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她们同在

　　1

　　2008年5月初的一个傍晚，当我拎着行李箱，跟随管教民警进入那堵高墙时，心情十分复杂。这不是我第一次来到这里，但以这样的方式却是头一遭。我完全不知道，在接下来的数天里，自己该如何与那些陌生的“她们”相处，如何走近“她们”的生活，如何去探求“她们”的内心……更重要的是，如何才能使自己被“她们”接纳。

　　至少从字面意义看来，我与“她们”截然不同：一个没有任何不良嗜好的作家，一群因吸毒而失去了自由的“瘾君子”。对于她们而言，我的进入意味着什么？近距离的审视？冷漠的观察？还是某种获取创作素材的方法？如果我告诉她们，这些都不是我真实的目的，我能够得到她们的信任吗？

　　在真正开始之前，一切都是一个谜。

　　我终于还是怀着一颗忐忑不安的心，鼓足勇气，走进了江苏省女子劳教所康复中心的大门。

　　2

　　由于客观条件所限，康复中心是由一栋过去的综合楼改建的，暂时仍处在女所的高墙之内，没有随意进出的自由。康复中心的学员，目前也都来自女所的各个劳教大队，只是劳教期限已经或即将结束，本着自愿的原则，选择到康复中心度过这一段回归社会前的适应性生活。

　　和大队里的劳教人员不同，在这里，她们被称为学员，三名负责康复工作的民警被称为老师。她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昵称，可以穿着自己喜欢的服装，留自己想要的发型，每两人一个房间——类似于招待所的标准间，基本生活设施一应俱全，包括一台彩电。我一来就发现碰到了老熟人、民警韩清华，以前她主要承担女所的心理辅导工作，现在她是康复中心的负责人，于是我和大家一样，叫她韩老师。很快韩老师给我安排了住处，二楼，和学员们的房间相邻，楼梯口有一道铁门，夜里熄灯后，铁门将被锁上。也许是担心我害怕，韩老师悄悄对我说，值班民警夜里也在这儿住，以此打消我的疑虑。我也如实告诉她，我担心的倒不是这个，而是另外的考验。

　　第一个考验很快就到了。

　　放下行李，就是晚餐时间。按规定，民警到高墙外的食堂吃饭去了，剩下我一个，面对着这一群陌生人。我走进一楼的小餐厅，她们零零散散坐在条形桌前，已经开始就餐。饭菜就在桌上，米饭，两菜一汤，随便打。我走到饭盆前准备打饭，隐约感觉到各个方向投射过来的目光，安静，隐含着戒备。当我抬头回应她们时，那些目光又倏忽消失。

　　我努力保持镇定，尽管没有找到具体的目标，还是对她们报以一笑。不知道是否这个笑容起到了作用，我刚拿起饭勺，一个圆圆脸蛋、长得像中学生的学员忽然跑过来，什么也没说，直接从我手里接过饭盒，动作麻利地帮我盛好饭菜。我急忙对她说声谢谢，她有些腼腆地笑笑，转身走开了。我端着她打好的满满一盒饭菜，想找个座位坐下，又一位学员过来了，把一个咸鸭蛋往我手里一塞，也是不说什么便走开了。这时候我原本的忐忑减轻了许多，随便找了一张饭桌坐下，正遇到对面学员的目光。我看出她很年轻，十分漂亮，眼神中流露出几分警惕。而坐在我旁边的那位学员则只是看我一眼，便继续面无表情地吃饭，她穿着短袖衫，让人一眼就看到她手臂上成串的烟头烫出的伤疤。

　　我向她俩问好，旁边那位没反应，对面的也不出声，只是点点头。气氛有些沉闷。我想了想，指着饭盒里的菜问：“这是什么菜？实在看不出名堂。”

　　她们都笑了。

　　对面的学员说：“谁知道是什么！大锅菜就是这样的，不能要求太高。”

　　这个回答里的平静令我有一丝惊讶，还没来得及接话，旁边那位一直不吭声的学员把自己面前一个碗推过来，说：“吃这个吧。这里的菜你吃不惯的。”

