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瀚：逃课是自由的象征

　　“逃课是自由的象征”

　　萧瀚写过一篇《我的课堂纪律》的文章，他如此阐述他的课堂纪律，“其一，这里是课堂，不是教堂，这是思考的地方，不是无条件接受他人说教的地方；其二，我是教师，不是牧师，所说的话不是真理——最多只是我认为的可能真理，所以随时可以被质疑……其四，课堂也可以是食堂，来不及吃早饭的同学，可以带食品来，一边吃一边听课，也可以带零食来吃，但不要弄脏环境”。

　　他也撰文表达了对80后学生的尊重及鼓励，“大学教育中，教师和学生是平等的，这本来就该如此，但在80后身上却具有独特的重要性，教师必须意识到这个独特问题”。

　　一位大二时选修萧瀚《中国宪政史》课程的学生回忆，萧瀚“身材瘦弱却精神奕奕”，“上课前，他调侃地宣称自己是普通话说得最好的台州人，骄傲地谈起自己的同乡方孝孺”，还有很多难忘的细节：萧瀚老师走下讲台，倚在第一排的桌子边上，一本正经地告诉大家这么一句话，中国宪政史要从先秦讲起；萧瀚老师曾经跟学生们说过，“你们已经是成年人了，你们要为自己负责”；萧瀚老师上课爱喝水，他不止一次地一边喝着冰冷的矿泉水，一边宣布他的课堂纪律，他的课堂允许学生把老师的话当成佐料，掺在南方风味的小笼包里津津有味地吃掉；当他风尘仆仆地赶到教室后，放下自带的笔记本电脑，第一件事就是匆匆关掉自己的手机，整整一个学期他的手机从来没有在课堂上响过，哪怕是小小的振动声；他说过，大学里不培养奴才……

　　萧瀚的《逃课是自由的象征》一文或许能更真切地代表他的所思所想，他说，“听课人数的多少有时确实会影响教师的上课情绪，不过，即使听课人数再少，一个有尊严的教师是不会用点名去强迫人来听课的”。

　　滕彪理解为，“萧瀚的看法是，应该和学生平等相处，让学生更自由些，如果学生不愿上课，对他们逃课也应宽容，在课堂上应该让学生更多地思考问题、去质疑老师”。

　　萧瀚跟同学们说，“我不会点名的，我丢不起这脸，如果自己讲不好课，还要逼人听课，这岂不是双重不人道？没人听我的课，我固然伤心，可我的课要是都得动用权力才有人听，那我就更加伤心。我不尊重你们，就是没有自尊——逃课是你们的自由，如果点名是为了保证听课人数，那我就没有点名的权力，因为我没有逼人听课的权力。”他甚至“怂恿”学生，建议“他们只要觉得自己不想听我的课，就不必来，时间宝贵，浪费不起，如果当年我在北大不逃课，我怎么能比别人有更多看书的时间呢？”

　　王建勋基本赞同萧瀚的教育理念，“听不听课，学生应该有很大的自由选择权；而不是说，不管老师讲得如何、是不是在浪费学生的时间，学生也必须来听课，那是一种很糟糕的方式”。

　　也有人批评萧瀚此论调是“不负责任，误人子弟”，但滕彪指出并非如此，相反，“萧瀚对学生讲课非常认真负责，学生对他也非常尊重”，同时，萧瀚对自由主义有着深刻理解，“萧瀚认为，自由并非散漫，而是尊重别人的自由选择权利；自由同时意味着责任，学生应尽到学生的责任，教师也要尽到教师的责任，所以，虽然学生可以逃课，但教师必须要仔细地准备、认真负责地讲每一课”。

　　在王建勋看来，刚开始，萧瀚觉得是否当老师无所谓，因为萧瀚并非一开始就当老师，但是，“从我们最近的交流看，他越来越喜欢当老师、和学生交流，这学期他甚至跟学生组成一些讨论小组，我想他从中应该找到了很多精神上的愉悦”。

　　萧瀚撰文称，他的课堂是可以自由进出的，但“整个学期18周的课，课间有同学提前走的，但很少，而上课过程中走的一个都没有”，“因为尊重是相互的”。

　　萧瀚在他本学期最后一课上讲到，“信仰之下，应该有一些非常具体的获得幸福的方法，依我之见，这个法门只有三个字：‘爱’和‘创造’”。

　　这给滕彪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他认为，传授知识、解决疑问是教育的一方面，但教育更应该做的工作是，让一个人去思考生命的意义。

　　成府街与北大时光

　　王建勋与萧瀚相识迄今12载，他至今记得，初次见到萧瀚是在北大法学院贺卫方老师的课堂上，那时萧瀚正手捧《古拉格群岛》课间苦读；有一次，贺卫方还让萧瀚在课上讲述了自己的读后感。

　　“他特别喜欢读书，读了很多的书；他很关注社会现实，非常有正义感”，萧瀚的文史功底、人文关怀，及对法治之不懈追求，给王建勋的印象极深。

　　1992年从华东政法学院本科毕业后，1995年，萧瀚在北大“蹲点复习”，准备考研，当时他尚是“北大边缘人”，王建勋也在北大法学院读书，在他的记忆中，每次贺卫方老师的课，萧瀚都会去听，他们因此一起上了一学期的课，时常见面。那时的萧瀚喜欢交友，“虽然当时他不是正式登记的北大学生，但我没看出他有失落”，相反，王建勋认为，住在成府街的萧瀚生活得很快乐，他每天逛逛万圣书园，找一帮朋友聊天，谈一些严肃的话题；萧瀚也能喝点酒，但“酒量不是非常好”。

