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恕肇事司机

　　本刊记者/杜智娜 通讯员/胡柳

　　面对巨额赔偿，有人提出逃避，张研却积极地面对，最终用诚意换回了受害者家属的谅解和宽恕。

　　“事出了以后，我们压力特别大，心里面特别不平静，已经快两年了。”11月7日，张研的母亲向本刊记者回忆起两年前发生的事，声音哽咽。

　　车祸后，勇敢面对

　　“我们家这一出事，我的朋友和张研的朋友们都过来帮忙。有人给我粗粗地算了一下，说死了4个人，估计要赔200万元。这时有朋友就说‘如果真是200万元，你们就别赔了，不行就搬家’。”听他们这么一说，张母的心“动”了一下：“我说我得和张研商量一下。第二天，我去医院看他，把搬家的想法告诉了他。他说‘妈，咱们总得面对，总会有办法的，躲不是办法，死的都是朋友，和他们好好说说，他们会原谅咱们的，咱们有多少钱就赔多少钱’。”

　　听儿子这么一说，张母下定了赔偿的决心，“我尊重他的意见”。

　　张研的一位朋友介绍来一位律师。律师告诉张母，虽然张研在车祸中负全责，但对于张研车上的3位死者来说，他们也有过错，他们明知张研喝了酒还乘坐他的车。另外，对于死者家属，家中有老人和孩子的与没有的赔偿情况不一样，可以分别对待。

　　律师的一席话，让张母的心豁然开朗。“我姑爷、干儿子，还有张研的几个朋友坐在一起，商量着如何到各家去谈。他们每天商量了什么方案，见到4个死者家属是什么情况，谈得结果如何，晚上回来后都向我汇报，我就细细地记在一个小本子上。”张母用手指着客厅的桌子说，“他们每天都坐在那儿开会商量，而我的主要工作就是给他们做饭。”

　　张母说，那段时间他们都在积极地与受害人家属联系，希望得到他们的谅解。“最感动我的就是，这4名死者的丧葬，这哥儿几个都跟着去了。有一次，我姑爷来北京就待两天，一天参加一个葬礼。”张母的声音再次哽咽。

　　“除了‘千里马’的女司机之外，其他3名死者都是我大哥(张研)的朋友，我们去他们家里谈赔偿的事，他们并没有抵触情绪。因为平时关系不错，一提到张研的名字，家属也都知道，所以和这3家很快就达成了协议。”张母的干儿子告诉本刊记者，通过协议赔偿，4家都放弃了对张研的刑事附带民事赔偿，“即使是素不相识的‘千里马’司机的家属，见到我们的诚意后，也很快原谅了张研”。

　　同时，他们也没有忘了躺在医院里的伤者，几乎每天都会去看他们。“因为他们和张研在同一家医院，我们去看张研时，就去看他们，并支付了2多万元的医药费。而且，我们用最快的速度将出事的‘捷达’和‘桑塔纳2000’修好了，所以两车的伤者都没有提出刑事附带民事赔偿。”

　　北京市东城区法院主审此案的法官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也表示，张研对受害者家属积极赔偿的行为，在案件量刑上是有体现的。在此类案件中，积极赔偿与不赔偿在量刑上是有差别的。

　　赔偿后，感人的宽恕

　　几经沟通和协商，最终，张母与4名死者家属签订了赔偿协议，总计赔偿80多万元。

　　张母说他们是工薪家庭，一次性拿出80多万元有困难，所以在签协议时写明分期付款。到张研交通肇事案在东城区法院开庭审理时，张母和家人已经按协议的约定赔偿了4名死者家属近60万元。这期间，她向自己的亲戚朋友借了几十万元钱。

　　“姑爷让我列个名单，看看向谁能借到钱。之后，干儿子开着车，我们一趟就把钱都拿回来了。”张母说，最初她想把现在居住的房子卖了，再买一套便宜的房子，这样里外里可以省下20多万元，“但是张研坚决不同意，后来我想我这个岁数了，现在已经有很多事了，不能再分心装修新房子了，只好算了。多亏亲戚朋友的帮助，使我们渡过了难关，使受害者如期拿到了赔偿。”

　　张母说，张研住院期间，她不能每天都去陪他。于是她就找来两个日记本，和张研每天都写日记，然后两人交换着看。张研渐渐习惯了用日记来记录心情。他在2005年12月22日的《洗澡的感觉》中写道——