　　我看见这是一碗蒸鸡蛋羹，已经吃了几口。心里略一犹豫，立刻用自己的勺子在里面狠狠舀了一大勺，送到嘴里，笑着说：“谢谢，我从小喜欢鸡蛋羹。”

　　她俩相互交换了一下眼神，刚才那种无形的沉闷忽然间消失了。两人开始对我介绍这里的伙食状况，解释一些相关规定，包括我吃到嘴里的鸡蛋羹属于自费加餐等许多细节。我们边吃边谈，僵局就这样打破了，于是我抓住这个机会向她们做了个自我介绍，谁知她们都笑了起来。

　　“我们早知道了。”对面的学员说，“说有个作家要过来体验生活。”

　　在我开口解释自己此行的目的之前，旁边已经有几个声音插了进来。显然我们三个的谈话，受到了旁边学员们的关注。

　　“这种生活有什么好体验的？”

　　“作家嘛，肯定是搜集素材，然后拿回去写小说呗。”

　　“千万别写我！”

　　“就写你！让人家看看你犯瘾的德性，哈哈……”

　　她们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议论着，从我身边走开，离开了餐厅。不知道是不是受到这番话的提醒，和我交谈的这两位也迅速结束了晚餐，客气地跟我打了个招呼，走了。

　　餐厅里空空的，只剩下我一个人。我回想着刚才的一幕幕场景，一句句对话，有些陌生，也有些恍惚。不过有一点可以确定的是，她们对于我的到来，果然与我之前所料想的一样，充满了防备和自我保护。

　　但是无论如何，我已经来了，走到她们身边，迈出了我的第一步。

　　3

　　晚餐后的时间安排得很满。一位南京学员次日即将离开康复中心，当班的值班民警、年轻的唐老师决定，日例会开始之前，先开一个欢送会。开会地点就在我房间对面的学习室，每人一个活动桌椅，围坐成一圈，这样每个人都必须面对着大家。

　　想来是出于客气，欢送会的开篇却是对我的欢迎致辞。不过也好，我可以借此机会，对她们说些心里话。在众多审视的目光里，我有些紧张，但还是尽可能清楚地讲述了去年禁毒日之前的那次采风，讲述了我在采风整个过程中的种种感受，以及在这一年中我个人观念的变化。然后我冒着触怒她们的危险，如实坦白了我此行的目的。

　　“过去我和很多人一样，认为吸毒的人都是自作自受、无可救药，除了可怕还是可怕，能离多远就离多远，就让他们去自我毁灭吧，反正跟我没什么关系。可当我对他们开始有所了解后，我发现我错了。”我说，“其实你们和我们一样，都是很普通的生命，有感情，有尊严，有自己的牵挂，也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犯下各种各样的错误。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碰上毒品的，可我知道，你们已经为此受到了无尽的惩罚。我这次来，不是采风，不是体验生活，也不想搜集写作素材，而是想更多地了解你们，让更多的人了解你们，然后尽我们所能地给你们一些帮助——这就是我想做的。”

　　我一口气说完，学习室里沉默了一会儿，响起了掌声。后来的几天，不止一个学员私下跟我说，那天我说的话令她们心里感到了一丝温暖。自从染上毒品，她们早就习惯了外界的冷漠、歧视和厌恶，连自己都不再把自己当成人。也许正因为这样，从那一刻起，我感觉到了她们之中大多数人对我的接纳和信任。接下来的一切都变得自然而然了。

　　欢送会上，每个人都轮流发言，还有个学员竟然专门写了一首长诗。将和大家告别的是兰兰，她有一个12岁的儿子，聪明、成熟、自立。每次难得与母亲的会面中，他总是寸步不离地粘着母亲，央求母亲再也别碰“那个”，一家人好好过日子。儿子成绩很好，但同学们已经知道了他家的秘密，为此他不得不用骄傲和孤僻来掩饰自己内心的脆弱。说到这样一个儿子，做母亲的会是什么样的心情？兰兰哭了，好几个学员都哭了。兰兰没有太多的豪言壮语，即使说了，真正告别毒品谈何容易！可不管怎么说，至少她还有可以牵挂的感情，对于一个不幸沾染毒品的人来说，这几乎等同于救命的稻草，不会任由她在汪洋大海中悄然沉没。

