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5-25特大贩婴案调查：贩婴出现产业化趋势(2)

　　买儿防老

　　麻英娟家中只有女儿，她实在想要名男孩。“农村家庭都有重男轻女的思想，谁家没男孩，村里的人都会看你笑话。”

　　于是，麻英娟买来了硕硕。

　　左佃芳的情况和麻英娟类似。她也曾梦想有一个儿子。

　　2006年9月，左家通过一个熟人，花了两万元钱，“领养”了一个男孩。“回家前，先进了医院，因为孩子缺氧，住院治疗就花去了1700多元。”

　　此次，从云南贩卖到郯城的27名婴孩中，还有相当一部分是女婴。红花乡马圩村村支书说，买女婴是为了防老。

　　他解释说，农村家庭如果只有独生子的话，将来儿子结婚，便要养4个老人，负担太重，所以，有些家庭会选择再买一个女儿，“这样可以把负担分摊。”

　　有人买婴儿的另一个原因是，当地农村出现了一些没有配偶的大龄男青年，他们为了养老，也会考虑买个小孩。红花乡马圩村村支书证实“邻村就有这样的现象。”

　　记者了解到，离红花乡马圩村不远的外岩村，共有村民800多人，其中有40多名年过30的男性找不到配偶。”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教授周孝正解释，当地男女比例的失衡的原因在于，按照计划生育政策，第一胎若为男孩，就必须实施绝育手术；第一胎若为女孩，则可以再生一胎。

　　“这样，女孩出生的比率就会比男孩高。”

　　罚款2万多婴儿落户

　　麻英娟买回硕硕后，开始想着该如何跟村里乡亲解释男婴的突然降临。她编出了一个故事，她跟周边邻居说，硕硕是自己和丈夫在外打工时生的。

　　但记者在麻英娟所住的何围子村了解到，麻英娟当年所用的障眼法其实没太大用处，全村都知道“抱了一个孩子回来”究竟意味着什么。

　　左佃芳也担心自己购买的男婴会被村里的人知道，于是全家人合计着搬出了村子，到外面找事情做。心想时间一长，回村就说是自己在外面生的。

　　红花乡马圩村是此次南京铁道警方在郯城县解救被拐婴儿的重点地之一。该村的村支书告诉记者，许多想再要一个孩子的年轻夫妻，通常会出去打比较长时间的工。几年后带回来一个孩子，没有人知道是不是他们自己生的。

　　硕硕开始一天天地长大。当时麻英娟家中已经有两个女孩，按当地政策是不允许再给多出来的硕硕上户口。“但是养孩子不是养小动物，看着孩子一天天长大，不给小孩落户口也不是个事儿。”麻英娟说。

　　“过了一阵子，我就抱着硕硕去计划生育管理局认错。”麻英娟说，这是她超生的孩子，计划生育管理局让她按照政策罚款。最后，麻英娟交了2.8万元的社会抚养费，硕硕得以落户。

　　郯城县计划生育管理局官员杨维贵告诉记者，当地政策规定，家中有一个男孩或有两个女孩后，再生一胎，需罚29528元；在此基础上再生一胎的话，则罚74000元。

　　杨维贵认为，像麻英娟这样以“收养”的孩子冒充“亲生的”到局里申请处罚，局里是不可能批准的：“因为我们要看孩子的出生证明。”

　　“当时没有人要查我们的出生证明。我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当记者问及当年的往事时，麻英娟一脸茫然。

　　南京铁路公安处在提供的新闻通稿中称，他们发现当地有村民通过购买假出生证明的方式给孩子报户口。在大多数落户手续中，都存在伪造文件的现象。

　　利用《收养许可证》落户？

　　除了以超生交罚款的方式给孩子落户，麻英娟知道，在当地还可以通过收养的方式，让孩子的身份合法化。

　　徐启峰说，并不是任何人都能办到《收养许可证》的。他是郯城县民政局社会事务科科长。据他介绍，办理《收养许可证》必须具备3个条件：第一，无子女的证明；二，公安机关弃婴报案的证明；三，医院出示的没有收养者生育能力的证明。

　　2006年，郯城县民政局就办了38份《收养许可证》。“这些收养者，都持有完备的手续。”徐启峰说。

　　记者在郯城县调查时发现，该县以及它的上级行政单位———临沂市，没有一家孤儿院。麻英娟说，她也就放弃通过办理《收养许可证》来为硕硕落户。“在本地根本不可能有合法的孤儿给我们收养。”

　　郯城县公安局户籍科科长张霞告诉记者，有了《收养许可证》，公安局还不能为其落户，收养家庭还必须出示“社会抚养费”的缴纳收据，他们才可以给收养的孩子办理户口。

　　计划生育管理局官员杨维贵承认当地是有这样一个政策，所缴纳的费用是按照当地“超生”的罚款标准来收取。

　　而国家的《收养法》规定，只要符合收养条件的家庭收养孩子时，是不需要缴纳社会抚养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