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帆事件折射当今师生伦理问题(组图)

　　萧瀚请辞，恰恰展示了一位知识分子的关怀，“杨帆事件从表面上看，是他和一个学生的冲突，实际远远超越这点，可理解为一个公共事件，也就是萧瀚提到的教师伦理问题，到底教师和学生应当是种什么样的关系？”

　　撰稿／贺莉丹(记者) 张益清

　　2008年1月4日上午，马上要放寒假了，38岁的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萧瀚给他的学生上了本学期的最后一课，萧瀚上课从来没有写过讲稿，这是第一次。萧瀚讲到“如何度过我们的一生”，他跟他的学生分享了人生感悟，希望学生“永葆一颗单纯的心，一颗充满爱和美的心”，也感谢学生与他一起度过的“快乐的18周27个小时”。

　　就在当晚，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杨帆在他主讲的《生态经济与中国人口环境》选修课最后一课，因缺课学生人数太多而锁上教室门，不准迟到学生进入，并与一名试图离开教室的女学生发生肢体冲突。

　　3天后，萧瀚接连发表文章，“惊闻杨帆门事件，感想简单，但如鲠在喉，不得不发”，“教授之言行举止可谓斯文扫地——当然更是‘师’文扫地”；他支持学生选课与听课的自由，萧瀚声称“逃课是自由的象征”，并呼吁对大学教育体制实行改革。

　　但让人意想不到的是，1月11日，萧瀚突然向法大提出辞职。在公开发布的《关于杨帆门事件的致歉与声明》一文中，萧瀚表示，“我和杨帆教授往日无私怨，今日无私仇，我们甚至没有相互认识过。但是我和他有不共戴天的公仇，就是来自教师伦理之仇”。

　　书生意气

　　声明中，萧瀚表示，“所有的记者不要再来采访我……我只是个书生，我的本性不喜欢热闹”。

　　萧瀚好友、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王建勋获知萧瀚发表辞职声明很是惊讶，“我相信萧瀚做这个决定，应该没跟很多人商量过，至少我不知道，当时他一气之下可能就做出辞职决定了”，2008年1月19日，王建勋在接受《新民周刊》记者采访时，用“特立独行”形容萧瀚，“他就是一个书生，他这样做是书生意气。但书生意气有什么不好？”

　　萧瀚朋友、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崔卫平则反对萧瀚辞职，但崔卫平告诉《新民周刊》记者，“萧瀚是一个有清醒意识的人，他完全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提出辞职是他独立的决定，不是一个轻率举动。”

　　萧瀚在声明中也提及，“我的做法在实际效果上，已经给我的工作单位中国政法大学及其学子们带来更深重的负面影响”，为此，他“谨致歉意”。

　　王建勋认为，对网民的一些批评，萧瀚可能“太认真了”，“他觉得这个事，非常严肃，折射了中国大学的深刻危机，几乎不可以用开玩笑的方式讨论”。

　　在王建勋看来，请辞是萧瀚身体力行其教育理念的一个行动，他理解萧瀚请辞的意义，“我们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可能不会这样做。萧瀚是向其他教师展示，也许在一些关键时候，自己应当挺身而出，他想用牺牲自己的方式换取人们对于一个宽容的大学教育的理解或同情”。

　　王建勋认为，萧瀚请辞，恰恰展示了一位知识分子的关怀，“杨帆事件从表面上看，是他和一个学生的冲突，实际远远超越这点，可理解为一个公共事件，也就是萧瀚提到的教师伦理问题，到底教师和学生应当是种什么样的关系？”王建勋解读为：从某种程度上而言，萧瀚认为他的教育理念与杨帆存在根本分歧，不可能弥合，甚至“没有中间道路”可以走。

　　他更强调，“杨帆事件”不仅反映了教师伦理、师生关系等问题，还折射了大学教育制度甚至是整个教育制度的积弊，更根本的问题是，在教育中，教师、学生与所谓的管理者都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学术界很多人早已批评今天教育的官僚化、行政化”。王建勋认为，要让大学能自治、让教授能治校、让师生保持平等关系。

　　萧瀚在声明中亦表示，为了让这个社会清醒，他必须做出这样的牺牲。

　　王建勋指出，“这也应该是萧瀚的一个认识，他感到自己应做出牺牲”。

　　对此，萧瀚好友、中国政法大学教师滕彪跟萧瀚曾有过很长的讨论，滕彪在接受《新民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萧瀚“非常理想化，他想要让更多的人清醒”，他认为萧瀚请辞很难起到“警醒世人”的作用，其实“辞职或更激烈举动，都很难让多数人觉醒”。

　　崔卫平则建议萧瀚最好不要把自己放到“举世皆浊我独清”的位置上，不要将自己的行为看得太重，认为自己能够扭转某个局面。崔卫平“不赞同以牺牲的方式”，也“不赞同依靠个人力量唤醒社会”。

