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生伦理”还有很多内容有待认识

　　三

　　这种“心灵塌方”是地震后必然的“次生灾害”吗？不见得。至少，爱和悲悯也是人的本能，人类的所有高贵都可能在那一瞬间与本能一同迸发。

　　在范美忠先生所在的学校，七年级正在上语文课的一位老师患腰疾，坐着上课，起身困难，地震时，她的平均年龄13岁的学生们把她“架出了教室”。也是这所学校，一位八年级学生在日记中描绘了她的惊恐，同时也写道，她第一个跑到教室门口，但她还在临出教室时回头想看她平时玩得最好的同学。

　　也许孩子们并不真正懂得生命的意义，相比之下，教师对地震的恐惧可能更深切。但是，冒着危险组织学生逃生的，并不一定是最冷静、最“不怕”的老师。一位有序地组织学生离开教室，而自己走在最后的教师，开始是很惊慌的。一位小学教师两次冲进教室去抱吓得躲到桌子底下不出来的孩子，都是哭着去的，他非常害怕。另外，也是范美忠先生所在的学校，一位外籍教师，地震时在都江堰的一所大专学校教英语课，学生多是18岁以上，他仍然组织了学生们逃生，自己最后逃出。

　　当然，在叙述这些故事的时候，我们会心有余悸地想，它们来自并没有在地震中垮塌的学校，如果楼真的砸下来，我们这里就只能以悲痛的心情来叙述故事的后半部分，而不是讨论职业道德了。

　　现在所能看到的情况，外籍教师差不多在地震中都比较冷静，并曾组织和疏导学生逃生，自己逃在最后。一些外教认为，在危险的时刻甩开学生先跑是不能原谅的。实际情况是，在他们自己的国家，这是教师的“行为规范”，他们把它当成“习惯”带到了中国。而在我们这个尊师重道的国家，既无相应的规定，同时对于许多老师而言，更没有这样的观念。

　　在凤凰卫视的《一虎一席谈》讨论“范跑跑事件”时，周孝正老师问范美忠道：你说你的学生是十七八岁，到底是17岁还是18岁？意思是，如果是18岁了，就是成人了，范老师就没有责任了，“先跑”的意义就不同。但是，在多数外籍教师看来，即便学生在18岁以上，教师也是不应“先跑”的。

　　四

　　那么，当一个群体面临生命危险时，其中居于不同地位的个人，都有什么权利和义务，应该如何处置？作为一名教师，在地震的情况下应不应该先跑，救助学生是职业责任和道德义务，或是“分外善行”？

　　有人把地震时正在上课的老师“先跑”视作“临阵脱逃”，因为他“正在履行职务”。一座离“5·12地震”中心带三百公里以外的城市受地震波及，这个城市的一所大学的学生说，他要投诉他们老师，因为老师在上课的时候，“什么话都没说，突然跑了”。

　　“老师突然跑了”，学生可以按规定投诉，但如果加上地震的前提呢？这位同学说，那更应该被投诉！同学的理由是，老师负有“不能先跑”的职务责任。

　　道德的基础是公正。要求老师不能弃学生先跑，是否公正？要求船长和飞行员不能“先跑”，是公众基本赞成的共识。飞行员和船长有更多的逃生条件和本领，他们有条件“先跑”，但他们“先跑”对其他人却是不公正的，公共后果也是更严重的。教师相对于学生，没有船员对旅客，飞行员对旅客的优越性，教师应该在怎样的程度上，负担组织和疏导逃生并且自己“不能先跑”的义务？

　　因为地震，因为“范跑跑事件”，把非常时刻的“逃生伦理”问题托到了公众面前。也许，我们可以这样概括“逃生伦理”的“基本定律”：在面临公共灾难的时候，占有公共资源和公共权力的人，不能利用这种条件作为个人逃生的优势，而必须运用这些条件帮助公众。根据这个原理，一个单位的领导把其他员工置于余震中的大楼里，自己在安全地带工作，是不道德的。

　　而教师不仅在观念上对学生居于支配地位，对于小学教师而言，在体能上也相对地占有优势，如果他正在上课，他在离门口和楼道更近的位置，职务给他带来了“先跑”的条件。但教师不能把这些条件作为先跑的优势，否则是不公正的，因而也是不道德的，所以，教师对学生负有组织和疏导逃生的义务。

　　陕西省汉中市勉县教育局6月2日出台规定，高考期间若碰上余震，教师“先跑”将被处罚。这个规定第一次把老师保护学生的义务强化到职业责任的地步，一方面受“强人所难”的质疑，同时也有人认为，道德和法规是可以互相转化的，在人们不能尽到道德义务的时候，可以规定为一种责任。

　　最终的问题是：人类在突然降临的灾难面前，需要足够的尊严和基本的秩序，否则灾难将是加倍的，这靠什么来保证？“逃生伦理”还有很多内容有待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