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女工的最后72小时(3)

　　加班、加班

　　27日早上6点开始的工作，将一直持续到第二天早上6点半。何茂君这个过程中一直觉得头昏昏沉沉的，浑身没有力。他是装配车间的组长，要不停地巡视，并把工友所需的物品及时配齐，还要不时帮其他人一把。实在撑不住打瞌睡时，他就到厕所里抽支烟提提神。

　　何茂君来广东打工的时间长于姐姐，到姐姐猝死时他已经在广东工作了9年。他原来在铧鑫厂老板开的另一家厂打工，2003年前后来到石井。

　　这是他打工经历中第二次如此高强度的加班。目前有300余名工人的铧鑫厂10月底准备迁厂，搬往离城市更远、地价低一些的白云区江高镇大龙头村。但这批货品的外购配件10月24日才到位，而厂里要在28日完成这个订单。52800个玻璃工艺品分六个品种，有老虎、熊等动物造型，每种8800个。这些工艺品做成要经过制模、成型、研修、装配、彩绘等八个环节。

　　27日到28日，铧鑫厂的厂长也没睡觉，他不停地在车间里走动，不停地翻看进度表，他多次催促何茂君要加快速度。其间他对工人们说，做完这批活一定放大家两天假，让大家好好休息一下——但疲倦的何春梅等不到这一天了。

　　何春梅所在的装配车间有17名工人。装配车间的工作是将配件组装在一起，使产品成型。装配车间人手不够，从26日起，研修车间就过来了11个人帮忙，到28日凌晨，彩绘车间的很多人也过来了。

　　在加班期间，姐弟两个并没有过多的言语，何茂君看不到姐姐有什么异样，她总是埋头干活，或向组长要一些材料。何茂君只记得28日凌晨这段时间，何春梅几次向他要“快干”(一种胶)。

　　37岁、在铧鑫厂工作了四年的吴素兰也来自四川，她从研修车间过来帮忙，与何春梅分到一组(三名工人一组)，两人的工作台紧挨着。26日这天，她们的小组一共完成了6000件。吴说不清这次加班能给自己带来多少钱。

　　28日上午何春梅猝死后，吴素兰一时间不相信这是真的。整个加班的几天中，吴素兰也没有觉察到何春梅有什么异样，两个专心工作的女人没有心思作过多的交流。

　　27日晚上吃过宵夜后，吴问:“看你有点头晕的样子，是不是想打瞌睡？”何春梅说:“几天几夜没休息，有一点点累。”

　　在27日到28日的工作中，吴注意到何春梅用胶布把左手的拇指和食指缠了起来，何习惯用左手做主要工作，她跟吴说“手很痛”。

　　28日早上6点半，何春梅拉吴素兰一起去吃早饭，她看起来精神还好。吴说过会儿再去，何就一个人先去吃饭了。不久，她晕倒在厂外的一根电线杆旁边。

　　自打26日加班，吴素兰也觉得很累，但在她看来，加班并不是一件坏事情。“不累就赚不到钱”，多做一些才能赚到钱。

　　“只要睡眠充足，工人们是乐意加班多做工多赚些钱的。”长期与企业工人打交道的姚永军说，不只是石井，整个珠三角、长三角，只要是劳动密集型企业，都有超时加班的现象，只是每个企业程度不同而已。

　　9月22日，广东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公开对省内20家“血汗工厂”进行谴责。这些企业普遍存在严重超时加班、恶意拖欠工资以及雇用不满16岁的童工等违反《劳动法》的现象。

　　按照《劳动法》规定，企业每天加班一般不超过一小时，特殊情况不能超过三小时。一个月累计不能超过三十六小时。“但企业存在着淡旺季的问题，所以，国家又规定企业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向劳动部门申请综合计算工时。”姚永军说。

　　据广东省有关部门的一次调查:92％以上的企业存在不同程度的加班，其中近七成企业每周加班超过10小时，个别企业每周加班多达28小时。

　　广东省总工会今年初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珠三角76.3％的进城务工人员月工资水平处于1000元以下，1001－1500元占17.5％，501－1000元占63.2％，500元以下占13.2％。而他们的生活成本却达到每月500元左右。广东各地仍然有相当部分进城务工人员游离于社会保险的“安全网”之外。

　　调查表明，珠三角地区农民工月工资12年来只提高了68元，13.2％的进城务工人员入不敷出，63.2％的人没能攒下多少钱。52.4％的进城务工人员每天劳动时间超过8小时。而为了挣钱，他们只能靠加班。

　　何春梅猝死事件，引起广州市、白云区劳动部门的重视。10月31日，白云区劳动保障监察大队工作人员及石井街劳动和社会保障服务中心人员到铧鑫厂进行了调查。据透露，调查过程中厂方负责人即承认了超时加班。