　　兰兰的走显然触动了每一个人的心事。欢送会后是雷打不动的日例会，内容很丰富：背诵戒毒誓词、一日感悟、表扬与感激、批评与自我批评、天气预报、开心一刻，最后一项是每日赠言。出乎我意料，这些每天都重复的环节，并不是以走过场的形式完成。几乎每个人都在大家面前认真地讲述自己这一天的心情和感受，有喜有忧，虽然是忧多喜少。但对她们来说，这就是一次情感释放，使她们可以逐渐学会如何用正确的方式而非以毒品来宣泄情感。

　　临睡前，值班民警锁上了二楼的铁门。

　　4

　　清晨六点半，值班的唐老师带队出操，我也跟在队伍后面。十几分钟的早操和跑步后，我们开始在唐老师的指导下做一个小游戏。游戏并不复杂，但会考验每个人的群体意识以及对周围人的关注。在开始的时候，很多学员都表现得有些紧张，反应也不够迅速，因此常常遭到“惩罚”。但随着重复次数的增多，她们逐渐放松，反应速度加快，彼此的配合也随之变得默契，笑声也多了起来。等唐老师宣布早操结束时，大家还颇有些意犹未尽的味道。

　　唐老师告诉我，长期吸毒的人，生活中往往只剩下毒品，其他感觉和能力日益衰退，尤其是正常的社交关系，更是对她们的巨大考验。当她们面临回归社会时，必须通过相应的训练来恢复这些曾经丧失的能力，否则，即使生理毒瘾早就戒断，还是无法彻底与毒品告别。而康复中心的建立，就是为了给这些渴望重回正常生活的人们提供一个适当的环境，作为新旧生活的一种过渡。

　　吃过早餐，很快就到了上工时间。康复中心设有单独的小车间，车间里配备了各种缝纫机器，以流水线的方式进行工作，但没有工作量的限制，完全靠学员的自觉。负责工种分配的是一位名叫永永的学员，相貌文静，说话轻言细语，给人的感觉很柔弱。我从管教民警那里得知，永永是第四次劳教，去年劳教期满，但对于戒毒仍然缺乏信心，于是自愿选择了康复中心的生活。我请她给我分配任务，她把我分在一个小车间帮着剪线头。这是整个流水线上最简单的工作，因此我可以一边干活一边与同车间的学员们聊天。她们则熟练地踩着机器，把各自的故事讲给我听。到了工休间隙，永永跑到各个车间发香烟，这是康复中心的特殊政策：每人每天可以抽三支香烟。而她们很少独自抽完指标，每到抽烟的时候，总是聚在一起，听着音乐，一根香烟点燃，每人抽上两口就传给下一个，我从这个细节察觉，她们都很惧怕孤独。

　　由于车间里人多，和她们的交谈大多无法太过深入。不过我还是觉得，她们在和我谈起过去的生活时，并没有把我当成一个采访者。印象尤其深刻的，是和花花的对话。她就是前一天晚餐时主动替我打饭，那个长着圆圆脸蛋、像个中学生的女孩儿，25岁，却已有十年的吸毒史了。她脸上总有种很天真的表情，熟练地踩着机器，主动和我交谈。

　　“你是从南京来的？”

　　“对。你呢？”

　　“我也是。”她轻松地说，“那你知不知道我姐姐死的事情？”

　　我吓了一大跳。于是她向我解释，她的堂姐也是吸毒的，事实上，她真正染上毒瘾，就是堂姐带的。几年前堂姐的身体彻底被毒品毁了，骨瘦如柴，走在街上常常被人当成一具骷髅。她还提醒我，“南京零距离”节目还报道过她堂姐的事情，堂姐想戒毒，可没有一个戒毒所愿意收，怕她死在里面。这一来我想起来了，确实在电视上看到过那个鬼一样的女人，应该说，那简直就是一个“鬼”！

