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女工的最后72小时(2)

　　早晨，连续工作24小时之后

　　10月27日早上6点半到28日早上6点半，除了吃饭，铧鑫工艺品有限公司的工人们一直在工作。52800只工艺动物制品要在下午前全部完工出货，为准时完成这个订单，从24日厂里就开始加班了。

　　28日早上6点半，工人们获准去吃饭，由于厂里准备的早餐不够，他们只好急匆匆到厂外去买早饭。何春梅的弟弟、铧鑫厂装配车间小组长何茂君觉得累，他把身上带的50元钱给了一位工友，请他帮着买些早饭回来。

　　何茂君下楼，他看到工人们急急忙忙吃着东西从厂外往回走。早饭之后，还要接着工作。在楼梯上，何遇到了工友张祖军。张拿着一包方便面，准备充作早饭。张告诉何茂君，他在路上看到何春梅抱着一根电线杆，精神很差，好像要晕倒。

　　何茂君急忙往厂外跑，很快就看到姐姐倚着路边的一根电线杆，头歪向一边。“她眼睛向下，脸色苍白。”何茂君回忆说。

　　何茂君很着急，忙扶住姐姐，但他当时并没有将姐姐的症状跟死亡连接在一起。厂里以前也有过工人晕倒，趴在桌上休息一下就好了。

　　但他一个人扶不住姐姐，她已经晕过去了。何茂君喊一个路过的女工友来帮忙，女工也扶不住何春梅。何茂君背起姐姐，往三百米外的石井人民医院跑去。

　　何茂君觉得姐姐很沉，后来他分析也可能是连续加班自己体力太差的缘故，跑了一小段路后他背不动了，忙拦了辆摩托，将姐姐送进医院。

　　何把姐姐抱到急诊科抢救室，医生对何春梅进行病情询问，何春梅都没有应声。“病人入院时反应迟钝，肢体感觉比较差。”这位值班医生后来向记者介绍说。当时何茂君大声重复两遍医生的问题，何春梅才含糊地应答。这一问一答，也是姐弟俩最后一次对话。

　　书写于28日早上7点的何春梅的病历显示:20分钟前突然晕倒，伴头痛；几天睡眠不足、精神极差、嗜睡状态，双瞳孔等大等圆。

　　医生曾建议何春梅做CT进行脑部检查，但被她拒绝。据该医院收费处介绍，做脑部CT检查要花费300元。

　　何春梅被安排在急诊科输液，以便观察。其间何茂君跑出去打电话给妻子及亲友，并要求厂里来人。不久，铧鑫厂有关人员到医院办理了何春梅的相关手续。

　　何茂君坐在急诊科走廊里，“当时头昏沉沉的，很想睡觉”，他确实不由自主打起盹来，迷糊了有二三十分钟。此前，他两次去看姐姐的状况，只觉得她脸色依然苍白，但“鼻子那儿气息有进有出，就像睡着了一样”。

　　三天只睡了不到六小时

　　从10月25日起，何琳听到姐姐越来越沉重和频繁地抱怨太累。

　　铧鑫厂的多位工人确认了10月24日－27日的工作时间安排:24日:早7时－晚11时；25日:早6时－26日凌晨1时；26日:早上6时－27日凌晨2时；27日:早6时－28日早6时半。在工作期间，他们有半小时的早饭、晚饭和宵夜时间，中饭时间是一小时。

　　何茂君说，后三天里的睡觉时间加起来，还不到6小时。姐姐的睡眠时间与他基本相同。

　　26日这天，何春梅、何茂君姐弟二人是凌晨一点半到家的，何春梅叫醒了妹妹何琳，让她给哥哥何茂君做面条吃。这做法有些反常，因为何春梅一向独揽所有的家务，是公认的“勤快”。何琳听到姐姐说“很累”，但她看到姐姐精神还算好。何春梅抓紧时间冲凉并像以往那样冲凉后把衣服洗好了。

　　何春梅是两点多一点睡下的，她很快就睡着了。何琳只听到她说了一句“五点钟就要起床”。

　　以往，何琳一个人睡在客厅。这个19岁的姑娘与姐姐、姐夫在石井新庄合租了这套一房一厅的住房，180元/月。由于哥哥的忽然造访，出租屋显得更加局促。何琳与姐姐睡在了卧室，哥哥与姐夫睡在了客厅里。何茂君的住处离铧鑫厂很远，骑车要二十多分钟，为了应对加班和安全，何茂君挤在了姐姐家睡。

　　何琳5点10分左右醒了，她叫姐姐起床。何春梅醒后希望能再睡一会儿，她说:“太累了，反正是计件工资，再多睡一会吧。”但到了5点半，她还是跟丈夫和弟弟一起出门上班去了。

　　26日铧鑫厂的工作始于早晨6点，一直延续到27日凌晨2时。姐姐、哥哥两点钟回到家时，何琳早已睡下。何茂君洗了把脸，没有吃宵夜就赶紧睡了。何春梅仍坚持冲了凉，但她没有像往常那样在冲凉之后就把衣服洗出来，她对何琳说:“太累了，你帮我把衣服洗了吧。”何春梅还吃了点东西，其间何琳又听到姐姐说“太累，手又痛”。

　　与前一天的情形相较，何琳深切地感到姐姐的劳累正一层层沉重地积累下来，这使得她的抱怨越来越多地夹杂着叹息。何春梅在入睡前，喃喃地对何琳说:今天也要5点起床，一直要上到28号下午出货，这么长时间，好难过啊。手很痛。

　　弟媳田晓梅用“贤淑”来形容何春梅:“我们在一起时，她从来不让我做饭，张大渊的衣服也全是她洗的。那两天她连自己的衣服都不洗了，一定是累得不行了。”

　　10月28日早上5点半，何琳听到姐姐、姐夫和哥哥一起出门上班。她听到姐姐问哥哥:“手很痛，车间有没有胶布把手指包一下？”这成了她听到姐姐说的最后一句话。

　　初中毕业的何琳16岁出来打工，先在广东清远，今年2月份姐姐何春梅到广州石井街打工后，她也来到了这里。何琳幸运地进了一家劳动纪律执行较好的鞋厂做工。她进这个厂半年来，最长只加过两个五小时的班，加班通常是两小时。她的底薪687元，每月的收入加起来1300元。加班时工资按150％拿，周六周日加班则拿双工资。但这个厂对工人有着严格的年龄限制，只招收19－23岁的年轻人。小学毕业、已经30岁的何春梅无缘进入这样的工厂。

　　在广州石井，这样的工厂并不多。石井街道办事处劳动和社会保障服务中心负责人姚永军将之归功于国外订货方的“社会责任认证”，即媒体通常所说的“人权检查”。只有通过了这样的人权检查，厂家才有可能在下一年从国外拿到更大的订单，保持较高的利润。

　　打工多年的何茂君则对人权检查甚是不屑，他说那都是做假。

　　根据去年全国经济普查的数字，面积五平方公里多的石井街道共有各类企业及个体工商户8000多家，姚永军说，根据下面报上来的数字，企业有五六百家，但实际情况可能要高于这个数字。同是经济普查的数字，整个广州白云区的企业及个体户有五万多家。白云区劳动与社会保障局的一位工作人员介绍说，该区受工资监控的企业就有5000多家。在这些企业中，大量来自全国各地的农民工在辛苦工作。去年，整个广东的外来工数量已经超过1300万，全省劳动力有1/3是外来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