　　事实上，加班期间何春梅并没有向厂里请假以缓解极端的疲惫，一方面是厂里赶活期间很难请下来假，同时，正如何的家人所说，她一心想多挣点钱。

　　厂里实行计件工资后，何春梅每月的收入从原来的八百元上升到大致千元。

　　然而，何春梅努力而执著地想改善家庭生活的愿望在她30岁这年的一个早晨，戛然而止。

　　大巴山深处的打工者

　　从广州坐火车，经过30个小时的运行之后，会到达四川达州，转车到南充营山县，向大巴山深处进发，天气好的话，坐5个小时的汽车，可抵达柏林乡。再走四公里崎岖山路，就到了张大渊、何春梅的家——长滩村。

　　顺着这条路继续向深山前行，再过四公里，是何春梅的娘家——垅坪村。如果下雨，陆路即告断绝，坐船从柏林乡到垅坪村，要两小时。垅坪村与马鞍镇接壤，后者属国家级贫困县仪陇，那里也是朱德的故乡。

　　何春梅的姑父杨继强说，回一趟家要花费300元钱，他一年回家三次与妻子团聚。杨是电焊工，有技术，收入好的话每月能拿到2000元钱。而何春梅的堂兄何茂林为了多攒些钱则两三年才回家一次。

　　大巴山深处的柏林乡算得上山水如画，但它却没有足够的资源使这里的人过上富裕的生活。这里的农民通常种植稻谷、小麦及油菜籽。张大渊说，如果不出来打工，他一家人农业收入获纯利仅千元左右。

　　张大渊的父母带着两个孙子在老家生活，两位老人只能耕作房屋近处的地，以保证全年的口粮。长滩村村支书张大聪说，由于劳动力大多外出，村里老的老小的小，长滩村有40％的土地撂荒。长滩村不多的953亩地零散分布在大山深处。

　　营山县有穷有富，据去年该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的统计公报显示，全县农民人均纯收入2289元。

　　1994年正月里，何春梅嫁到了张大渊家。随后两人就来到广州打工。张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即出来打工，在新疆的脱水厂烤过洋葱片，在四川凉山州伐过木头。垅坪村的一个村民在广州石井承包工程，张到广州之后就在他的工地上做捆扎工，何春梅的堂兄和姑父也都在这个工地上工作。他们一天的工作通常要从早上干到晚上10点半。

　　何、张两家的亲戚在广州打工的有十三四人，在整个广东，打工的亲戚有四十余人。张大聪介绍说，该村有1380口人，出来打工的有600余人，而人口900余人的垅坪村，出来打工者也占到五六百。整个柏林乡14000人口，大致有5000人在外打工。四川是中国农民外出打工最多的省份，全中国进城的农民工则达1.5亿。据估算，外来工对广东GDP增长的贡献率为25％。同时，近10年来，在广东的外来工将2000亿元收入带回家乡。

　　去年10月间，张大渊、何春梅用这几年攒下来的一万元钱盖起了五间新房子，这使家中原本拥挤的居住条件得以改善。虽然由于交通所限，砖块无法运进来，这些新房仍是泥土墙，但何春梅仍把盖新房视作近几年来家中最大的一件喜事。

　　然而令何最头疼的支出并非建房，而是两个儿子的教育费用。村里没有学校，儿子们寄宿在乡里小学，他们一年的花费下来就是9000元。夫妻两人每月的收入加起来2000元上下，但节余大部分投入到儿子的教育中。

　　这使得张大渊夫妇的生活总是紧巴巴的，何春梅经常劝丈夫不要多花钱。张偶尔喝点酒，那是从家乡带来的自酿小麦酒，50多度，由于加了蜂蜜和红糖，入口有着辛辣及深沉的甜腻。

　　来广州几年，他们没有到广州城里玩过，经常的社交活动是到也在石井打工的张大渊的妹妹家去串串门。去年暑假，他们的大儿子到广州来玩，一家人终于去了一次越秀公园。在几经盘算之后，何春梅终究没带儿子去划游船，这使得10岁的男孩很不满地嘟囔:真遗憾，来一趟广州连船都不让玩。

　　在10月28日之前，何春梅夫妇对于自己的打工生活有一个遥望的终点:什么时候两个儿子书都读完了，他们也就可以回老家了。

　　这一信念在柏林乡的打工者中普遍存在并支撑着他们继续工作。“出来打工这么辛苦为什么？不就是想供孩子读书，不再当农民，将来不再像我们这样打工！”何春梅的堂哥、47岁的何茂林说。

　　他举了一个例子，垅坪村村民何立庆，从儿子上高中就到太原一家铝厂当烧炉工，他没日没夜地干，困了就在炉旁睡一会儿。去年儿子大学毕业，何立庆回到了大巴山深处。

　　何春梅生前还有一个梦想:等过几年村里的路修通了，砖能运进来时，再建几间新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