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家遭遇求助困境

　　求助困境

　　这是一段摄于2004年9月、廖智勇提供的视频对话：

　　“爸爸给你申请安乐死，你愿不愿意？”

　　“申请安乐死？”

　　“安乐死没得痛苦，轻轻松松就结束生命。”

　　“要得。但我怕安乐死喝那个药。”

　　“不会喝药，打针。打一针像睡觉一样。”

　　“记得打屁股上，肉多。死了我就释放了，全家都自由了。我的救命恩人，就是爸爸。”

　　精神疾病在我国疾病总负担中排名首位，由于一个精神病患者每月的治疗费用需2500元-3500元，许多病人因家庭贫困无法及时治疗。多数精神病患者家庭陷入了“因病致贫和因贫返病”的恶性循环。

　　在中国没有精神病患者救助统一政策。2008年1月1日，厦门符合条件的精神疾病患者可凭厦门市民政局开具的“厦门市精神病人治病减免介绍信”，享受每月最高950元的减免标准。此前，杭州民政部门也出台政府补助举措，但是在西部成都，《精神卫生工作条例》的制定才进入立法调研阶段。

　　廖家没有把娟娟送到距家几十分钟、有专业陪护的成都市精神病院，而是选择位于郊区彭州市的精神病院。事实上，在娟娟死前的两年里，廖家的生活已经濒临崩溃。2004年，廖智勇开始积极向外界求助，主要行动是给相关政府部门写求助信和联系媒体。

　　成都市民政局、成都市妇联、锦江区民政局……他们已经不记得自己发出了多少请求，可全都石沉大海，得到的答案是没有政策，无法救助。“只有街道给我们办了个270元的低保，可是拿着低保到医院挂号，根本就没有医院认。”直到2006年，娟娟终于在成都市残联处申请到每年4000元的残疾补助，但相对于每月2000余元的医药费来说，无疑是杯水车薪。

　　自2001年娟娟生病后，廖智勇几乎打遍了市内所有媒体的热线电话，可是只有成都晚报登了一个小豆腐块，内容主要是关于娟娟发病时严重扰民。直到2004年11月，廖家的情况才首次引起媒体的关注。

　　《父母想让精神病女儿安乐死 女儿称死可解放父母》、《花季少女落下脑膜炎后遗症 老父想让女儿安乐死》……一系列媒体报道中，“安乐死”成了炒作的焦点，廖家的困境成了新闻的陪衬。

　　“安乐死”报道后，浙江卫视、中央电视台等外地媒体陆续采访了廖家，但直到2007年4月，江苏卫视的《人间》栏目报道了“廖家寻亲”的故事后(节目讲述廖智勇带着娟娟离家出走，留书表示不想连累妻子和另外两个女儿。最终，一家人在节目中团聚，抱头痛哭。)，他们才收到第一笔捐款，一万元。

　　媒体报道中的杀妹案

　　4个月后，惨案发生，廖家的故事终于成了成都媒体圈“新闻热点”。

　　面对记者，廖家父母强调说，“不要说姐姐是对还是错，她真的是被逼得没得办法了。”在廖家看来，照顾精神病患者是一个家庭所无法承受的“任务”，姐姐杀妹妹是绝境中最后之举。

　　于是，父母因为“不能同时失去两个女儿”，找邻居签名“帮助”。被患者打闹骚扰过的200多名邻居踊跃签名，他们证明姐姐是一个乖孩子，要求轻判姐姐。父母又要求给姐姐做精神鉴定。结论是，姐姐有“轻度抑郁症”。

　　从起诉到判决，每一次庭审，彭州市人民法院门口都停着三四辆电视台的采访车，听审席上记者的数目远远超过了廖家亲戚。

　　《含泪捂死妹妹，200居民为姐姐求情》、《姐姐杀死妹妹 亲人当庭跪求轻判》、《网上调查：近七成人支持法院判决》……从标题到内文，这些文章都对廖家给予了无限同情，“觉得婷婷才是这个家庭最大的受害者。”为抓人眼球，甚至有媒体在法院判决当天，请来了资深刑事律师王万琼，对婷婷的量刑进行详细预测，“我认为5年左右是比较合理的，不排除判处3年并缓期执行的情况。”

　　就在媒体以轻佻的口气报道“含泪捂杀妹妹不应该”的时候，被关押了半年的姐姐婷婷，站在法庭上，依旧是“不后悔”，依旧说“与其让妹妹这么痛苦地活在世上，不如帮她解脱，也帮全家人解脱”。虽然，她在看守所内给父母写的一封信中说，自己经常梦见妹妹找她“报仇”。

　　在父母表示放弃刑事追究跪求轻判、市民落泪签字、媒体合力“救人”的情境下，一审法院作出了“判三缓五”的轻判。面对这个结果，一家人　“喜极而泣”，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媒体语言)，且向法官叩头“感谢”。

　　但随着3月6日彭州市检察院抗诉书的下达，本想回归平静的廖家再次被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

　　廖智勇口袋里，揣着超过30家媒体的名片。他开始挑选，婉拒一些没听说过的媒体的采访要求。“这事再闹大，对婷婷压力也大。”

　　婷婷生日当天下午，一个男记者几乎和廖智勇吵起来，“你一定要让婷婷出来面对媒体，这样我们才能帮她呼吁维持原判。”廖父以婷婷不适合面对生人为由拒绝。该记者转而游说在场同行，“我们一起出钱，帮婷婷摆生日酒，她一定会出来的。”

