的“压岁钱”，而检察官手里孙女的证词却说是奶奶让交给爸爸的。法官也有些动了心，在庭上说，即使你承认是要交给儿子的，法庭也是会充分理解的，毕竟那是母子情深呀。法官说的入情入理，我在台下都有几分感动了，而且想来这些暗示已经很明显了，但母亲还是一口咬定是“压岁钱”，那衣服也是听说儿子要去自首才为他在狱里准备的。法官不说话了。可老太太的精神却非常好，在法庭上话很多，语速很快，就是地方口音太重，听不清楚在说些什么。只是感觉在叙述她那几天的经过，而且一直在重复着一些细节。站在一旁的儿子则与其母亲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即便是法官的问话，他也是能省则省，除此之外，儿子就只顾低着头，像是发呆，又像是在倾听。

　　母亲没有戴脚镣，没有戴手铐，甚至连看守所的坎肩都没有穿。有两名女法警看押她，但实际上只是站在身后，根本连碰都没有碰过她。法庭上，辩方律师还出示了村民委员会对母子俩人的联名担保书。

　　这是一个接受判决书的父亲。

　　那天，老师让我去送一份判决书，来人在楼下。

　　当我下楼，被害者的父亲已经等在那里了。

　　案情发生得很突然。儿子开车载着父亲、媳妇和两三岁的孙子行驶在马路上。可前面的一辆车急刹车，把他们的车逼向一边，差点出了事故。儿子下车找前车的司机理论，发生了口角。据那司机的口供说，他是担心欺负他是外地人，而且看到车上一下下来很多人，心里害怕，才拔刀伤人的。总之，儿子死了，胸腹上有很多刀痕。而后，那司机扬长而去。也许是良心发现，那司机最终自首了。可儿子的生命是无法挽救的。

　　父亲还不到60岁，灰白的头发，瘦小但还算结实，儿子是他的独子。这灾难对媳妇的打击不小，似乎有些神情恍惚，所以对小孙子和病中老伴的照料就都靠他一个人了。这次来领判决书也只有他一个人。

　　父亲接过我手中的判决书，戴上眼镜，又认认真真、一字一句地读了起来，仿佛那字里行间有真理，或是儿子重生的希望，抑或是上天让他承受苦难的缘由。父亲的手似乎在颤抖，那判决书也跟着一起颤抖，连着我的心，让人感到沉重和阴郁。父亲面无表情，在整个过程中只有嘴巴和眼珠会动似的，那神情并不容易看出悲伤，倒像是疲惫，坚毅给人带来的疲惫。

　　那判决书在法庭上已经宣读过了的，父亲还是坚持看到最后。我在一边等着，感受着那气氛。接待室一位老工作人员也在旁边，他也闻到了这空气中的悲伤，以一种同龄人推心置腹的口吻对父亲说：“回家再看吧。”父亲好像没有听到，眼睛扫描的轨迹都没有丝毫的紊乱。

　　父亲终于读完了。

　　父亲只拿了两份判决书，在登记表上签字、按手印，写上了自己和儿媳妇的名字。我想表示一下同情，可却被父亲一句“我还要上诉”挡在了嘴边。被告人被判处无期徒刑，罪名是故意伤害致死。 “法院认定了自首的”，我补充道。“可自首是应该承认自己罪行的，那人到现在还不承认是故意杀我儿子的。”

　　父亲抱着那两份判决书走了。这个家庭的阴影是不会因为这判决而有丝毫减弱的。

　　这是一个不愿见儿子的亲娘。

　　从那次去看守所以后，老师就一直把赵伯的事情放在了心上。开庭的时间刚刚定下来，老师就让我从厚厚的案卷中找出赵伯家的电话。

　　是赵伯的母亲接的电话

　　无论我们怎么暗示与劝导，她仍拒绝来见可能是儿子的最后一面。

　　母亲的声音并不显得太苍老，也并不显得绝情和不通事理，甚至还很礼貌，对法官的尽心尽力表示了感谢。感觉不出那是谈论她的儿子，更感觉不出那是拒绝母子最后的相见。

　　老师已经料到了，他对赵伯的承诺就是一定通知到，但并不能保证来。老师说，这些家庭一般都是伤透了心的，为了这个孩子，一家人已经担了很多年的坏名声了。村里人指指点点是可以慢慢蚕食十几年亲情的。

　　在母亲那里，赵伯的死刑执行比法院的执行，也许还要早些。

　　(摘自《法律与生活》半月刊2007年6月下半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