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人揭秘称《红灯记》故事原型在黑龙江

　　京剧《红灯记》对我们每一个人都不陌生，作为文革时期的八出革命样板戏之一，至今仍传唱不衰。然而，人们对其创作背景却知之甚少，特别是当年化名迟雨写作剧本的沈默君还是右派身份，少有走上前台说话的机会，这使得《红灯记》的创作背景和故事原型成了一个谜。

　　为破解《红灯记》故事发生地的谜团，近日我省一位老人公开了他所掌握的绝秘档案。根据这些资料，研究证实《红灯记》的故事有可能发生在我省鸡西，具体地点为鸡西市下属的鸡东县东海镇。剧本的主人公李玉和在历史上确有其人，他曾参加过“二七大罢工”，受我党的委派来到东北，曾多次被捕，最终有可能被日军杀害。

　　研究者文革时接触过绝密档案

　　宫兴禄老人在退休前曾是鸡西市矿务局的高级工程师，现住在鸡西市。他认为，自己能接触到有关《红灯记》的资料可以说是一种历史的缘份。

　　宫兴禄生于1937年，原籍在密山市档壁镇，1955年考入燃料工业部鸡西煤矿学校，1958年毕业后，他先后在麻山爆矿、小恒山煤矿和鸡西矿务局等处工作。文革时期，他被调入鸡西市革委会的清查办公室帮忙，使他意外地接触到了许多绝密档案。

　　据介绍，当年的清查办公室是一个临时机构，行使的职能类似于现在国家安全局，即清查建国后仍隐藏在国内的国民党、日本特务。文革时期，有许多类似的机构，虽然现在看来有些荒唐，但在当时却是一项神圣的工作。通过工作关系，宫兴禄能接收到许多群众来访提供的线索，以及敌伪档案。

　　宫兴禄告诉记者，战争时期的情况非常复杂，有些人迫于生计在伪满政府做事或者是曾为日本人服务，本身并没有血债；还有一些是热血青年，投身抗日地下活动，被日本人抓住后，为了迷惑敌人，假意投降，表面上应付敌人，暗中仍然为地下组织提供抗日情报。对于这两种身份的所谓汉奸，清查办的工作人员多抱有同情的态度，查到相关的档案材料工作人员尽量采取“不上报、不声张”的办法压下来，避免一些人受到不必要的冲击。当时的东北，以这样的公开身份从事抗日活动的人不在少数。历史中的李玉和即是这样一种情况。

　　但是，李玉和的资料并未保存在鸡西的敌伪档案中。

　　大约1970年前后，正在清查办帮忙的宫兴禄接到了一份特殊的档案材料。此时，经由电影《自有后来人》改编的沪剧和京剧《红灯记》已经红遍了大江南北。在这份由吉林档案馆转过来的手抄摘录的档案中，他发现了李玉和的名字。

　　宫兴禄回忆说：“这是一份在当时很常见的外调材料，提供了五十多个人的名字，这些人许多从事过地下工作，有的有投降经历，后来下落不明。”其中一张摘抄卡片上写着，“李玉和，原名张玉和，失踪时38岁，八路军情报员，参加过‘二七大罢工’（郑州京汉铁路大罢工），1938年被派到鸡西与党组织失去联系。”这个李玉和就是宫兴禄后来经过研究认定的《红灯记》故事的原型。

　　宫兴禄说：“李玉和的经历在当时非常典型，曾被捕，表面上与日本人互相利用，实际上暗中为地下组织提供材料。”在另一份敌伪档案中摘抄的卡片显示：李玉和（张玉和），某年某日在鸡宁（现鸡西）东海区（现东海镇）被捕，多次被“处理”，后被“严重处置”。宫兴禄说：“‘严重处置’有可能是被处决，有可能是日本人发现李玉和不受利用，所以将其杀害。”

　　当年，掌握了绝密档案的宫兴禄已经意识到这个李玉和就是《红灯记》的原型，但出于保护当事人的心理，如果李玉和碰巧未被处决，仍然健在，有可能给他带来灭顶之灾，所以，他将这份手抄档案压了下来，放在档案柜的最底层。1972年，宫兴禄调回鸡西矿务局从事业务工作，这份李玉和档案无人再提及。

　　宫兴禄老人今年71岁，身患帕金森氏症，行动不便。7月3日，记者来到老人位于鸡西的家中对其进行了采访。谈到他对李玉和身世进行研究的动机时，老人有些激动地说：“这些材料在我的心里已经埋藏几十年了，我现在公开它，不为别的，就想教育后人，不要忘记那场民族的灾难，在民族危亡的时刻确实有一些革命先烈不计个人的得失抛头颅洒热血，电影和戏剧中的情节不是空洞的说教，在历史上确有其人的。”

