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位老人13年搜集4200名航空抗日烈士名单

　　如同电影《集结号》中那个叫谷子地的老兵一样，真有这样一群老人十多年默默努力，只为搜寻从淞沪抗战至1945年9月间牺牲的航空抗日烈士英名。13年前，第一批3304名烈士的名单被整理完毕。如今，新发现的900多个名字最后的整理工作也已接近尾声

　　为了4200名抗战飞行员的英灵

　　“几千个飞行员就这么牺牲了，最后连名字都没有。这几个老人现在把他们的名字找出来，刻在碑上，实在太不容易了”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晓德发自北京

    每一个牺牲都是永垂不朽的。

　　电影《集结号》的海报上这行醒目的文字，总是容易让人产生时空交错之感。那一座座高耸着的“无名”墓碑，触痛了今天人们内心中那根最柔软的弦，撕心裂肺，欲罢不能。

　　就在《集结号》热映的同时，一个消息从南京传来：2007年12月30日召开的南京航空联谊会成立15周年大会上披露，专家们又发现了900多位抗日航空烈士的姓名，其中包括500多名中国航空烈士和404名美国航空烈士。

　　900多人的姓名同时被发现，这究竟意味着什么？

　　电影中，谷子地幸运地找到了司号员，他的47名烈士兄弟因此得以不再“失踪”，烈士家属得到的小米抚恤也可以相应地从200斤提高到700斤。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当年烈士们牺牲的土地上，不知已经收获了多少茬庄稼，而他们的真实姓名却刚刚为后人所知。他们的家属当年是否也有700斤小米可拿？发现烈士姓名的专家又是怎样一群人？

　　一份名单引出一群老人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他们在抗战中抛洒热血，为了民族和国家的统一什么都不顾，今人不该忘记他们。我们这些七八十岁的老头都心甘情愿地在这里工作。”1月4日中午，73岁的陈立诚老人说。

　　在没有太多的官方支持，没有经济上的报酬，也没有鲜花和掌声，甚至连给记者寄一份资料的邮费都很困难的情况下，一群老人默默地投入到搜寻从淞沪抗战至1945年9月间牺牲的航空烈士英名的工作中。13年前，第一批3304名烈士的名单被整理完毕。如今，新发现的900多个名字最后的整理工作也已接近尾声。

　　而在这些名单背后，有一群几乎快被人们遗忘的老人。他们的名字虽然或许不曾多么响亮，但每个人的履历却都几乎足以构成一部中国的近代史。

　　华人杰，1941年考取西南联大，1944年参加举世闻名的“驼峰空运”，担任中国航空公司(CNAC)副驾驶。后曾任北京航空联谊会会长，2001年7月辞世。

　　王坚，76岁，曾在南京市委办公厅工作，其妻舅参加了1949年11月9日香港“两航”起义，在新中国刚成立时投入祖国怀抱。现任南京航空联谊会副会长。

　　万永熙，89岁，燕京大学和辅仁大学高材生，毕业后在北平美军总部工作，并曾在国民党空军机械学校进修，当年作为美军技术雇员与陈赓大将相处多日，建国后在中科院工作，1968年中国第一台晶体管计算机“717”的显示器就包含他的辛劳，该显示器能显示256个汉字，是最早的汉字显示器之一。

　　陈立诚，73岁，南京航空联谊会常务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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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历者，相关者，包括没有太多直接联系的老人，都投入到整理烈士名单的工作中。“几千个飞行员就这么牺牲了，他们都是天之骄子，最后却连名字都没有。这几个老人现在把他们的名字找出来，刻在碑上，实在太不容易了。”华人杰之子、美中航空历史遗产基金会中国办事处主任华建宁说。

　　晚年的寻找

　　因为父亲的缘故，华建宁十分了解寻找和确认烈士名单的不易。当年曾与美国人一起飞越驼峰航线的经历，使华人杰成为发起寻找抗日航空烈士名单的关键人物之一。

　　“当时是1992年，我父亲跟王坚商量要为抗日航空烈士立碑，然后就开始找烈士名单。”活动很快得到北京航空联谊会、南京航空联谊会等机构和个人的支持。“父亲在北京航联会工作了13年，非常投入。他为推动、组织在南京、昆明、桂林修建抗日航空烈士纪念碑等纪念地做了大量工作。作为子女，我们开始都认为建碑只是一种想像，根本不可能实现。我们也不太希望老人家这么辛苦，何况他们也没有钱。但是父亲说，没钱也要办大事……”华建宁说。

　　据陈立诚回忆，美国飞虎队协会、俄罗斯老战士委员会等都参与了名单搜寻工作，中国的名单则以来自台湾方面的资料为主。“苏联烈士当时有完整的档案，相对好确认，而中美的名单比较凌乱。”由于确认名单需要详细的资料，包括姓名、出生日期、籍贯、参战时间、牺牲地点等等，所以整个工作冗长而庞杂。在中美烈士名单搜集过程中，夏华(音)和万永熙起了很大作用。

　　夏华也是北京航空联谊会成员，她的丈夫1946年6月曾作为副驾驶参加国民党起义，驾驶B24轰炸机飞奔延安。“当时台湾有一本《忠烈录》，记载的都是牺牲的很有名的飞行人员名单。”这本小册子，加上当时一些健在的老飞行员的回忆对照，成为夏华确认中国航空烈士名单的主要来源。陈立诚说，此后经过北京航空联谊会的审查，再送到南京建碑委员会，“一关一关地过”，最后于1994年8月30日最终确认第一批中国航空烈士的名单。

