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动员与商业塑造

　　1949年，我们的当代史开始了。在其前半期，它称得上一个全新的女性形象塑造的历史。

　　在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里，女性解放占有特殊的位置。革命始自社会的边缘，它需要唤起一直处于夫权压抑下的女性的觉醒和反抗。于是，一个新的女性形象出现了，当家做主，能顶半边天，走出家庭，全面参与社会生活。

　　这一形象，曾经给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在自己的纪录片《中国》(1972)中，拍下了有着主人翁姿态的新中国妇女的“表情、行为和话语”。但是，大师敏锐的镜头也丝毫没有漏过事情的另一个方面：女性的解放似乎走到了去性别化的极端，她们身上的女人味，都到哪里去了呢？

　　此时，你也很难说存在着男性气概。它和女性气质一样，被革命征用了。阳刚吗？的确，可是单调乏味，几乎没法寻出人性的气息。他们的标准的国字脸，像洋钉一样生硬的普通话，举手投足间的坚毅，似乎只适合出现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人造舞台上，而和真正的生活，几乎是不发生关系的。

　　1978年。接下来的，就是每个人都正在经历着的时代，改革开放。上海学者朱学勤，对此有一个最好的总结：社会还俗。这次，新的两性形象的塑造，主要不是来自官方意识形态，而是来自商业(广告)、现代传媒和娱乐工业。

　　至少在社会阶层的意义上，男性气概迅速远离了农民、工人，也许还有解放军。它越来越跟成功、进取、把握机会联系在一起。传统男性气概中最恶劣的那些部分，比如专横、粗暴，也受到了新观念的限制。以前属于女性气质的部分，比如体贴、温柔，开始成为形容一个好男人的形容词。男性气概的内涵，还有外延，都大大扩展了。

　　关于性别研究的西方话语，也开始影响我们的认知。比如，有人认为，男性气概，以及相应的女性气质，都是社会建构的产物，两者只有在相互的关系中才能得到完整的理解。男性和女性，除开各自生物学上的特点，并没有社会意义上的本质属性。“性别意识”“性别角色”，都是在日常生活中形成和反复确认下来的。

　　“在我们的文化中，对于男性气概，应该有着主流文化以及亚文化定义的不同。但问题在于，在时下的中国，我真不敢肯定有一个主流文化。这要看我们那些掌握着话语权的权势阶层，我们的政治精英、商业精英、知识精英、职业界的精英们，以及发育中的中间阶层，是不是能够分享着一套共识性很大的价值观，遵循大体相似的行为准则。”一名学者对我们说。照她的意见，如果一个社会总是任由娱乐工业去塑造和表达基本的价值观念，缺乏更具反思性的中坚阶层的参与，迟早会出问题。

　　她不讳言，她对“好男儿”，“快乐男声”这样的娱乐节目不是很感冒，但也仅此而已。她不能阻碍那些长相俊俏、气质柔美的男孩子每天晚上涌动在我们的荧屏，获得青睐，变成我们茶余饭后的谈资。

　　含混的当下

　　我们的社会习惯了跨越式的前进，我们已经迎来了“男色”消费时代。但年长些的人，也许宁愿相信一幅相反的景象。他们说，《血色湘西》，《集结号》，《太阳照常升起》里面的男主人公，个个粗犷、血性、义勇。

　　在采访中，我们要求被访者说出他们心目中的男性气概。并没有出乎意料，它们散布得很开：高大、绅士风度、责任、担当、冒险、体贴、关照、独立、自我、自信、勇敢……所有这些捏合在一起，还能集中在一个概念下，恐怕会让上一个时代的人恍惚。可是，这是活生生的现实。

　　由于一场西方媒体早已注意到的性革命的席卷，中国人，尤其是女性的性意识和性观念，已经发生了根本的改变。整个一代的女性开始主动地追求性的权利，感觉、运用自己的身体。这时，男性绝对支配控制的性形象也就慢慢动摇了。

　　“他不一定要主动，但能让一个女人在他面前放松，他有发现别人，或者挖掘别人的一种能力。他有时候显得被动，但是实际上他很能激发女性的一些潜能，激发女性的智慧，我会觉得这样的男人很男人。”

　　据说，相对于男性而言，妇女更可能在街上拦住人问路。经典的解释是，男人把拥有信息看成是一种等级形式，拥有较多信息的人将居于等级的上层。他们不愿意问路，是因为不想承认在某种程度上低人一等。类似这样的知识，我们不再相信它们含有多少真正科学的内容。

　　弗洛伊德曾经黯然指出，“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是科学中最含混的界定。我们发现，很难为男性气概下一个定义了。我们试图追溯一场嬗变，但却发现，就连它的内核，都居无定所。男性气概，抑或女性气质，究竟是什么，完全取决于你自己的看法。

　　尽管在我们身边，如果一个人性别界限模糊，或者越了界，仍会有人说他/她娘娘腔，或者男人婆。可是，那都不要紧了。重要的是，我们享有了不受别人干涉，按照内心意愿安排生活的自由——至少，是在私人生活的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