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应洲：做人要有目标更要有判断力

　　求学期间，他并未感到自己受到很多优待。“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读书有个好处，就是学校和老师不管你，你一定要学会自己思考、自己提问。大学就是教会你怎样去自学，这一点，国内的大学可以作为参考”。

　　这期间他对西方文化有了深层感悟，印象最深的是上了一年的《西方文学史》课程，“这门课培养了我从文化背景了解历史，不唯书、只唯实，也让我对文化、艺术保持浓厚兴趣”，在胡应洲看来，念医科的人跟念文学、艺术的人一样，需要有一定的敏感性。

　　1952年，胡应洲获得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学士学位。在当时的美国，外国学生要进入大学医学院攻读博士，是一件是极其困难的事，有6000名学生同时申请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150个博士学位名额，竞争的激烈程度可想而知。但胡应洲凭借优异成绩，被包括哥伦比亚大学在内的多家知名学府录取，哥大医学院那一届的120名学生只有2名亚裔，胡应洲来自中国，另一名来自越南。

　　当时胡应洲权衡了两个从医方向：一是心理治疗，二是内科。最后他选择了内科研究，并以心脏学为自己的专攻方向，将焦点集中在研究心脏衰竭的生物化学原理。在他看来，内科中技术次要，关键在于观念更新，“我对研究血液循环、物理学科很有兴趣，我将心脏看成一个动力泵，去研究它”。

　　哥大4年，胡应洲得到了良好的医学教育，“好的医生，对病人要有怜悯之心，要致力于减轻病人的痛苦”，他秉信。

　　1956年，胡应洲取得了哥伦比亚大学医学博士学位，美国的医生通常是临床、教学、科研三位一体，对心脏科医生的要求尤其高，“要经过一年实习、三年内科学习，才能做心脏科医生”，因此，胡应洲在罗彻斯特大学教学医院实习两年、在波士顿市立医院任内科住院医师两年。

　　胡应洲经历过美国心脏病治疗史上的“黑暗时代”，1958年他刚做实习医师时，医生们常常给心脏病人开吗啡这种药物以止痛，当时心脏病人的死亡率极高，风湿性心脏病病人也很多，“但现在在美国，由于卫生条件进步，风湿性心脏病病人在美国已经很少了，并且，心脏病病人的死亡率不断下降，急性心脏病死亡率在人群中的比例下降到2%，慢性心脏病每年的死亡率约5%”。

　　胡应洲分析，“抽烟人数减少、肥胖人群减少及新药STATIN的研制成功是心脏病人死亡率下降的重要原因，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美国已推行禁烟运动40年，取得很大效果。如果不抽烟，心脏病、肺癌、慢性支气管炎等患病几率都会大大减少”。

　　美国疾病防治中心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成人吸烟的比例从1993年的25%降到了2004年的20.9%。胡应洲在美国竭力推进禁烟运动，他也曾向中国卫生部部长陈竺提议，要求在中国推行禁烟运动。

　　“我们只有这一套房子”

　　1960年，胡应洲回到香港大学任讲师，缘分似乎在冥冥中注定。一天，胡应洲翻报纸，无意中看见钢琴家曾庆衡(Helen)赴港演出的新闻。

　　曾庆衡由美国辛辛那提音乐学院钢琴专业硕士毕业，她的父亲曾养甫为广东平远县人，1923年毕业于天津北洋大学，后赴美国匹兹堡大学学习，曾于1940年冬出任国民政府交通部长。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念书期间，胡应洲跟曾庆衡的表哥是室友，曾庆衡来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时，他们有过一面之缘，当时的胡应洲一心求学，之后他们未有通信。

　　胡应洲带着助手去听了那场音乐会。他清楚地记得，当天是一位台湾教授唱歌，Helen弹钢琴，他跑到后台，与Helen相认……“我们属于‘再见相爱’”，胡应洲笑称，在香港，他们度过了6个月的甜蜜时光，一年后去美国。1962年11月17日，在美国密歇根安堡城，他们举行了婚礼。他们的恩爱有口皆碑，胡应洲称，相处秘诀是“互相尊重，有爱心。争吵时，要知道什么时候shut up(住嘴)”。