　　在万圣书园，萧瀚认识了不少朋友，其中包括万圣书园老板刘苏里。萧瀚曾撰文回忆成府街，他诗意地描述成府街为，“你在的时候，你就是一切；你不在的时候，一切都是你”。

　　那时，萧瀚“疯狂地买书，几乎是没有节制地买”；那时，萧瀚虽没有进北大，但已认识了很多北大的研究生，“我们也经常在一起喝酒、咖啡、茶，聊天，到未名湖散步，有时半夜三更地跑到未名湖的石舫上，湖东岸的一排房子在水中的倒影显得静穆而深邃，我们就着湖光月色，抽烟、喝酒、吃零食、聊天，高兴起来还会唱歌”，他和何海波(萧瀚天台同乡、现任清华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经常去清华吃刀削面，“对我来说，清华最可爱的就是她美味的刀削面了”。

　　在北京复习的3年里，萧瀚还经常“冒充北大学生听课”，“边缘人选择听课的老师一般都是课讲得最棒的老师，如中文系的钱理群，法学院的贺卫方、朱苏力等等，我们不仅仅是从老师们那里获得知识，更是从他们那里感受一种思想交流的艺术”。

　　1998年，经过第四次考试，萧瀚进入北大读研，他自认，“总算进了北大，可是一点也没有收获的喜悦”，“因为又有政治课了，还是必修，有的老师点名。于是，原生的逆反心理就又开始冒头，具体表现就是逃课，看自己的书；不去图书馆，看自己的书”。友人说，萧瀚一直如此。

　　何兵近日撰文回忆，在北大读书期间，萧瀚与何兵的室友何海波是好朋友，“这位萧瀚同学，现在的萧瀚教授，每每要到夜里12点来找海波同学聊天！头发长长的，身体瘦瘦的，颇有孔乙己的遗风。他的自由和散漫是一向如此。但他对知识和真理的追求，却是出奇的认真”。

　　其间，因为“马”之类的课的考试，萧瀚“没按标准答案答题而没有拿到成绩”，再后来北大法学院改革，这门课由许多老师一起开课，他才交作业过关。

　　3年后，从北大毕业的萧瀚慨叹，“确实，北大不好进；可是，北大真好出”。

　　精彩时评

　　北大研究生毕业后，萧瀚去了天则经济研究所工作，并担任《财经》杂志的法律顾问。

　　“天则所当时创办中评网，主要是萧瀚负责，他到现在仍为中评网做些事，但已非常少。”王建勋记得，在中评网那段时间，萧瀚写了很多时评。

　　让人记忆犹新的是，“孙志刚事件”后，“三博士”、“五学者”分别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要求对收容遣送制度作合宪性审查，萧瀚为“五学者”之一，他为此撰写了大量时评，呼吁“恶法必须立即废除”。此后，从黄静案、李思怡案到刘涌案，均可见萧瀚的精彩时评。

　　一位读者评论萧瀚的时评，“让人热血沸腾”，“情感的冲击力直入心灵”。

　　“萧瀚关注社会上的特别跟法律相关的公共事件，他有强大的写作冲动；虽然他表示不愿再写太多时评，但仍在写”，王建勋说。

　　在王建勋的印象中，萧瀚学识渊博，视野宽广，笔耕不辍，非常勤奋，“萧瀚很多时间都在家阅读、写作，有很多时候我们叫他出来参加学术会议或关注某个事件的会议，他会说，有很多写作任务、有很多书要读，觉得路上浪费时间太多，都不愿来，他更愿在家里多读点、多写点东西”，因此，即便是学术会议，萧瀚最近都很少参加。

　　滕彪认为，曾有段时间，萧瀚每天写一篇时评，现在虽少了些，但萧瀚对社会问题仍非常关注，“实际上，萧瀚更多的时间是自己看书、写东西，他用在社会交往上的精力并不是太多”。

　　在个人博客“追远堂”，萧瀚承认自己是个容易伤感的人，更是容易落泪的人，“一切的情感，一切的美，一切的感伤故事、感伤的人，都可能使我落泪……也许是因为我太爱笑的缘故，落泪也就变得寻常”。

　　最近，萧瀚为外界关注的许霆案做了详细的法律分析，也特地为陕西绥德校长追县长签字被拘事件做了一首七言古体诗。他给学生推荐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与张荫麟先生的《中国史纲》；他写小说，散文，感怀世事，也表达了对诗歌的喜爱，他常提到顾城与海子。

　　王建勋近期跟萧瀚有过交流，在他看来，萧瀚目前状态一如往昔，“干他自己的事，阅读、写作，我想这是他自认为最重要的事业”。

　　滕彪评价，萧瀚是一个充实、幸福的人，一个让人感觉温暖的朋友，一位能对年轻人的生命起到影响的教师。滕彪认识萧瀚多年，方知萧瀚的真名为叶菁，“现在很少人知道萧瀚就是叶菁，因为萧瀚太有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