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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绥铭:中国“性化”苗头越来越强http://www.sina.com.cn 2007年08月13日11:15 南方人物周刊
找小姐比例下降的那些男人,大体上都是越来越有机会发生“多伴侣性行为”的男人,那些机会少的,找小姐的可能性也就相应地增加了 本刊记者 李宗陶 发自上海 终于不必惊世骇俗如10年前了。 今年5月,潘绥铭教授在他主持的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的网站上,公布了《中国人的性行为与性关系:历史发展2000-2006》调查结果简报。 10年前,他做田野调查,与小姐们打成一片,身披“只身闯入红灯区”的传奇色彩,引来“调查小姐,那得嫖多少回啊?”的复杂惊叹。当他写出聚焦中国地下性产业的《存在与荒谬》时,报纸打出的标题是“教授卧底曝光性产业”。 他对学术的严谨被不少东西遮蔽了,譬如他“什么阶层也不是”的跑江湖架势,他的翻眼冷笑,他的语出惊人。有人称他“人大那个家里好多毛片的教授”,但读过他的书的人能够体会他在方法设计、改进、反省、检讨上所下的功夫。 ‘G悍的人生无须解释。这个从红卫兵、“狗崽子”、农场工人、大集体镀锌工人、工农兵中专生、机关小职员一路走来的社会学教授,一入社会,如鱼得水。他反复说的一句话是“小姐也是人”,以至于一度,有些文化水平较高的女性性工作者在网上口口相传:“你一定要记住潘绥铭这个名字。”一位接受过他访问的妈咪在送别时说:“你娶我吧!”他也回报以很高的职业尊重:“在(性产业)这个问题上,教授都不是专家,专家是妈咪。”调查时,他待她们,就像“对待女同事一样”。不管这是不是田野调查的一种策略,这确是接近“真实”的阶梯。 有过这番经历,潘绥铭比较知道怎样让中国的男人和女人说出他们的“性”。2000年,他就设计了一套体贴入微的调查方式,从问卷设计、调查地点,到人员的完全陌生化(就是调查者与被调查者不会再见了),一点一点将难以启齿之事在对象面前铺开。 2006年7月到11月,潘绥铭团队进行了同题再调查,该调查覆盖了18岁至61岁、讲汉语、识汉字的中国人,随机抽取21个省、市的152个城市社区、47个村,实际接触7553人,大约1500人不愿参加,完成有效问卷6010份。 很多人还不明白安全套到底能不能预防艾滋病 人物周刊:关于“安全套到底能不能预防艾滋病”,您为什么迫切希望出台“国家说法”? 潘绥铭:我们的调查结果证明:2000年的时候,在4项预防知识中,这个问题的正确回答率最低,经过6 年宣传教育,到2006年,仍然最低。问题难道还不严重吗? 人物周刊:说说在村里,在社区里碰到的“不相信”吧。 潘绥铭:整个社会的公信力在下降。一个信息,哪怕是科学知识,有80%的人信就不错了。像安全套的问题,他们也听说了一点,就是不相信。也不是不相信安全套,而是不相信我们的宣传。 人物周刊:在2000年、2006年对中国人的性行为和性关系进行考察,不能不看这6年里国家发生的事情和它的走向吧。 潘绥铭:对。这个大背景就是中国“性化”的苗头越来越强。这不是我的词儿,是国际学术界用了好多年的概念,就是日常生活中的许多事物跟“性”联系起来,而且越来越紧密,不是你家里有几张毛片儿社会就“性化”了。你看现在,从大街上的广告到日常语言,性的色彩越来越浓,香车美女,他不说车有多好,搁一模特在那儿,杂志封面全美女头,有的扯都扯不上。就这么个趋势。 有钱人才去全身按摩、叫小姐?去得多的反而是“穷人” 人物周刊:两个月前,我去西南某地一家妇教所采访,那里收的是从事性交易被逮着又交不起罚金的农村女性,她们告诉我,一次交易的价格相当于一碗米粉。连那么偏远的小村子里的女性都开始用肉体做交易了。 潘绥铭:自打中国有文字记载这3000年来,哪朝哪代人不懂这条路?都懂!老话说“大姑娘要饭——死心眼儿”,不就是这个理?为什么现在走这条路的人多了?这才是问题。 