　　自1967年开始，胡应洲在澳克伍德医院专科内科工作，担任该医院的心脏专家，他在底特律定居。1961年，他荣膺英国爱丁堡皇家医学院院士；1973年，他被美国心脏学院荣授院士。

　　对孩子的教育，胡应洲似乎结合了老一辈华人的孔孟传统与自由开放式主张，“孩子选择自己的路，念书不一定要拿第一、不一定非要进美国名校，但一定要好好念，对学问、对艺术要有兴趣，对社会要有责任感。做人要有目标，最重要的是要有判断力”。

　　他的两个儿子均选择从医：43岁的长子胡文旭(Roger Wu)是一位儿童心理治疗专家，从普林斯顿大学学士毕业后，取得斯坦福大学医学博士学位；41岁的次子胡文禧(David Wu)是一位胸科专家，胡文禧的妻子胡淰清是一位麻醉专家，两人均是密歇根大学医学博士毕业。

　　胡应洲解释，从医是孩子们自己做出的选择，“Roger的文科很好，我们曾劝他去商学院或法学院学习，但他从小对人的心理就很有兴趣，一定要学儿童心理治疗；David在四五岁时就确定了要做一名医生”，这或许是潜移默化的力量。

　　在美国，心血管疾病仍是头号杀手，医学界尚未完全攻克这座堡垒。2005年，胡应洲夫妇捐赠1000万美元给哥大医学院，成立Clyde and Helen Wu分子心脏学研究中心，“为什么心脏衰弱时期细胞的运作会出现问题？我们要想对心脏病有进一步了解和新的发现，就要在细胞水平上研究心脏病，当时，哥大还没有分子心脏学系”，胡应洲捐助经费，就是希望医疗研究机构能继续研发治疗心脏病的方法。

　　“钱只有用了以后，才是你的；怎么用，由你自己决定，有人要买大汽车、游艇，有人要买房子……怎么用钱，这是个大问题”，这是胡应洲的金钱观。胡应洲在底特律居住的房子，1966年买的，“我们只有这一套房子，是普普通通的house(房子)，但住着很舒服，这就可以了”。

　　“犯错没关系”

　　在哥大读书时，胡应洲就遇到了一大批曾在北京协和医学院教学、研究数年的教授们。1992年，胡应洲第一次访问北京协和医学院，他与协和时任校长巴德林相识，也与协和结下不解之缘。此后每个月，胡应洲都会邮寄65磅(近30公斤)的医疗课本、最新医学期刊、各种最新CD及医疗录音带给协和医学图书馆。从今年开始，他向协和提供2万美元让他们自己订阅杂志或光盘，这是因为他也知道自己“年纪大了”。

　　胡应洲还成立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基金会以资助一些年轻医科学者，从1994至2003年，胡应洲基金项目资助了150名中国医科学者到香港大学及美国不同医学院深造，“港大项目的这笔钱是我三弟胡应湘的夫人胡郭秀萍女士给的，我负责挑选候选人”，胡应洲解释。受该项目资助的学生会先在港大度过6个月，若成绩优秀，他们可以继续硕士及博士学位的学习，现在他们都已回到中国各所高校。

　　每年通常有150至200人申请该项目，面试时从筛选出的50人中选择15人，胡应洲在面试时通常不问候选人有关的学术问题，“要在15至20分钟内确定一个人是困难的，要看这个人待人处事的看法”。

　　候选人的面试反应非常有趣。一次，胡应洲用自己曾犯过很多医学失误作为问题的开头，询问一位候选人，他回答，在他的外科医生生涯中没有过任何失误。当然后来他没被选中。“做医生总要犯错，我也犯过错。犯错没关系，但自己要能改正，知错能改，善莫大焉”，胡应洲这样看。

　　此外，胡应洲用个人资金协助北京协和医学院培训并改进课程设置，他挑选了超过35位北京协和医学院和上海瑞金医院的学者送往美国深造，只有3人没有回国。胡应洲在确定人选时就注意选择那些已在医院拥有一定位置的学者，而非年轻毕业生。至今这些学者有17位已成为医院的主任或副主任，其中包括现任中国卫生部部长的陈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