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书称父母每次离开都很伤心

　　“你们每次离开，我都很伤心”

　　遗书是伯父从他口袋里翻出来的。现在与那条致命的绳索，一起沉睡在公安局的证物袋里。伯父说，遗书的大致内容有三点:一是让父母原谅自己的“不孝”；二是借了堂姐章丽芳20块钱，让父母代为偿还；最后一条是，“你们每次离开我都很伤心，这也是我自杀的原因”。

　　父亲每年候鸟般外出和回家，章杨宇已经习惯，因为从他出生起就一直如此。章新华说，那时他一年只回两三次，儿子四五岁了，对他还有点怕生。再长大后就好多了。

　　2004年——现在成为了章新华后悔的起点。从这年开始，妻子杨友娣也从家里出来了。在此以前，长到8岁的章杨宇一直是由母亲带着睡，“这孩子对他妈妈特别黏”。母亲走后，他不得不一个人睡。

　　几乎所有认识章杨宇的人，都异口同声地说他是个“活泼”的人。其中包括华冲小学56岁的语文教师周家理。从一年级到四年级，章杨宇就读于这所学校，周是他四年级时的班主任。周也是爸爸章新华读书时的老师。

　　华冲小学的乒乓球台和篮球架之间有一块空地，这里成了天生带“门”的足球场。踢球的同学总会叫上章杨宇。他在球场上奔跑的身影，至今还留在周家理的脑海中。由于这个孩子的家境比较困难，周对他格外关心，经常开解他，“父母在外面打工赚钱，是为了让你读书”。

　　同样的话，章新华也经常对儿子说。不过，12岁的章杨宇对父母的愿望是，“哪怕生活苦一点，也要一家人在一起。”家里条件不好，但是只要家里有大人，章杨宇就会选择在家住。周家理说，找他谈心，每当谈到父母，他就会流眼泪。

　　除了羽毛球打得好，章的另一个特长是写文章。他给周老师印象最深的文章叫《爱的教育》，是写他姑姑的。一次下大雨，姑姑给他送伞来，自己的衣服却淋湿了。在文章的结尾，他写道，“我的姑妈比我妈妈还要亲”，说自己“有出息了一定要报答姑姑”。他要报答的对象也包括老师周家理。周记得四年级“毕业”那年寒假，父母回来，章杨宇一边欢呼着“我爸爸妈妈回来了”，一边小跑下来，硬要拉他去吃饭。

　　这个立志要“做一个出色的人”的孩子十分爱漂亮，每天总要对着镜子把头发弄好才肯出门。但这并不妨碍他在大扫除时，脏活累活抢着干。读四年级时作为班长，他偶尔会流露出一点锋芒。在一张教学情况的调查表上，他给老师的教学建议是：希望老师上课严肃些。

　　章新华认为儿子的性格里有另一个侧面，“这孩子心里特别能藏事，除非他愿意说，否则你怎么也不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有时，同学在学校犯了错误，让他不要讲，他几乎从来不讲，偶尔告诉了父母，也叮嘱他们千万不要告诉别人。

　　即便如此，他仍然拒绝相信儿子的死是一个安排好的计划，他坚持认为这不过是个“突然的决定”。至于是什么原因引爆了儿子内心的那根导火索，已经永远无从知道。

　　在章杨宇短暂的一生中，最快乐的日子应该是2004年后在丹阳过的每一个暑假。离家八个小时的丹阳也是他到过的最远的地方。只不过，这样的日子总要被开学所打断。

　　载满留守儿童的小学

　　在短短几天内成为媒体聚焦点的天台联合小学，1998年以前曾是一所中学，由于只有四个教室，在1998年时搞调整，就与十几里路之外的刘羊中学合并，整个学校搬了过去，连篮球架也搬走了。教室荒了三年。

　　2001年，受到集中办学思路的影响，这四间教室承担附近六所小学的五、六年级的教学，老师也由六所学校里抽出骨干力量来担任。章杨宇在2007年夏天从华冲学校“毕业”，实际上只在这里读了半年。

　　在他来之前的一个学期，学校最后一位女老师也离开了。剩下的七位老师全是男老师。他这一届的五年级学生不多，五年级只开了一个班。多出的教室成为七名老师的办公室。

　　三个班，十二门课，只有七名老师，老师们多是兼任数职。校长辛亚丹教数学和体育，副校长周玉春教自然和音乐，章杨宇的班主任占国杰要教语文、美术和音乐三门课。

　　音乐课的设备只有一台电子琴，体育课只能踢足球，打乒乓球和羽毛球。篮球架被搬到刘羊中学，村里喜欢打篮球的大孩子出主意，大孩子出资100元，小孩子出资20元，合伙凑钱请人在学校旁边做一个篮筐。章杨宇也打篮球，但人小个子矮，在场上只能跟在大孩子后面跑。

