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年人情感危机催生“陪床保姆”职业

　　本刊特约记者 晓飞 本刊记者 朱 华

　　老龄化浪潮一波又一波席卷而来，关乎老年人群的社会问题也次第出现：从退休综合症到再婚大讨论，从同居潮再到而今的“陪床保姆”，这些不断涌现的新鲜名词的背后，闪现的是快速老龄化进程下的中国社会，情感和生活照料资源的严重短缺。

　　发生在北京街头的这一幕，为“陪床保姆”的温情漫延留下了一张奇怪的影像：

　　星期六早晨七点多，家住北京安定门附近、62岁的张先生匆匆地一个人赶往公园，一个40岁左右的中年男子凑上来，神色诡秘地问：“要保姆吗？”张先生顺口问了一句：多少钱一个月？那男子见张先生搭了话，摆摆手，把张先生引到一个角落，低声说：便宜的一个月700，贵的一个月2000。

　　“一个月2000？”张先生有些疑惑，“这么贵？”那男人说：“都挺年轻漂亮的，还能那个，不贵。”

　　“哪个？”

　　“陪睡啊，你不想找个这样的保姆吗？”

　　“我倒是想，就怕老伴儿打死我。”张先生一边开着玩笑一边往公园走。那男人失望地回到路边，又去物色新的目标.

　　在合肥、武汉、广州、西安、北京、福州、海口等大城市，“陪床保姆”不再是一个新鲜的名词。她们所服务的对象，多数为丧偶或者离异的老年人。

　　都市演绎奇异风景

　　快速老龄化下的中国社会，老年人群的生存状态也呈现出多样化的态势。找“陪床保姆“，让保姆陪伴晚年、照料生活，甚至托付情感，也成了一部分人的选择。

　　怕财产分割麻烦，找个保姆“陪床”。64岁的刘先生老伴儿因病去世，同事和老友几次张罗给他再找个晚老伴儿，都遭到子女们的反对。儿女们怕家里的房子和财产被新进门的“后妈”分一杯羹，所以，不支持老父亲再娶。刘先生虽然对子女们的态度极其不满，但是，想到自己的养老问题，还是屈从了子女们的压力。有一次，在公园玩的时候，听一位老伙计说起这种情况，他也花钱去找了一个40岁左右的“陪床保姆”。由于事先谈好了待遇，两个人相处融洽，孩子们知道了也没有反对。

　　鳏居寂寞，“陪床保姆”暂解心忧。郑州市69岁的段某在老伴逝世后感到家中无人照料，便来到二马路劳务市场找保姆，并遇上了信阳来郑打工的51岁的叶某。最后，两人经过商量，以每个月300元钱的价格谈成，并加上了一个另类的条款：除了正常的扫地烧饭，如果陪睡一次加20元。之后，叶某便以保姆的身份，在段家待了3个多月。

　　惧怕婚姻，“陪床保姆”代替妻子职能。58岁的赵先生年近五十才离了婚。前妻性格暴烈，两个人吵了一辈子架，一直等到惟一的女儿大学毕业了，俩人终于和平地分了手。离婚后，赵先生又处了一个女朋友，比他小六岁。相处了半年多，两个人领了结婚证。谁知结婚后不久，两个人的关系急转直下。先是三天一小吵，接着是五天一大吵，熬了一年左右，赵先生实在忍无可忍，提出了离婚请求。从此，赵先生惧怕婚姻，生怕误遇不淑，自己陷入痛苦之中。有一次，也是有人把他拉到路边，向他介绍“陪床保姆”，赵先生马上兴高采烈地请了一个回家。

　　老年“伪单身”，找个保姆“金屋藏娇”。61岁的王先生想法很简单，请个“陪床保姆”，只是喜欢这种“单身的感觉”，用一句时下年轻人中很流行的话来说，就是喜欢那么一种情感上“轻薄无负担”的感觉。有了保姆陪床，王先生尝到了甜头。家里有人照顾着，床有人暖着，自己还仍然潇洒着。还是四处征婚，还是参加各种社交活动。回了家，有茶有水有饭，有人伺候，那次第，怎一个“爽”字了得。