　　宫兴禄说，他已经将掌握的情况和材料转给了鸡西市史志办，并受到当地政府部门的重视。

　　破解龙潭

　　翻开《红灯记》的剧本可以看到故事发生在“中国北方（长辛店以北）的一个三等小火车站的工人生活区”的字样。

　　宫兴禄认为，他研究认定《红灯记》故事发生在鸡西的说法与作者对于剧情的这个描述相符合。

　　宫兴禄认为，《红灯记》开场李玉和唱到：“手提红灯四下看，北满派人到龙潭……”这唱词的开头一句，交代职业是铁路工人的信号。而后一句中的“龙潭”是隐讳的“故事发生地”。

　　可以推测，龙潭做为地名也许出自《西游记》。看过《西游记》的人，会记得孙悟空为寻找得心应手的武器，来到东海，下到龙潭，进入水晶宫找龙王借武器……“这时如果反问一句：‘龙潭在哪里？’对方不加思索脱口而出：‘龙潭在东海！’‘那么，东海在哪里？’‘鸡西有个东海镇！’”

　　据他介绍，现东海镇地界为鸡宁（今鸡西）所辖，车站位于1935年修筑的牡丹江、林口、鸡西至虎林的铁路线上，为防备抗日武装的袭击，日伪将东海、永安等直至虎林沿途各小站建设成碉堡式的“票房子”。大一些的车站筑有炮台，东海车站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期还保留着只能售票、无地候车的狭窄“票房子”。这与剧本描述相近。

　　敌伪档案中的李玉和

　　京剧《红灯记》中的李奶奶对李铁梅述说家史：“爹不是你的亲爹，奶奶也不是你的亲奶奶，咱们祖孙三代本不是一家人。你姓陈，我姓李，你爹他姓张，原名叫张玉和。”

　　这段唱词，与敌伪档案的记录极为相似。

　　在关于鸡西的敌伪档案中，记载着五十几个被抓捕的八路军情报员中，曾发生3起李玉和被抓捕的案件。除李玉和之外，没有二次被抓捕的人员，他人仅发生一次就有去无回，杳无音信。而李玉和不然，竟三次被捕，下面的往事，就真实地记载了李玉和的经历。

　　第一次抓捕的李玉和：“原名张玉和，职业东海车站苦力、华北八路军情报员、参加过‘二七大罢工’，被密侦告密，在东海车站被捕”。

　　第二次被捕的李玉和：“原名张玉和，梨树镇铁路工人、华北八路军情报员，被密侦告密，在梨树镇车站被捕”。

　　第三次被捕的李玉和：“华北八路军情报员，在东海车站北部八铺炕被捕”。

　　从身份和名字上看，三次被捕的李玉和应是一个人。《红灯记》中的李玉和原名也叫张玉和，与档案中的李玉和相同，而且革命经历相似，天下没有这么巧合的事情。

　　剧中李玉和有假投降的经历

　　《红灯记》中的李玉和在最后一次被捕临刑前，李玉和唱到：“临行喝妈一碗酒，浑身是胆雄赳赳，鸠山设宴和我交朋友，千杯万盏会应酬……”表明他昔日与鸠山有交情，明抓暗保，鸠山还得用酒宴招待他，还会回来。

　　宫兴禄认为，这段唱可证明剧中李玉和也有假投降的经历。

　　在历史上，“日本鸡宁宪兵队”和“梨树镇宪兵分遣队”的资料记载里未发现有鸠山宪兵队长或宪兵。

　　而在另一份日本宪兵队的资料记载中却有“鹫山”，这个鹫山是日本宪兵队的高级军官，剧本与现实中两个日本军官的名字，字不同音相近，也不能仅仅是巧合。

　　宫兴禄介绍，李玉和第三次被捕，是与梨树镇旅馆掌柜密侦梁某告密有关系。而有意思的是，根据档案透露的情况分析，现实中的鹫山竟然有同情中国人的倾向，他为不暴露他的政治倾向，如有密侦告密，该抓的抓，该判的判，显得积极效忠天皇，但也做一些保护中国人的事情。李玉和在北部八铺炕被捕，判决后把人带走，就带着鹫山的名片。李玉和被放走了，带上他的名片，见名片如见本人，畅通无阻，这一切全是鹫山安排的。