　　友人认为，这样的萧瀚，他的教育理念并不为大多数人所理解。在物质主义盛行的时代，在某种程度上，萧瀚难免有孤独与失落。

　　值得一提的是，在“杨帆事件”与接连发生的“萧瀚请辞事件”中，法大校方保持缄默。王建勋感叹，倘若萧瀚真的辞去教职，对萧瀚个人与法大而言皆是损失，在他看来，一所高校应该包容像萧瀚这样优秀的知识分子，但“校方没有任何表态，也没有发表任何公开声明，这是令很多人非常吃惊的一点。可能很多人已不再指望学校表态”。

　　2008年1月18日，中国政法大学新闻发言人刘长敏教授在接受《新民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政法大学目前对萧瀚辞职还未做出任何决定，对一些教师要求学校挽留萧瀚的意见，刘长敏表示，“我们都看到了，正因这样，学校非常慎重地对待这个问题”。

　　针对“杨帆事件”，刘长敏表示，“学校一定要了解具体情况，目前对这个事实还没有进行评价，对当时发生的一些问题，现在整个情况我们已比较清楚”，但她也强调，“这是我们学校的事，不一定非要对外界做一个说法”。

　　刘长敏目前只是看到杨帆跟萧瀚各自发布了一些声明，她表示，“这种声明只是表示他们在一些问题上看法不一致，也不够说明就是激烈冲突，这种争论很正常。我们应该在内部很好地考虑和消化。目前还不到向外界表态时。”刘长敏也认为萧瀚对师道尊严的看法，“只是代表他个人的观点”。

　　刘长敏认为，每个老师对课堂纪律都有自己的看法，“但每个学生都应遵守学校纪律。按学校校纪校规，任何学生在老师上课时随便出入课堂，都不应该”。

　　萧瀚“比较单纯，有点迂”

　　崔卫平与萧瀚相识多年，在她看来，生活中的萧瀚是一个“正直、嫉恶如仇”的人，“虽然随着时间变化，他关心的问题也有变化，但他基本品质完全没有变化，这非常可贵”。

　　在滕彪的印象中，自萧瀚2004年进入中国政法大学执教，他们常在一块讨论问题，“萧瀚很看重朋友，他非常细腻，非常看重精神层面的交流”。

　　萧瀚刚到法大时，就曾跟滕彪半开玩笑地讲，想要穿长袍去上课，要成为法大“第一个穿长袍的教师”。当然最后未能如愿，但滕彪认为，萧瀚的想法“很有意思”。

　　让滕彪印象深刻的是，萧瀚坚持用繁体字写文章，他跟滕彪提及，“不应该叫繁体字，应该叫‘正体字’，这是真正的汉字”，曾一度，萧瀚在撰写的文章后都标注，“如转载，不允许用简体字”。

　　“萧瀚是很有个性，很可爱的人。他比较单纯，有点迂。在现在这个人人都想变得最聪明的时代，他这种迂，很可贵”，滕彪评价。

　　在中国政法大学，萧瀚主要教授《中国宪政史》、《行政法案例研习》两门课程。滕彪介绍，萧瀚主讲的《中国宪政史》是很偏门的课，不似《民法》、《商法》等课程般热门，能有这么多学生去选萧瀚的《中国宪政史》，可见其魅力。

　　2006年暑假，王建勋从美国印第安那大学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后到中国政法大学执教，与萧瀚见面的机会很多，在王建勋的印象中，《中国宪政史》是上午上课，家住通州区的萧瀚在上课当天，得清晨5点多起床，坐两三小时的车，赶到中国政法大学昌平校区上课。在法大昌平校区上完课以后，萧瀚常与王建勋一起聊天，“看得出来，萧瀚每次讲完课后都几乎筋疲力尽，因为他极其卖力”。

　　“他花在备课和讲课上的精力非常多。上课之前，他会花很多时间备课、阅读很多材料，他经常晚上睡得比较晚。他甚至还担心自己会误人子弟，这有时可能影响他的睡眠。”王建勋表示，《中国宪政史》是门选修课，萧瀚讲的很多是先秦时期的宪政史，但仍非常受选课学生的欢迎，“选他课的学生都觉得他讲得非常好，很有收获”。

　　在王建勋的印象中，萧瀚突出的品质是，“超乎常人的执著，认准的事，他一定会干下去。哪怕这种行动对他而言需要做很大牺牲，他也在所不惜。这是很多人做不来的”；此外，“萧瀚对精神的要求确实比较高。他的生活谈不上讲究，就是普通的日常生活，他在物质上，也没有刻意追求”。

　　此外，萧瀚的一个鲜明特点是，非常反感行政上的事务，诸如，他反感平常开一些行政会议或填各种表格，浪费很多时间。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何兵撰文评价萧瀚“不是好员工，却是一个好教员”，在何兵看来，到法大任职以来，萧瀚是开会经常不到，表格基本不填，经常批评领导，主张教授专权；但萧瀚是一个潜心向学的人，对于他的教学内容，他是一个“出奇负责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