　　“听说她好不容易拿到货，准备找地方抽，走到半路就死了。”花花说，“死了也好，再不用烦了。”

　　我缓了半天才能说出话来，问花花怎么会染上毒的。

　　“我妈生下我就跑了。我爸怕我受欺负，再没找人。后来上学，人家都笑话我没妈，我就不想上学，天天逃课。再后来有男朋友了，男朋友是吸毒的。我让他戒，他说戒不掉，我不信，说我戒给你看，也跟着吸了两次，还没上瘾，男朋友就让公安抓了。我很想男朋友，天天在家哭，堂姐看我那么难受，就让我抽粉，说抽了这个什么烦恼都能忘，然后就上瘾了。”

　　“你爸知道你抽粉么？”

　　“开始不知道，后来知道了，就打我。”她毫不隐讳地说，“其实我爸对我特别好，不然他也不会不找老婆了，可他不知道怎么管我，就会打。他越打，我就越往外跑，后来就管不住了。“

　　“你妈呢？有没有管过你？”

　　“还管我呢！我长这么大就没见过她！”提到这个她的情绪有些激动，大声说，“我也不稀罕见，就算她来我也不会搭理她的。我恨她！”

　　午餐后有一小时的午休。下午上工时，我碰到第一顿饭时坐在我对面的学员，她叫亮亮，身材极好，过去在夜总会里跳钢管舞。她落在最后，看上去没精打采，情绪低落，我问她怎么了，她说刚才做梦了。

　　“正准备抽粉，外面敲门叫起床，就醒了。”她说，“太难受了。”

　　她还告诉我，这次进劳教所，是她妈妈到派出所报的案，因为管不住她，索性让警察来管。我从她的语气里同样听出了她对妈妈的恨意，试图劝慰她，说妈妈应该是为了她好才这么做的。

　　“为我好？”她激烈地说，“把我扔在这儿就是为我好了？不想管我，干嘛把我生出来？她以为我不想戒毒？谁愿意过这种人不人、鬼不鬼的日子？以前我也戒过，戒完回家，她就整天把我反锁在家里，哪儿也不让去，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等于在家里坐牢……你说我能不复吸吗？”

　　我不知道该怎么劝她。对她们来说，绝不是几句安慰的话便可以扭转一切的。

　　一天的时间很快过去。晚餐后有半个小时的自由活动时间，学员们可以到外面的操场上打球或散步。之后又是日例会，这次我没有发言，只是听她们对自己这一天的生活做出总结。亮亮情绪仍然低落，把自己中午梦见抽粉耽误了出工的事情也如实说了，同时也说出了自己对未来的迷茫：连妈妈都不要自己了，她们在世界上还有什么希望呢？

　　说实话，这一夜我的心里充满了惆怅。

　　5

　　新的一天开始了。

　　我逐渐和她们熟悉起来。记住了她们每个人的名字，并且把名字与面孔对上了号。我和她们一样，用昵称称呼她们，而她们也开始有人直接称呼我的名字了。我们随意地聊天、开玩笑，她们的敏感和幽默经常令我感到惊讶。让人感动的是，这天的午餐除了原来的两菜一汤，还加了两个荤菜和水果，而这竟然是她们委托当天的值班老师、用她们自己账上的钱买来慰问我的。

　　她们的善意和关切，我领悟到了。我很高兴地看到，她们并不像我曾经认为的那样，冷血、无情，不知道什么叫关心什么叫付出。同时我也为她们每一个人各不相同但同样悲惨的过往而难过。

　　我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权利将永永的故事告诉大家。可我又觉得，也许她会希望让大家知道。

　　6

　　永永长得很漂亮。即便是四进劳教所，在这里耗费了近十年的光阴，开始走向人生的不惑之年了，依然如此。

　　难道这就是灾难的起因？

　　永永曾有一个看似平静、幸福的家。父亲是工程师，母亲在餐饮店做会计，她还有一个哥哥。但这个家又显得有些奇怪，永永从小就跟随父亲在上海生活，哥哥则长年和母亲住在无锡。一直到最后，父母也没有从法律意义上分开过。