　　大胆假设，作者即是李玉和

　　根据手中掌握的材料，宫兴禄进一步做出大胆的假设，《红灯记》作者沈默君可能就是当年的李玉和。

　　1.《红灯记》作者沈默君，如果不是在鸡宁（今鸡西）东海火车站被日寇抓捕的李玉和（原名张玉和），从逻辑上讲，在沈默君笔下怎么能写出在姓名、职业、时间、地点、经历等方面与关于鸡西敌伪档案中的李玉和（原名张玉和）雷同的人物作品。

　　2.那么，1945年8月15日东北光复，《红灯记》作者沈默君为什么不敢将自己过去的八路军情报员身份向组织交代。这个问题绝对不可以当作否定沈默君就是李玉和的理由，这是个迷。这个谜底还是不揭示为好。

　　因为被他接待的人都是化名、假名，什么张三、李四的，没有真名实姓的，这是规矩，到哪里去找证人，在政治帽子满天飞的年代里，对沈默君来说，弄不好会给带上叛徒、特务的帽子，岂不是引火烧身了吗。

　　再说指挥他活动的上级，也不一定是真名实姓。在《林海雪原》中称首长都用代号，这是很好的例子。况且在敌后打游击，有战斗就会有牺牲，时间已过去八年，根据地从无到有，上述各种因素，都是失去联系的原因，一句话，就是找不着证明人。

　　沈默君面对自己这段历史只好沉默了。

　　云燕铭：故事应该是发生在龙镇

　　“真想不到，这么多年过去了，有人还在这样执著地关注着《红灯记》，并且找到剧本故事发生地的证据，这正是《红灯记》这出革命历史京剧的艺术魅力所在，作为当年参加演出的演员我感到很欣慰。”得知这个消息后，云燕铭老先生非常兴奋。

　　今年八十岁高龄的云燕铭是哈尔滨京剧平剧院的退休演员，中国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号称“中国第一李铁梅”的扮演者。1963年，史良玉、王洪熙、于绍田以及老京剧表演艺术家梁一鸣等人根据电影剧本共同创造京剧《红灯记》，云燕铭是至今健在的剧组主创人员之一。

　　云燕铭认为，《红灯记》发生在鸡西的说法有一定的依据，但是据她所知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发生在龙镇，现北安市附近的龙镇农场。

　　据介绍，京剧《红灯记》是典型的集体创作的结晶。原剧本曾经过大变动、大改编。电影《自有后来人》上映后，在全国掀起了一股改编《红灯记》的热潮，除了原哈尔滨京剧院的《红灯记》之外，上海的沪剧《红灯记》也非常有名。各种版本都进行了重新的创作。为了能演好京剧《红灯记》，当年哈尔滨京剧院的主创人员曾两次体验生活，先后在哈尔滨的滨江站和龙镇找到与剧本故事相似的一家三代铁路工人原型，最后确定龙镇的一家人更为典型，剧组人员在那里驻扎了二十多天，揣摹现实铁路工作的生活细节。

　　云老先生认为，艺术来源于生活，既然京剧剧本的创作原型来自于龙镇，那么京剧《红灯记》就应该认定发生在龙镇。

　　背景研究提升作品价值

　　黑龙江艺术研究所专家、国家一级编剧王晓明也赞同《红灯记》故事发生在龙镇的说法。

　　王晓明曾为二胡演奏员，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中后期在原哈尔滨京剧院工作。

　　在他的记忆中，当年电影《自有后来人》的编剧在少见的一次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曾提到过故事发生在龙镇。后来，剧院正是遵照原作者提供的创作背景特意到龙镇寻找原型。

　　那么是不是就能由此认定宫兴禄的研究结果有误呢。王晓明认为也不尽然。因为原作者的故事也是经其他人转述的，具体发生在哪作者自己可能都说不清楚，而且有关《红灯记》故事发生地的说法一直就众说纷纭，除了龙镇说之外，还有发生在虎林铁路上的“辉崔”小站（黑龙江省虎林市境内）等其他说法。

　　据介绍，《红灯记》的故事是剧作家沈默君在北大荒时期，听到一位老“抗联”转述的地下交通员的真实经历改编的，在此基础上借鉴传统戏曲《赵氏孤儿》中的具体情节最后形成三代人《红灯记》的剧本。“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原作者根据转述故事写出了剧本，而宫老先生找到了转述故事的真实原型。这种事情经常会发生，符合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的客观规律，两者并不冲突。”

　　王晓明认为，从材料和证据上看，宫老先生提出的新说法反而更有说服力，可以作为一家之言。而且，在已知的范围内，这类学术性质的研究目前在国内还没有人搞过，对于提升《红灯记》作品本身的价值、增加作品人物的可信度，都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生活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