我做女性性工作者社会学研究到今年刚好10年,跟她们一聊,全是这样那样的原因,最后没办法,不顾羞耻了,因为有比羞耻更火烧眉毛的事:生活。人多少总有廉耻之心,是什么让她们没有了羞耻感?是谁把那条底线给破了? 人物周刊 :记得2004年在曼谷世艾大会上,您反复强调要重视老板、经理这类嫖客,并称他们是与艾滋病毒传播密切相关的“桥梁人群”。从2006年的调查看,好像他们的比例没有增加。 潘绥铭:这里有个上限。换句大俗话说,你就是敞开了让人去嫖,也不是人人都会去。我们在调查中发现,中国的性产业只是在持平中进行调整,找小姐比例下降的那些男人,大体上都是越来越有机会发生“多伴侣性行为”的男人,那些机会少的,找小姐的可能性也就相应地增加了。 人物周刊:报告里有句话,“异性全身按摩日益成为大城市里中年男人的一种娱乐方式”,中国城市男人很需要这样的抚慰吗? 潘绥铭:我这调查可得不出这结论。可大家都有日常经验,这几年,按摩、洗头洗脚、打着按摩字样的洗浴中心,门脸儿是越开越多。一般人误解,觉得有钱人才去全身按摩、叫小姐,不是,去得多的反而是那些所谓的“穷人”。 什么因素决定你是不是去那些场所呢?我们有个术语叫“可支配的富余收入”,就是活钱儿,你随时能用的,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是性服务的价格。比方你有100元活钱,性服务一次5元,那你去了;如果你有1000元活钱,可是性服务一次得800元,那就不去。 人物周刊:报告里提到一些新趋势:一些高档小姐开始向下流动;性服务的价格基本持平,略有降低,等等。价钱下来了,等于门槛降低,进去的人是不是就多了? 潘绥铭:从需求决定供给的角度看,性产业可以维持,却既不可能扩张,也不可能升值。这是因为:一方面,在大中城市,即使是中低收入的男性,花在找小姐上面的钱,很可能并不少于县城或农村的男客,这样中国性产业可以维持下去。但另一方面,在中高收入男性中,找小姐的比例并没有显著增加,因此性产业不但不可能扩张规模,就连维持原有的价格也很勉强。 问题严重在哪儿呢?我之前做的一些调查表明:低收入男性“找小姐”的比例在最近6年里显著增加。而对这次调查中的一个问题“性病可以看出来吗?”,这部分人都说能,正确率下降得很厉害。他们觉得只要对小姐进行“望、闻、摸、洗”,就足以预防性病和艾滋病,许多人即使已经得过某种性病,仍然对此坚信不疑。 两项结果一综合,可以基本断定他们得性病/艾滋病的几率必然增加。一旦他们染病,彻底治疗的可能性很小(因为医疗价格),那么性病在这一阶层中传播的可能性就会显著地增加。 人物周刊:这么些年下来,您内心感觉教育对性行为的改变有用吗? 潘绥铭:当然有用,但是不大。以前我们的教育是恐吓教育,现在是普及知识,但知识必然带来行为改变吗?要真这么以为,那是大错特错。人不是电脑,不是机器,你以为成天拿一小册子在那儿忽悠,让他“知道”了,他就不去做了?该嫖的还嫖!不戴套的还不戴!这就像有些医生把病人当一块肉、一堆器官组织,跟兽医没什么两样,他没想过你还有生活、历史、情感……人为什么会嫖?文化的、经济的、社会背景乃至个人心理,谁研究过?有经费吗?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向来反对片面强调知识的作用,因为这个假设是不成立的。 所以我说,第一步要做的,并不是编写教材,而是到实际生活中去,到那些“坏人”里面去,摸清楚他们究竟相信什么。 潘绥铭 1950年生。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所长、社会学系教授。著有《性的社会史》、《中国性现状》、《存在与荒谬——中国地下性产业考察》、《生存与体验》、《当代中国人的性行为与性关系》、《中国当代大学生的性观念与性行为》等,另有《金赛性学报告》等译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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