　　十二岁的某一天，永永生病没去上学，父亲将她留在宿舍休息，父亲的一个同事来到宿舍，将十二岁的永永强奸了。事发之后，父亲的同事被枪决，但永永一生的噩梦却刚刚开始。

　　也许是担心无法承担照顾女儿的重任，也许是负疚，父亲将永永送回无锡，交给母亲抚养。永永从来就没弄清楚过父母之间的恩怨。但她猜想，母亲是把对父亲所有的怨恨都转加到了她的身上。她最怕的其实不是母亲的毒打，而是那随时可能到来的、令一个孩子无地自容的辱骂。因为被强奸，她成了母亲嘴里的“破鞋”“婊子”……(请原谅我实在不能把那些词汇一一描述出来，我无法想象，一个母亲竟然会把这样的词汇用在她亲生的、被伤害的女儿身上！)

　　十二岁之前的永永学习成绩很好。但是一切都变了。每天放学回家的路上，永永都不由自主地猜测，母亲又会用什么样的词来称呼她，那种恐惧，永永刻骨难忘。她开始逃学，成绩越来越差，远离所有的同学，以免失去最后一丝尊严。父亲偶尔会从上海来无锡，却形成了一个永恒的规律：第一天夫妻俩相对无言，第二天大打出手，第三天，父亲走了，又留下永永和哥哥茫然无措地面对母亲更深一层的怨恨。

　　在充满辱骂和痛打的日子里，永永经常离家出走。有一次母亲疑惑地问她：“别的小孩儿离家出走经常被人拐卖了，怎么就没人把你拐走？” (我问她，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儿，在外面是如何活下来的，她笑笑说，那时候她很聪明，总能找到安全的涵洞，或者别的什么住处，等把身上最后一分钱花光就回家。除了回家，她实在没别的地方可去了。)

　　上学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更多的时间，永永都在母亲工作的饮食店帮忙，算是开始养活自己。周围的邻居都很同情永永，但没人好管别人家里的闲事儿。永永乖巧可爱，嘴巴甜，她买的东西又好又便宜，于是成了母亲的采购员。有一天母亲给了她一张大钞让她去批发鸡蛋，她拿着钱走出家门，忽然之间不想再回头了。她买了张车票，来到南京，逛街、吃小吃、买衣服，三天后，手里的钱花得差不多了，她用剩下的钱在药店买了一瓶安眠药，然后一直走到南京长江大桥，看了半天的长江，把那瓶药全都吃了。

　　醒过来时，母亲已经来了。是身上的一张学生证帮了守桥武警的忙。母亲什么也没说，把她带回了无锡。一路上她一直等着母亲的打骂，奇怪的是，那次母亲既没打她也没骂她，始终是沉默。这之后，她再也没有去过学校，在母亲的安排下，到了一家纺织厂做女工。

　　纺织厂的生活单调而枯燥。永永和母亲的关系似乎又回到了从前，她厌烦了，开始反抗，常与厂里年龄相仿的小姐妹一起玩，通宵不回家。她发现，外面的世界比家里可爱多了。永永就这样成了一个坐台小姐，那一年她刚刚十七岁。第一次将身体出卖给一个不认识的男人时，她想到了父亲那个被枪毙的同事，发现自己已经毫无感觉了。

　　十九岁，永永因卖淫被劳教。高墙内的三年如此难熬，她一次次发誓，出去以后就是死也不要再进来了。但是命运似乎与她开玩笑，解教不到半年，她再次因同样的罪名被送进同一个劳教所。第一次劳教的三年中，母亲总共看过她一次，说了三句话，都是在骂她。这一次母亲没有来，姨妈来的时候告诉她，母亲中风瘫痪了。姨妈哭得很伤心，永永却平生第一次感到如此舒畅。她想：原来世界上真是有报应的。

