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预防腐败局诞生始末：被赋予高级别出人意料(2)

　　制度性预防的挑战

　　国家预防腐败局能在多大程度上对腐败的蔓延起到遏制作用，是民众普遍关心的问题。

　　近些年来，在预防腐败上，实际上已经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从公务员廉政宣誓，到“一把手”夫人参观监狱，到建筑工程发包和监管中的种种详细规定，等等。

　　任建明对本刊记者说，预防腐败实际上比查办腐败难度更大，原因在于预防腐败往往就要进行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其影响往往是全局性的。

　　譬如，在2001年12月召开的中纪委第五次全会，就提出了行政审批制度、财政制度和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以后又增加了投资体制和金融体制改革，共5项重大改革措施。这些措施所产生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

　　仅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一项，经过4年的努力，国务院各部门共取消和调整审批项目1806项，达到了国务院部门全部审批项目的50.1%，并直接推动了《行政许可法》的顺利颁布实施。

　　这些都是预防腐败的重要制度建设。9月13日，马表示：“国家预防腐败局将加强对预防腐败工作全局性、战略性问题的研究，提出治本对策建议，创新和完善预防腐败各项制度。”

　　这其中，财产申报制度如何建立和落实，是媒体一直高度关注的议题。

　　早在1995年，中办、国办就印发了《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2000年12月，中央决定在省部级现职领导干部中首先实行《家庭财产报告制度》。2001年6月15日，又颁布了《关于省部级现职领导干部报告家庭财产的规定(试行)》。

　　但在具体实施中，相关规定存在执行问题。在9月13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预防腐败局副局长屈万祥表示，“我们一直在抓紧研究财产申报制度，在适当时候将建立财产申报制度。”

　　国家预防腐败局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发挥作用，清华大学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主任任建明说，这取决于两个条件：国家预防腐败局所拥有的政治资源与权威；其在腐败预防上的专业能力。

　　在国家预防腐败局成立前后，媒体列出了一系列应属国家预防腐败局职责范围内的问题，希望国家预防腐败局能够予以解决。这些问题包括：

　　呼声甚高的公务员“阳光财产法案”和公共财政的透明度能否取得实质性突破？

　　对于我国长期存在的、一些公私不分的灰色、模糊地带，能否在罪与非罪上给出明确、清晰的界定？

　　诸如住房超标、公款旅游、公款吃喝、公车私用等问题，能否给出一个清晰的法律性质界定？ 公务员的任职审计制度，能否通过法定的制度固定下来？

　　反腐败公约所确立的公众获得信息的有效渠道、有关腐败信息的查找、接收、公布和传播的自由，能否得到制度性的尊重、促进和保护……

　　民众希望国家预防腐败局大有作为的期盼之情溢于言表。此外，也不乏对于国家预防腐败局运行中可能出现的问题的担忧，比如，在目前的行政设计下，其本身与纪委、监察部如何清晰划界。

　　任职于国土资源部地籍管理司的王亦白4月份在《南风窗》发表的《预防腐败局的悬念》一文中说：在准确定位为预防腐败的宣传教育、腐败可能性分析、腐败线索提供和监督制度拟定机构而非直接调查、惩处腐败的执法机构的基础上，“国家预防腐败局应谨防机构膨胀化、权力扩张化、实施作秀化。”

　　也有学者对国家预防腐败局机构本身可能出现的膨胀提出疑问。按照“三定”方案，国家预防腐败局列入国务院直属机构序列，在监察部加挂牌子。

　　国家预防腐败局领导职数为一正二副，局长由中央纪委副书记、监察部部长兼任。国家预防腐败局下设办公室，作为办事机构，承担国家预防腐败局的日常工作。

　　曾有人计算：北京成立1个局，各省就要成立34个单位，再加上市级县级，就会增加近3000个机构，按平均编制30人算，有9万人，按平均年薪3万，就有27个亿，再加上公务消费。这又将是新增的一大笔开支。

　　这些问题，因国家预防腐败局才刚刚挂牌，还无法有最终的结论。

　　有媒体报道说，中纪委已于7月份在东、中、西部分别选定上海、河北、四川进行预防腐败试点，“要求三省市根据各自特点拿出自己的预防方案来进行积极实施，为全国作出探索。”（记者 何忠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