　　花心男人，频换陪床保姆，陷入道德误区。56岁的荣先生这几年发现自己走了“桃花运”，一次，去一家保姆中介公司，对方向他推荐了“陪床保姆”，荣先生颇感“幸福”。

　　荣先生和“陪床保姆”签的合同一般都很短，有的半年，有的三个月。没有什么感情，只是你情我愿的交换关系。合同一到，荣先生就又去换新的保姆。既不违法，又能够频频换新的女人，大享齐人之福。

　　广州58岁的李先生更出格，“陪床保姆”每月就换一次。然后到广州天河区岗顶附近一个自发形成的保姆市场再找新的保姆。李先生家里有点钱，找的“陪床保姆”一般年纪在三十岁左右，这里的“陪床保姆”们都认得他，背后大骂他是“色鬼”。

　　生活所需，同性保姆“陪床”。87岁的于先生，卧病在床，生活不能自理，家人都是上班族，不能每天照料在侧，就为他请了个四十岁的周先生来做“陪床保姆”。给于先生擦洗身子，洗澡，给老人做饭喂饭，晚上，怕老人有意外，周先生还和老人睡在一间屋子里，当“陪床保姆”。像周先生这样的同性“陪床保姆”现在越来越多。在大城市，许多生活上需要照料的老年人，都由家人请来“陪床保姆”照料。

　　情感及照料资源短缺

　　随着中国快速进入老龄化，家庭的生活照料及亲人之间的情感照料都出现了严重的资源短缺。

　　在城市化迅速加剧、家庭变小、子女远离、空巢家庭增多、高龄老人大量出现、社会照料资源不足、政府投入不够的情况下，以往由家庭提供的情感及生活照料链突然断裂，使老年人群面对晚年情感及生活困境而无力应付。

　　数据表明，老年男性更需要情感关怀及生活照料。中国老龄科研中心2003年采用日常生活自理能力(ADL)和操持家务能力(IADL)两项指标对老年人健康水平的分析发现，城、乡老年人ADL丧失率平均为5.2%和8.9%，IADL丧失率平均为18.3%和22.0%。靠配偶照顾的城市男性为75.4%，女性为35.6%，对子女的依赖程度，城市男女性老人分别为50%左右。

　　北京大学和中国老龄科研中心在中国老年健康长寿影响因素研究项目中，对全国上万名高龄老人进行跟踪调查后得出这样的结论：目前我国69.9%的老人的主要经济来源依靠子女及孙子女；在身体不适或生病时，73.7%的人是由子女或孙子女来照顾；81%的高龄老人患有不同程度的疾病，在洗澡、穿衣、上厕所、吃饭等方面，16.7%的人或多或少需要他人帮助，5.1%需要完全依赖他人。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人口迁徙频率的加密、就业压力的加大和社会竞争的加剧，“空巢老人”已经成为城市里的一个基本人群，他们中的很多人子女远离或者没有时间和精力照顾自己的父母；另一些人更是雪上加霜，不但远离子女，而且失去配偶，陷入人生的丧失期，在痛苦的阴影笼罩之下继续着每天的日常生活。

　　由于丧偶或者离异，主要靠配偶照顾的城市老年男性，生活质量受到很大影响，他们的情感照料及生活照料出现了巨大的问题，子女无法提供必要的帮助，社会无法提供有效的关怀。情感照料资源不能从家庭获得，又不能从社会组织获得，更没有渠道或者方法去购买，致使一些老年人陷入孤独无依的境地。

　　生活照料资源从整体上来说，价格昂贵、资源不足，政府没有提供充足的生活照料资源储备，无论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考量，还是从情感需求的角度来考量，社会都为“陪床保姆”的产生提供了必要的温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