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700万元福彩假票案疑点重重(3)

　　于海为何没有紧抓信封破绽？

　　还原了所有细节之后，疑问几乎在每一个细节冒了出来。

　　而第一个疑问就是：如果于海造假彩票，当被封存的信封多了透明胶布可能被动过时，为什么于海不紧紧抓住这个问题追究福彩中心的责任？甚至在曹鹏飞表示不认可这一信封时，于海仍支持福彩中心打开信封？

　　12月19日当天晚上，于海回到益阳后请曹鹏飞等人吃饭。曹鹏飞说，当时于海确实很担忧：“那个信封出现了问题，会不会他们真的把彩票换了啊？”

　　“我至今想不明白，为什么没有坚持不拆封并追究责任呢？他完全有理由的。如果真是他造假，这就是最好的机会。”曹鹏飞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12月19日是于海第一次和福彩中心人接触，在整个录像过程看，于海情绪略有一些激动前的紧张，但还是比较自然。

　　在签字之后，福彩中心让于海认真填写了一份“中奖申请表”。

　　实际上，与表面按部就班兑奖，甚至有些热情的招待不同，此时福彩中心在现场的这些负责人和工作人员已经将他当作一个诈骗犯罪嫌疑人来对待了。

　　本刊记者调查寻找到一份省福彩中心给中彩中心的书面报告，早在12月16日，曹鹏飞带彩票来省福彩中心当天晚上，福彩中心就已经向中彩中心书面报告说：数据库中没有相关记录，于海中奖彩票不是我们彩票销售系统打印出来的，是否报案，请指示。

　　随后，在见到于海的前一天，即12月18日晚上8点，时任湖南省福彩中心副主任的李文玉晚就已经向湖南省公安厅经侦总队报案说：于海用假彩票兑奖诈骗。同去报案的还有一位民政厅副厅长。

　　证明假票过程缘何忽略投注机？

　　根据警方询问笔录，李文玉报案说，这张票是假票。

　　当期福彩中彩中心北京摇奖的结果是：湖南没有人投中一、二等奖。12月16日，在省福彩中心数据库中，根据票面密码查询，没有于海中奖彩票记录，根据彩票流水号查询，查出有相同流水号的彩票号一张，但投注号码、投注时间都和票面不符，因此确定于海这张票没有进入省福彩中心数据库。

　　李文玉同时说：因为省中心将中奖彩票复印件传真到深圳思乐技术有限公司，思乐公司通过彩票票面信息运算密码后认为：彩票不是由他们公司提供的系统打印出来的。

　　另据本刊记者查证到的“湖南省彩票发行中心”和思乐公司的合同显示，思乐公司是福彩中心的投注系统硬件和软件提供商，该公司和中彩中心及湖南福彩中心一起建立了电脑福利彩票数据库。思乐公司提供了800台投注机，售价共计2040万元，但同时需提供技术资料，并满足彩票发行中心的功能需求。

　　实际上，公诉方显然也注意到了这一问题。在后来的一份补充侦查提纲中，益阳市检察院就提出：“鉴于思乐公司是中国福彩设备与软件提供商，与本案存在利害关系，建议将该公司出具的鉴定书进行证据转换。”

　　根据2005年8月17日湖南省公安厅公共信息网络安全监察处作出的《电子数据鉴定书》，提交该处的287张于海彩票不是福彩销售系统产生的。其论证理由有三点：

　　第一，解读福彩中心提供的数据光盘显示，数据库中与于海这287张彩票流水号相同的彩票数据中，投注码信息与票面信息不一致。第二，参照中国福彩中心制定的《电脑福利彩票热线销售系统规范》，于海彩票上的条形码解读出的密码与票面密码不一致。第三，根据开发商提供的彩票加密算法，于海彩票上解读出来的密码也与票面信息不一致。

　　这份《电子数据鉴定书》，是检方向法院提供最重要的证据。

　　不过，警方和思乐公司的鉴定，依据的都是福彩中心数据库和公司提供的计算方法，而与彩票最直接相关的投注机却被忽略了——按照常识，投注机内存上肯定有记录当天于海输入的是哪些号码，这是最原始最直接的证据。

　　在2004年12月19日于海去福彩中心兑奖时，曹鹏飞也携带投注机来到长沙，并被封存。然而，本刊记者多方证实，至今，在接近3年的司法过程中，都没有出现关于这个投注机相关记录的证据。曹鹏飞说，投注机是在一个多月后才归还给他的，三年后的今天，电脑里早已没有当时的信息。

　　这是为什么？

　　“同谋刘中央”证明了什么？

　　于海的弟弟于滨说，于海被拘留后，所有家人就再也没有获准见过他，“除了司法机关，唯一见过他的人是辩护律师焦元章。”

　　记者找到了焦元章。焦元章介绍说，很长一段时间内，于海坚持自己没有造假，但后来在2005年9月7日确实向公安做过一次供诉：2004年12月14日，他在益阳步步高超市门口和一个台湾人刘中央见面，两人合谋在兑奖的时候换掉于海原来的底单，然后由刘中央叫一个混混从曹鹏飞那里把于海的彩票换出来，换成有中奖号码的假彩票。再由于海去兑奖。

　　不过，焦元章认为，这份供诉非常经不起推敲：如果要用假彩票，于海为什么要增加把彩票放在曹鹏飞那里，然后又让一个人去偷换回来，自己直接带回来换不就行了？

　　警方提供了一份“在逃”嫌疑人刘中央的台胞证件签注详细资料，证明刘中央与于海有合谋。

　　但是，正是这份资料显示：刘中央自1993年到2005年都有详细而连贯的出入境记录，而恰恰在于海案事发的2004年12月，刘中央并不在大陆。

　　也因此，于海所说“在步步高和刘中央见面并商量造假兑奖”是不可能的。

　　辩护律师因此认为，于海的这份供诉更象违心之说，更可采信的是他的无罪供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