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初没想干这么大

　　新京报：现在你给村里做了哪些事，自己花了多少钱？

　　王：回去的这两个月，村里修了2000米的水泥路、7000米的土方路，通了自来水，种了近一万棵树，架起了路灯。

　　在村民大会上讨论这些事的时候，一谈钱大家就迷惘了，靠老百姓捐钱干？不可能。后来，我带头捐10万。村里有20多个在外地做生意的，我去找他们，但响应的人寥寥无几，他们捐的钱没超过两万。

　　没有什么好办法，我就自己再垫资60万。现在打井、修路、装自来水、买树这些钱，加起来应该已经超过100万了。

　　新京报：还准备再垫下去吗？

　　王：未来还要建村委会办公室、村党支部办公室，建学校和医疗点，我会再垫付七八十万。我跟村民代表说，你们认为最困难的就是钱，我认为最困难的不是钱，而是老百姓能不能提高意识，能不能齐心协力为村里的建设出力。说不定哪天你们感动了我，我就不要垫的这个钱了，老少爷们永远都想着我。

　　新京报：你不担心这是个无底洞？

　　王：我最初也没想干这么大，能解决吃水、行路和欠账问题就行了。但是每做成一件事，老百姓的喜悦让人感动，他们发自内心的肯定，拥护你，爱戴你。全村都出义务工，修路种树。过去，为集体做事，喊十天八天也没几个人出来。现在大喇叭一喊，大家哗啦啦都来了。村里的老人说，这种红红火火为集体劳动的场面，只有在大跃进时才出现过。

　　新京报：你这么出钱，怕不怕村里全依赖你个人？

　　王：顾虑是有的，不过目前村民还不是很有这个思想，反而是上级政府会有这个心理。

　　压力挺大瘦了十几斤

　　新京报：村里的工作和经商不一样吧，有没有遇到困难？

　　王：这两个月一直压力挺大的，人都瘦了十几斤。

　　村里20名党员，80%以上都在60岁左右，可以并肩战斗的助手很少。我跟朋友说，我要是带兵打仗，还得去教怎么去打。

　　一百个村民就有一百种个性，要协调这个。我做事是雷厉风行，要完成的事即使加班加点也不能后拖。

　　新京报：听说你回乡当村官还带了两个

　　王：我在北京不带保镖，到了村里，怕惹到一些人。另外，他们可以保护村子。有一次村里的路刚修好，有外地的车经过轧了路面，村民不干，车上的人要打人，我就带着保镖过去了。

　　新京报：你还做了一个规划？

　　王：对，我们的规划就挂在党支部外面。未来五到十年，我们准备在村子搞新村商贸区的开发。搞毛皮服装的采购、加工和销售，前店后厂。

　　新京报：你自己会投资吗？

　　王：我不会投资，也不会像一些村干部那样卖地搞开发区或收管理费什么的。

　　我在雅宝路的两个朋友已经来村里看过了，他们给村里捐了点钱，还没准备投资。以后村里的皮草成品可以拿到我在北京的门店里销售。

　　想邀专家来我们村考察

　　新京报：你现在怎么协调王书记和王总两个身份？

　　王：到村里两个月，只回过3次北京，大部分时间都在村里，每天6点起晚上11点睡，比我在北京那12年还要累。还好，北京的事并不太需要我操心。家人对我的做法，不赞同也不反对，主要是担心我的身体。

　　新京报：你怎么看待你这个村官？

　　王：村官也是个官吗？我没有任何政治头衔，有些人可能看重给老少爷们捐点钱，留个名。但我的目标比较高，十七大我都很关注，关注民生、民主，提高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我觉得这样我的后半生会更有意义。

　　我现在所做的，就是尽那么点力，改变一个农村的面貌。现在国家重视新农村建设，由国家来掏钱做？很多不都是左边口袋放到右边口袋里？

　　新京报：那你觉得应怎么做？

　　王：一个可行的模式是，能人、富人治村，加上企业管理的理念。如果中国能有20%的千万亿万富翁也能参与这个事，新农村应该被大大推进。

　　我也有回报，精神回报，以后村里老老小小伸出大拇指，说老王真有两下子，真能干，这种回报不是几千万几个亿的回报能相比的。

　　新京报：在河南、重庆等地，也出现了像你这样回乡当村官的富翁，有人从制度上推测他们可能成为红顶商人。

　　王：是啊，这个值得政府当成课题来探讨。下一步我就要邀请北大的专家来我们村考察，还想开个论坛，看这个模式能不能推广。

　　新京报：你准备干几年？

　　王：等五到十年村里的规划完成了，找好了接班人，我就会退出，我就是要证明给老百姓看，我们就是不贪。至于从政，我从没有想过，未来也不会有这个打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