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议：让保姆回到保姆 婚姻回到婚姻

　　婚姻的实质，保姆的名义

　　以婚姻的实质，却以保姆的名义，“陪床保姆”无论是从名誉上还是实际的好处方面，都以一种尴尬的方式，伤害着“陪床保姆”的利益。

　　为什么不结婚？甚至是同居？却以“陪床保姆”的方式维持着一种类家庭关系？

　　专家指出，一些人之所以不结婚而是采取“保姆陪床”的方式，主要问题在于丧偶再婚的老年男性，再婚后离婚的机率非常高。

　　影响再婚成功的原因有：

　　一、易和原配比较。再婚者易受回归心理干扰，跟原配有着几十年共同生活的感情记忆，再婚后往往不自觉地把先后两个配偶加以比较，得出今不如昔的结论。

　　二、婚中的女性不愿意再沦为新老伴儿的“保姆”。老人再婚在生活上自然都希望得到对方的照顾，但如果单方面地索取，必然也会导致对方的心理失衡。而许多老年男性不会照料自己的生活，一生都是由自己的原配照料，丧偶后再婚，女性配偶不自觉地又沦为保姆的角色，必然会有怨言，甚至抵触，导致二人关系紧张。

　　三、婚后感情及生活磨合成本太高。和青年人谈恋爱一样，两个老年人在婚前的了解阶段，会刻意隐藏自己性格和习惯中不好的一面，直到结婚后才会表现出全貌。而专家分析，人到老年之后，就变得缺少弹性了。婚姻会打乱原有的生活，两个年轻人磨合一段时间就习惯了，而老年人却很难做到。

　　四、子女因对财产的担心而反对。我国实行夫妻财产共有制，不管是否是老人再婚，一方死后，财产由另一方全部法定继承，这样一来，死去一方的子女就有可能失去所有本应属于自己的遗产。在实际中常见到这样的情景：老太太的再婚老伴故去后，老太太继承了老头儿的房子，然后转手给了自己的亲生子女，而老头儿的亲生子女没得到只檐片瓦。

　　大多数中国人仍然接受家庭养老的理念，在生活中，主要的养老义务也确实由子女负担，有了这样的担心，再婚老人大都会害怕因为再婚而失去子女的赡养，所以，宁可自己受些委屈，也不愿意再婚。

　　再婚离婚，对老人来说属于严重的精神挫折。许多老人再婚受挫后不愿再走入婚姻，而孤独的生活状态又会严重影响晚年的生活质量和身体健康。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在对这种局面的观望中走上了同居的道路。北京市的统计数据表明，在以配偶形式共同生活的老人中，未婚同居率占到60%，天津的数据是50%。

　　“陪床保姆”一般为离异农村女性，无论是从文化修养，还是从生活习惯方面，都不是城市老年男性婚姻的理想目标，所以，即便是同居，城市老年男性一般也不会选择农村女性。

　　因此，游离在婚姻以至同居之外的“陪床保姆”，因其兼具了保姆的特性，能提供生活照料，同时还能提供情感照料，兼具了妻子以至情人的特性，所以，成为一些城市老年男性的必然选择。

　　合肥的一家保姆中介公司介绍说，“时下已进入老年人社会，孤身老人明显增多，子女不在身边，十分孤单寂寞。这种精神上的空虚往往让老人度日如年，作为家政服务公司，瞄准社会的这个盲点，面向社区推出这一服务项目，很受‘空巢老人’欢迎，这是基于市场的需求，对保姆这个行业所做的延伸，是针对特殊的群体提供的家政服务。至于部分保姆和男主人同床是两厢情愿、各取所需，自己只是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服务的平台而已。”

　　让保姆回到保姆，让婚姻回到婚姻

　　存在的，并不全是合理的。但是，一种社会现象的出现，至少有其存在的理由。

　　专家指出，“陪床保姆”的泛滥，有着社会、家庭及其个人的根源。

　　首先，是老年人群的再婚难。

　　其次，是社会照料资源和家庭情感照料资源的严重短缺。据天津市2004年的一份统计，天津市65岁以上老年人口丧偶率为35.23%。家庭中配偶缺失意味着家庭照料资源的减少，由此会促使老年人对社会照料资源需求的增多和依赖。中国各类老年社会福利机构3.8万个，养老床位120.5万张，平均每千名老年人占有养老床位仅有8.4张，与发达国家平均每千名老人占有养老床位数约70张的水平相比，差距很大。

　　第三，因为经历了婚姻和人生风雨，一少部分老年人在性方面的道德约束在减弱，通过婚姻方式组成家庭的依赖程度也在下降。

　　第四，社会进步了，公众特别是老年群体对类似“陪床保姆”一类事情的宽容度也提高了。

　　第五，老年人的婚姻与恋爱进入“后喻”时代，即青年人的恋爱和生活方式反过来影响老年人，表现为对两性关系不在意，两个人在一起生活，是否走向婚姻已经并不重要，对是否能组成家庭更没有考虑，只要两个人暂时可以在一起“取暖”就行。

　　专家指出，在未来的40年内，中国的老年人口规模将超过3亿，老龄化程度达到20%以上将是必然的人口发展趋势；小家庭成为最主要的家庭形式，家庭规模普遍缩小，家庭平均人口从1982年的每个家庭4.41人减少到2000年的3.44人，全国2/3的家庭是二代3人家庭。独生子女家庭正在成为城市家庭的主要类型，2000年已经超过1亿。1亿人的独生子女就意味着有1亿个独生子女家庭，他们的家庭结构以及由家庭子女减少到极限所引发的家庭养老支持问题，越来越严重。

　　从某种意义上说，“陪睡保姆”的出现，对于保持丧偶老人良好的人格及身心状态是有积极意义的。她们一方面帮助照顾老人的生活起居，陪老人解除寂寞，打点家务，另一方面还可以在老人有性需求的时候提供相应的服务，解除老人生理心理上的压抑，为老人营造一份健康健全的心态。因为不会有财产分割方面的担忧，子女们对这种方式基本采取默认的态度，甚至有的子女亲自给老父亲去请“陪床保姆”。

　　但是，没有契约约束的两性关系，同时是把双刃剑，对于一些老年人来说，雇佣“陪床保姆”应该不失为一种权宜的选择，没有负罪感，不担心因性生活不洁而带来一些不必要的麻烦，不会因为性关系危及财产安全，既营造出准家庭氛围又充分满足了生理需要。但是，另一方面，因为频换“保姆”，也存在着被骗财的风险。

　　而对于做“陪床保姆”的女性来说，这毕竟是一种不受法律保护的同居形式，丧失的不只是法律的保护、财产的获得，还有精神上的尊重。许多“陪床保姆”不敢让自己的家人或者亲人出现在雇主家，害怕这种见不得光的“游戏”被人发现。

　　有一些“陪床保姆”抱着先培养感情、等待时机成为女主人的企图，然而，在现实生活中，这样的想法却遭到了强有力的阻击。许多老年男性发现对方有这样的图谋后，马上将其辞掉。原因很简单，城市男老人一般不会把居于社会底层的农村离异女性娶进家门，“陪床保姆”只是其人生历程在某个阶段的情感替代品。而随着年龄的增长，许多保姆的生存空间受到挤压，丧失了“陪床”的机会，没有生活保障，没有社会救助的帮扶，成为新的弱势群体。

　　而频繁更换“陪床保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使性交易合法化，挑战了法律法规的底线，超越了社会伦理道德的约束，成为社会的不和谐因素。

　　因此，让保姆回到保姆，让婚姻回到婚姻，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