　　随后几天，几家媒体主动为廖家出谋划策，为他们找来了免费律师，载着他们到省妇联递交请愿书。妇联的保安看着由7辆采访车组成的车队浩浩荡荡地驶进来，一下子慌了手脚。

　　576个签名中的理所当然

　　3月7日下午，廖氏夫妻坐在店前一言不发，上门维修电器的客人都被爱理不理地打发了。廖智勇用手托着下巴，大腿上放了一份当天的《成都商报》，上面刊发了署名何三畏的评论文章——《含泪捂死患病妹妹案中的价值迷思》，质疑在此案中精神病人的生命价值低于正常人的生命价值。

　　廖智勇的屁股猛地离开长凳，顺势拿起摩托车钥匙。“你要去干啥子？”“我要到报社去找何三畏说说，我出钱让他去住两个月精神病院，看他还说不说我们婷婷判轻了。”

　　“事情没得完，你何必这样？”王素珍说着眼眶就红了。这是案发后，他们第一次在当地报纸上读到对“杀妹事件”如此尖锐的批评。《华西都市报》曾因为刊发了法律界人士“判轻了”的质疑，遭到廖家的抵触。随后，他们的记者只好打着其他报社的名号进行采访。

　　对于廖家来说，这无疑是另一场漫长的折磨。“前几天好不容易哄着婷婷去华西医院心理卫生中心检查，开了抗抑郁药。”廖智勇说，婷婷自从知道自己即将再次走上审判席后，停止服用药物，整夜发呆。“她本来就已经觉得很对不起妹妹，现在又担心对不起家里。老天是不是要夺走我两个女儿才甘心？”

　　第二天一早，廖智勇在大院的铁闸前挂出用黑色大字写的“请愿书”，将挂历纸粘成长长一卷，收集附近的街坊邻居签名，表达对抗诉的不满。短短一天内，收集了576个签名和手印。

　　576个签名，都是为婷婷求情的人，大院里没有了嘲笑的声音，廖家门口每天都挤满了前来慰问的邻居。

　　与此同时，网络、论坛上也展开了一场“婷婷保卫战”。

　　根据新浪网的调查，超过70%的网友认为婷婷杀人情有可原。

　　天涯论坛里，网友“冷香暗渡”指出了“杀死一人，幸福全家”的观点——“‘绝大多数人’所代表的民意，则通过媒体平台被放大、被强化。最终，一个并非精神病人的凶手(仅仅是心理抑郁)的故意杀人行为，获得了法律的认可。”

　　帖子被迅速顶上了天涯头条，在长达10页的讨论中，无数人抛出身边有精神病人的痛苦经历批评“冷香暗渡”及其支持者的“无情”。天涯网友“无德之人”也在承受一个精神病患者家属的痛苦，生活负担沉重之余是内心的折磨。他跟帖问：精神病患者的家庭出路在哪里？如果本应承当救助的政府部门能挺身而出，婷婷杀妹妹的悲剧也就可能不会发生。

　　在廖家，这些争论的焦点都是被过滤掉的信息，而沉默的民政部门依旧沉默。

　　情与法角力中的倾向

　　虽然检方一审时也曾在法庭呼吁轻判，但终究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量刑畸轻”。

　　“不适用缓刑，也不适用3年至10年这个档的刑期。”彭州检察院副检察长牟胜告诉记者，故意杀人是最严重的侵犯人身权利的犯罪，故刑法规定量刑时应考虑从高到低。“(媒体)讨论是好的，但讨论一定要客观。特别是作为媒体，一定要客观地表达各方的观点，而不是有选择性地进行单方面的引导。”

　　3月10日，廖氏夫妻在法院签收抗诉书后，堵在彭州市检察院门口，表示要找一审检察官陈丽“讨个说法”。“抗诉书上说婷婷是有预谋的，社会危害性大了，今天一定要他们拿出证据来！”

　　中午12点，陈丽用坤包掩面而出，廖氏夫妻箭步上前，“扑通”地跪下了。廖智勇扯着检察官的小腿，王素珍拦腰抱着。“我家经历了那么多　　　　苦难，能医的医，能治的治，已经倾家荡产了，还要我们怎样？不要再抓去我们婷婷了。”

　　纠缠了大半个小时，陈丽最后只留下了一句话：“如果这个案子的凶手不是你们的另一个女儿，你们还会不会这样？”

　　面对检察院的抗诉意见，彭州市法院坚持己见。彭州法院副院长代正伟表示，判三缓五同样是刑事处罚，并非减免了刑事处罚。一审时法院非常慎重，经过合议庭多次合议后才作出判决。主审法官张敏则表示，“我不太爱看报纸，我更不关心媒体对这个案子的报道，所以不存在受到影响。”

　　法院声音传到廖家耳中，但他们依然不放心。签收抗诉书后，他们依然在收集群众签名，并打算将这些签名扫描到网上去。

　　“情与法在这个故意杀人案中的确演绎得非常突出”。

　　“一个行为只要构成犯罪就具有社会危害性，不能以‘杀死家人’就与‘无社会危害性’画上等号，这是对法律的误读。廖娟娟是一个处于弱势的精神病人，本应得到社会和亲人的关爱，尽管她拖累了全家，但她的生命不容剥夺。如果一个生命对家庭、社会无用的话，家人就因此剥夺这条生命，那才是真正的残忍和冷酷。”接手此案后，成都市检察院在接受《检察日报》采访时传达了上述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