　　到今天为止，一个月零十天了，第一次洗了澡。躺在窗前的床上，阳光斜斜地洒进屋里。在洗掉了足有半斤的泥和腐皮之后，心情像窗外房角的天空一样湛蓝。

　　忍不住拿起纸笔，只想记下这种再世为人的感觉。第一种感觉是幸福，一种与这段时间以来相比的无以伦比的幸福，原来幸福是需要比较的，曾经的苦难越深，时过境迁之后幸福的感觉越强烈，所以我感受到了我有生以来最强的幸福。第二种感觉是幸运，毕竟我还活着，到今天终于有了比较真实的感觉，能活下来已经很幸运了，跟东宇、凤海、徐金玲、吴大姐相比，我还有机会，而他们却没有了，难道我不幸运吗？

　　张母说张研是幸运的，不仅仅是在车祸中捡回来一条命；更重要的是，他得到了4名死者家属的谅解和宽恕。

　　徐金玲的父亲在给法院的建议书中写道：“我们的家庭并不富裕，交通事故发生后，起初我们无法原谅张研，但是将近一年过去了，张研用实际行动证明了他悔过的愿望，我的家人也得到了很大的安慰。在此深切地请求执法部门，让张研继续照顾我们全家，留在我们的身边。”

　　当张研的妻子和铁哥们开车到山东为徐金玲的妹妹送2万元的嫁妆钱时，徐父托他们转告张研：“我的话，你们一定带到。我在山东，离得太远，不能过去看他，让他多注意身体。”

　　“张研刚住院的时候，郭东宇的姐姐说要去医院，当时我还担心她去了要钱，会让张研心堵，没想到她是去看望张研的，不仅给他买了东西，还对他说‘大兄弟，你别着急，我们是看你来了，我们不给你增加压力，就是让你好好养病’。后来葛凤海的哥哥也到医院来看张研，走时给张研放下100块钱，说‘你要是不要就是看不起我’。”

　　他们的到来，张研都记录在日记里，分别用了《祭东宇》和《至凤海》的标题。

　　郭东宇的父亲更是对张研有了感情，他在建议书中写道：按照达成的赔偿协议的约定，张研已如期支付了三期赔偿款，期间，张研曾数次来家看望和安慰家人，表达了自己内疚的心情与赔偿、补偿的愿望。鉴于事后张研的态度及积极的行动，我们希望能减或免张研的刑事处罚，使之能认真悔改，以实际行动履行赔偿的义务。

　　“张研病好出院后，第一时间买了东西去看望郭东宇的父母，他对郭父说‘我妈说了，我以后就是4家人的儿子’。那天郭父非要留张研在家吃饭，他说‘你不许走，在我这儿吃饭，你不是说是我儿子嘛，是我儿子就不许走’。”张母说，如今张研已经被判刑，郭父还要到监狱去看他。

　　张研在日记中写道——

　　时过境迁！还有不到两个月就满一年了。我感觉这件事情对我的惩罚还远远不够，因为受害方的家属都基本原谅了我，只在这短短的、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而我只是做了我所能做的一点点的补救，而这些补救在亲人的眼中，又算得了什么呢？

　　判刑后，欣慰的收获

　　就在记者采访的当天，张研的父亲刚刚给葛凤海的哥哥寄去3000元钱。“这钱按协议原本应该明年给的，但他给我们打电话，说家中有急事，我们就先寄给了他。”张母说，两天前，他们刚把约定的钱给郭东宇的父母送到家里。

　　“有人说张研都进去了，还给他们钱干嘛呀？我说那不是我家的风格，因为张研出来还得为人处事呢，那么多双眼睛看着你呢。还有人说赔了这么多钱，还判了4年，冤不冤呀？早知道这样就不还了。我说不冤，这是两码事，我们对死者问心无愧。如果我们还欠着钱，张研肯定不干。我觉得钱该花就花吧，谁让他犯这么大的错误呢。”

　　张母说，最让她欣慰的是，张研在东城看守所呆的3个多月里，看了十几本书，并且每天坚持背英文。“他看了于丹的书，还有《老子》、《孔子》、《孟子》，并且写了读书笔记。他还对我说《围城》在家看了好几遍没看懂，说看完于丹的书以后再看就看懂了。他还准备报心理学的课，学习心理学。他能这样，我觉得特别好。只要能够有收获，就当上封闭式学校了。我告诉他‘别管什么原因，别管外界条件多么不好，这也算是一个机会，你能冷静反思’。”

　　在看守所的那段日子，张研常常给家里写信。因为没有信纸，他便将别人寄给他的明信片的彩页撕掉，把信写在空白处。张母拿出张研在那段日子里写的散文《黄花•花蕾》，文章是写在信封背面的空白处的。“我觉得这篇散文表现了他积极面对已经到来的另一种生活的态度。”

　　“既然出了事就应该承受，无论是什么结果，一个男人应该站得起来，勇敢地承担一切后果。站起来了才是强者，即使我的考卷要难上10倍，也只有尽力写完交上去，这就是生活。”这是张研日记中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