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翁回乡当村官 出资近百万修路种树

　　我是把新农村当成了自己的事业来做，如果中国能有20%的千万亿万富翁也能参与这个事，新农村应该被大大推进。　　———王文忠 　　

　　富商回乡当村官，是资本、人才的回流，这是好事。他们和过去我们说的红顶商人不同，既不是下海的，也不是顶着集体帽子的，他们是挣了钱又被纳入了党的系统，是农村发展的一个机会。

　　因为不可能用制度或政策去约束富商回乡，它就是少数人的理想主义，有英雄主义色彩，值得提倡，但谈不上推广。

　　———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学系主任毛寿龙　　

　　短短一个月的时间，村里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实不足为喜。因为这一切并不是建立在村里经济发展的基础之上，而是富豪自己掏的腰包。富豪不是摇钱树，人家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从某种程度上说，亿万富翁当村官是一种变相的“劫富济贫”，只不过透着温情罢了。

　　———网上评论

　　自从当了村官后，村支书王文忠比亿万富翁王文忠忙多了。

　　在接受记者的电话采访时，王文忠称，原来他的价值观是不断追求在财富后面加“0”，可是越到后来越会想，人需要多少钱，又能花多少钱呢？

　　不喜欢“富豪”这个词

　　新京报：从亿万富翁到村官，你大概经过多长时间？

　　王文忠(以下简称“王”)：一开始我根本没想过要回村里做事。今年7月初，我们村的前任书记因腐败问题被撤职，村里找不到合适人选。领导班子瘫痪，村里人心惶惶，上面也有些顶不住压力，像回到了抗战年代。

　　大营镇的党委书记，我们私交不错，这时打电话给我说，老兄，你把村里的班子建起来吧，印个名就行，其他的人我来找。我当时就说，让我捐钱行，但我顾不了那么多事。

　　7月底8月初，村主任和副主任经过民主选举上任，村支书还是空缺，村里有人花钱走关系送礼想当村支书。镇党委书记和县一个党委副书记，到北京来找我，说我还继续做我的生意，村里的事情遥控指挥就行了。我想，印个名改变不了村里的现状，还是没有答应。

　　新京报：后来怎么答应了？

　　王：9月初吧，几个村民又打电话给我，都是称呼我兄弟或侄子的乡亲，说你回来吧，你不回来，我们就要要饭去了。

　　我对这个村子是有感情的，我当兵那几年，父亲去世，是这些乡亲一直在照顾我母亲。所以现在听到他们这样说，我决定先回去看看。

　　新京报：回去之前，你的“富豪”生活是怎么样的？

　　王：1984年退伍后，我在老家芍药村生活了10年，我们那里是裘皮原料生产加工的一个集散地。我在村里做了两年学徒后，与人合伙做小买卖。

　　1995年，我35岁的时候，从家乡带着8000块钱来到北京的雅宝路做皮草外贸。现在雅宝路1000多家做皮草外贸的个体户里面，我可以排到前三。媒体报道说我的固定资产过亿，我不喜欢谈这个，这代表不了什么，我也不喜欢“富豪”这个词。如果非要说富豪，我觉得我是精神上的富豪。

　　在北京的生活就是每天10点多起床，到公司里转转，和员工一起吃个饭，下午再会会客，每个月会去香港、广东和俄罗斯出几趟差。爱人是我的同乡，有3个孩子，现在我们全家人都是北京户口。

　　没人给我任何政治承诺

　　新京报：你是不是碍于乡亲的情面，才回去当村官的？有人说“这是一种道德绑架”。

　　王：看到村里的那些景象激发了我的良心和责任感，就像你看到一个盲人或残疾人在

　　9月20日我回到村里，和镇书记见了面，第二天就上任了，可以说是临危受命。他们没有给我任何政治承诺，只是让我能暂时控制局面，组建班子。村里不上访、不乱了，我的任务就完成了。我在村里的600人大会上也说了，我回来做村支书，不求任何回报。

　　新京报：你觉得村里邀请你回去，是看重你的什么？

　　王：他们信任我，我的品德和能力经得起大家的评价。我在外又比较成功，有能力带大家致富。

　　县、镇干部应该做梦也没想到，我还真的回去挑起这个烂摊子。村里的老人也说他们像做梦一样，过去几代人没有实现的事，一两个月之内，都实现了。

　　新京报：当时村里的状况很糟糕吗？

　　王：对，是在省政府挂了号的重点上访村。村民年人均收入不超过2000元，30%的村民还住在解放前盖的土房里，而周边的村子已经是楼房林立。

　　我回来之前，村里没有一条像样的马路，没有一盏路灯，村民吃水也很困难。我从北京回趟村子路上开3个半小时，进村的400米土路就要开10多分钟。

　　新京报：为什么单单你们村特别贫困？

　　王：我觉得原因主要是村里的带头人没有带好路。过去村里的一些领导班子贪污腐败都非常严重，老百姓的事没人管，村里的人一半出去打工，剩下的大部分种地，一小部分做生意，没有支柱产业。

　　两三年前我回老家时就有心捐二三十万给村里打井修路，但就是觉得村里的领导太腐败了，不敢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