　　两台电视是学校最贵重的有形资产。电视是国家搞远程教育工程时买的，政府和村里出钱弄了一个卫星接收室，学校也出了一部分。上课的时候，用来播放一些与语文、数学教材配套的内容。有时也播放动画片和《动物世界》。最近的网吧在20多里地外的县城里，QQ和网络游戏对于他们而言还很陌生。

　　由于集中了附近六个村的孩子，天台联合小学有80名寄宿生，占了180名学生中的近半。办公室的黑板上，用粉笔画了一份老师的夜班表格，值班老师必须留宿在学校里。用周玉春的话说，他们既是老师又是保姆。除了半夜送急病的孩子去县里医院，他做得最多的事就是安慰因为想父母而晚上哭的孩子，“有的时候，一个人哭，旁边的人都跟着流起泪来”。

　　这样的情况与另一个数字有关：学校的180名学生中，留守儿童有45名，正好占25%，如果算上一位家长在外打工的，这个数字将爬升到80%。如此多的留守儿童背后，是精力有限的老师。

　　章杨宇出事后，章新华对当天学校没能及时察觉儿子的情绪波动很有意见，“中午时都流过眼泪，学校怎么都没发现？”

　　父亲的“梦想”与最后的“梦”

　　除了对学校有些不满，章新华也有自责。

　　在屋门口新建的祖祠的反衬下，他家的土坯房显得十分破败。屋子里每一件家什的历史，都能往前追溯好几十年，基本保持了中国贫困山区农村生活样式的原貌。唯一的例外是章杨宇伯父买的遥控电视机，章杨宇喜欢用它来看儿童节目，他最爱看的连续剧是《快乐星球》。据他的同学、也很喜欢看该剧的章敏概括，这个剧“是一个不快乐的小朋友加入了快乐星球后，后来就变快乐了”的故事。

　　章新华跟杨友娣是1995年结的婚，当年就有了章杨宇。章杨宇出生的当天，杨还在地里挖红薯，“没办法，家里就两个劳动力。”他家只有三分水田、一亩多旱地，种地的话，“自己吃都不够。”他不得不很早就去湖北的矿业城市大冶做点手艺活：铜铁匠。手艺是祖宗传下来的，章家老屋的男人基本上都会。他指着墙上祖父的像说，祖父九岁起就出门干这个，干了一辈子。

　　被问及为什么其他人外出打工能挣钱盖新房时，他只是喃喃地说自己“没有能力”。确切地说，他的能力没了用武之地。他的手艺在大冶逐渐被淘汰，这才不得不在2004年去丹阳改做烟盒检验的工作。

　　当时章杨宇刚上二年级，家里已经负债6000多元，甚至有部分是结婚时欠下的。

　　在这个大别山余脉的山村，土地的情况也越来越糟。这几年野猪的活动日益猖獗，原来多少还能指望获得一点收入的田地，已经没法种了。野猪肆虐的短短四五年时间里，村里大部分人的田地撂荒，吃饭的米都得自己去买。附近十里八乡外出打工的人，也因此在近几年呈加速度递增。与此对应，村里的马路边，也从2000年起，迅速冒起不少各色瓷砖的楼房，点缀在层层梯田之间。

　　杨友娣不得不放弃土地的微薄收入，进了丈夫所在的工厂当勤杂工。这个决定使他们在四年内，不但还清了以前十年也没还清的债务，还盈余不少。如果再借一点钱，今年就可以把这间土坯房的老屋推倒，然后在原地也建一座漂亮的楼房。

　　从2月26日凌晨，章新华夫妇从丹阳回来至今，他们都没有在老屋睡，一直住在他的姐姐和兄弟家。现在的章新华几乎天天梦见儿子。梦的内容全是这个三口之家在丹阳的快乐岁月，最常出现的场景是三个人在玩扑克游戏“跑得快”，输家钻桌子。

　　梦境是他现在唯一能够舒缓悲痛的方式，因为现在的老屋里已经没有章杨宇的任何痕迹，仿佛他从来不曾在这里生活过。

　　天台联合小学副校长、住址与章家隔河相望的周玉春，是最早赶到出事现场的老师。孩子下葬后，他曾向孩子父亲说想看章的日记，对方说，“已经烧了。”

　　被烧掉的还有章的奖状、试卷、书包和衣服。 ★《中国新闻周刊》广告热线010-88395566转195、010-88398031，发行热线010-88395566转157、010-395171，客服热线800-800-9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