　　两年半后，永永回家了。尽管她并不想回到这个地方，但她又能去哪儿呢？母亲的身体有所恢复，可以拄着拐杖挪步，但却失去了语言功能。这对永永来说，是一个最大的解脱，她再也不用听那些恶梦一样的羞辱和咒骂了。可令永永奇怪的是，看着这样一个残疾的母亲，她心里却生出一种从未有过的同情和怜惜。也许在度过了五年没有自由的时光后，她终于长大了吧。

　　永永开始承担起养家的责任。一个十五岁就辍学的、年轻漂亮、有过污点的女人，用的是可以想象的方法。那段时间，除了赚钱，永永对任何事情都没有兴趣。她透支着自己的青春、身体，疯狂程度令人难以想象。不知是幸运还是不幸，她在这样的状况中经历了人生第一次爱情，却又很快失去了。为了尽快从痛苦和折磨中走出，为了过上一种正常人的生活，永永接受了一个男人求婚，迅速地走进了婚姻。

　　直到生下孩子，永永才知道自己的丈夫是个瘾君子。

　　永永染上了毒瘾。永永离婚了。永永决心独自把女儿养大，给女儿所有她自己未曾体验过的爱和幸福。但这对一个染上毒瘾的人来说，是一个无法实现的奢望。永永很快就失去了自己的女儿，她能为女儿做的最后一件事，是拿她买毒品剩下的钱，为女儿买了童装店里最贵的一套童装。

　　第三次被抓，是在母亲家里。当手铐铐上永永的手腕时，一直失去语言能力的母亲忽然歪斜着身子冲到警察面前，质问他们干什么。永永甚至忘了被捕的恐惧，而是惊诧于母亲怎么忽然能开口了。她不知道，这是母亲一生中最后一句话。

　　在永永第三次劳教期间，母亲去世了。后来哥哥来看她，说，父亲得了脑瘤，也去世了。永永听着哥哥说那些话时，只感觉到内心的麻木。这个世界上，可以让她牵挂的人越来越少。偶尔她会想到自己的女儿，但她绝不会想到与女儿见面。对女儿来说，她这个妈妈早就死了。

　　对染上毒瘾的人来说，生命的轨迹往往一再重复。永永第四次进劳教所时，已经没有了最初的恐惧，反而感到说不出的轻松和解脱。在外面的世界，她得到的只有歧视、冷漠、距离，以及毒品的折磨，来到这里虽然失去了自由，至少她与身边的人还是平等的。

　　但这毕竟不是尽头。

　　即将解教前，劳教所按规定给永永放了几天假，让她回家适应一下外面的生活。回到家的永永却发现，自己的家消失了。一直靠她挣钱养着的哥嫂，卖掉了属于兄妹俩共有的房子，仿佛人间蒸发，再也没有了消息。永永失去了每一个亲人，失去了房子，失去了户口……她不知道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究竟还剩下什么。

　　7

　　其实，在她们当中，永永的故事并不是最特别的。

　　说真的，我恨她们，恨她们的不争气、脆弱、幼稚……可她们仍然让我心疼。

　　8

　　最后一天，我要走了。她们之中不断有人对我说，多住几天吧。

　　我那么清晰地看到她们的渴望：渴望被人关怀、渴望倾诉、渴望平等的交流，即使是直言不讳的批评和劝告，对她们来说，也是快乐的。

　　因为那代表着，她们还没有被这个世界彻底抛弃、彻底遗忘。

　　有哪一个生命愿意被这个世界抛弃和遗忘呢？一个人，即使在人生的道路上走了很多弯路，犯了很多过错，伤害了很多亲人……却并不代表着，这个人不再有权利要求同情、理解，以及爱与被爱。又有谁是永远完美无瑕、永远正确的？

　　走的时候我给她们留下了我的电话号码。我们一一拥抱，彼此说着祝福的话。在那一刻我真明白，我还是有能力为她们做些什么的。

　　这是我，一个禁毒工作志愿者微不足道的心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