　　与中国烈士相比，美国烈士名单的整理更加复杂。“联谊会委托陈香梅到美国国防部去问，华人杰也亲自去美国国防部数次，发现美国官方虽然有资料，但没人整理。”因为英语好，万永熙被华人杰请来负责收集美国烈士名单。

　　一个名叫Chick Marrs Quinn的美国女人出了一本书，引起了他们的注意。作者的丈夫1945年2月牺牲在印度飞往中国成都的途中，这位妻子后来花9年时间收集资料，并在1989年出版此书，详细记载了美军在中国、缅甸、印度战场上每架飞机出事的情况。“我就根据这个资料，以及华人杰跟美国的来往信件查，一点点确认。”1月5日，万永熙老人将保存的原始资料拿给《国际先驱导报》记者看。

　　一张张已经泛黄的纸上，密密麻麻的英文记载着烈士姓名、职务、牺牲日期、部队番号，以及牺牲过程等等。每个烈士占据一行，他们的名字就静静地凝固在那里，仿佛诉说着半个多世纪前的烽火硝烟。

　　困难始料未及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谁也不会想到，这份珍贵的文稿是在一台破旧的电脑上完成的。“我在家里整理了两年，用老式计算机。”万永熙说。要钱没钱，要物没物。老人们完全凭着一腔热情工作，可更多的困难还是意外地找上门来。

　　“没钱没权倒无所谓，还有一些人对我们做的事缺乏认同感。”王坚说，这些年经受了太多的困难，但不被理解是最令他们苦恼的。核心的问题很简单：你们到底是在为谁树碑立传？1995年建碑之前，万永熙曾两次去南京核实名单，他对这个争议记忆犹新，“当时我就想，这不是费力不讨好嘛”。

　　“那些人都是青年才俊啊，他们当年投笔从戎，报效国家，我们今天怎么能这样对待他们？”每次说起这些，王坚都很激动，“我记得人民英雄纪念碑上写得很清楚，不仅包括‘三年以来’，还提到三十年以来以及‘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牺牲的人民英雄。”

　　争议最后得以平息。南京航空联谊会网页如是描述建碑缘由：抗日战争是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全国各民族团结抗日的正义战争，是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为缅怀在抗战中牺牲的中外航空人员的业绩，弘扬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精神……建立抗日航空烈士纪念碑。

　　他们就剩下名字了

　　寻找烈士的名录，烈士的家属应该最为感同身受。陈立诚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1938年4月29日，日军为了庆祝天皇生日，派出佐世保航空队的重型轰炸机和护航的战斗机共54架，大规模空袭武汉。中国空军健儿和苏联志愿飞行员在近郊迎战。陈怀民，抗战时期闻名全国的中国空军第四大队少尉飞行员迅速迎战，最后猛撞敌机，与日本飞行员高桥宪一驾驶的飞机同归于尽。

　　在高桥宪一的口袋里，找到塑料袋包好的一封信和一张照片，是他在日本的妻子美惠子写的，主要是表白自己很孤独，希望他早点回国。这个消息被陈怀民的妹妹陈难知道后，写了一封5000多字的信给美惠子，告诉美惠子：“日本军阀发动的侵华战争不仅给中国人民带来沉重的苦难，同时也把日本人民推向灾难的深渊。”陈难的老师将信拿给作家郁达夫修改，郁回答八个字：“心灵之作，不必修改。”这封信连续刊载在《武汉日报》上，并译成几国文字在向全世界传播。

　　“陈难在年老时还关心我们修墓建碑工作。”虽然家里不富裕，但她还是捐了1000块钱。临终前，仍对抗日航空烈士纪念馆的建设进度念念不忘。

　　类似的故事很多。在接受《国际先驱导报》采访当天上午，就有广东的一名烈士后代给南京航空联谊会打电话，开口后第一句话就问：我爷爷在不在你们那里？而美国飞虎队老兵、韩国烈士家属、苏联老兵等，都曾来到纪念碑前凭吊。“为什么很多美国人来看纪念碑？他们就是找亲人的名字。这么多年，就剩下名字了！”华建宁激动地说。

　　更大的构想

　　1995年，第一批3304名烈士名单刻在碑上后，还有一些人的名字无法核实。“特别是外国人名字很多残缺不全，有的是有名没姓，有的是有姓没名”。

　　10年后，为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美国使馆公使衔参赞裴效贤(音)通过江苏省外办找到王坚，问他有什么打算。王坚想到了手头几百名美国牺牲烈士的残缺名单。“他立刻表示很感兴趣，愿意帮忙。”后来又找到美国国防部，以及在夏威夷的美国空军史料研究室。

　　作为二战老兵的后人，华建宁也参与了核实第二批烈士名单的工作。“我的任务是帮王坚找人，核实情况。从2005年初开始，前前后后折腾了1年多的时间。”华建宁说。而据陈立诚介绍，中国航空烈士第二批名单则是根据台湾的《忠烈册》。与《忠烈录》相比，前者更多是军士级的飞行人员。

　　900多位航空烈士的姓名，将被补刻到抗日航空烈士纪念碑上。对王坚他们来说，更大的愿望是抗日航空烈士纪念馆的早日建成。“现在已经基本确定了，今年4月3日将举行奠基仪式。”王坚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