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精神分裂”

　　付桂衍在犹豫要不要把博客写下去，因为他发现公众的成见“改变不了”。

　　“以前也想到过跟非艺术圈的人在认知上会有距离，这次是真切地体会到了。我没有想去说服他们，而且我没这个能力。”付桂衍撇撇嘴，他的表情就像是踩到了一泡狗屎。

　　“说实话那些骂我的人，我鄙视他们。他们不能包容我们，我们也不想理会他们。”付桂衍说。

　　李象群也觉得，在很多事情上，艺术家跟圈外人“简直无法沟通”。他把原因归结为综合素质的“木桶理论”。

　　“实际上是教育体制和美育的问题。我们的大众，从何时开始接受美育，又是到小学几年级就结束的？我们有大学生、研究生、博士生，实际根本不是，因为他们接受的美学教育，只是小学毕业，可能小学都毕业不了。这样低的水平只能说没文化。”

　　凑巧的是，李象群在不久前也遭遇了一次“裸体门”事件。在“2008年第三届北京国际美术双年展”中，李象群的雕塑作品《堆云堆雪》表现的是没穿裤子的慈禧袒胸露乳地坐在一把椅子上。在展览开幕当天，这件作品便遭到观众的投诉。投诉者称“慈禧”露出私处太过“不雅”。主办方最终决定，用一块布遮掩住“慈禧”的私处。此事又被圈内人戏称为“遮羞布”事件。

　　“现在他这个裸奔的事出来以后，我看到有人说：你看，有什么样的老师就有什么样的学生。”李象群笑道，这个并不友善的说法并没有打击到他。

　　“他(指责者)那个素质来评价我们，根本就是两回事了。他说他们的话，我们说我们的话。”李象群说。

　　就在媒体热炒“清华男生裸奔”的新闻时，付桂衍的行为在艺术圈内几乎完全没有产生任何反响。“裸奔这个事情太初级了。为什么要跟大众对话，没必要跟他们对话。”艺术家艾未未说。在1980年代，他曾在美国世贸大厦下与朋友全裸合影。

　　“每个人都有裸奔的自由。”艺术家舒勇也同意没必要向公众去解释，“除非解释也是我作品的一部分。裸在中国是种畸形的文化，它没有一个很健康的评判系统。我们在这个简单的事情上附加的东西太多了。”

　　实际上，付桂衍并非裸奔行动的最初倡议者。在两瓶啤酒的催化下，这群雕塑系的男生里有人提议 “用裸奔庆祝毕业吧”，付桂衍同意加入。一行六人来到紫荆操场。临“脱”之际，却有四人临阵变卦，最开始提议的同学也反悔了。最终，只有付桂衍和同学亓星光脱光了衣服。

　　“他们还是有顾虑吧，”付桂衍说，“要脱的时候确实还是要掂量，我们平时会动不动都说‘要裸奔’，但真做起来却肯定招骂，最恶毒的骂声。”

　　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教授朱大可认为“裸奔事件”反映了“中国人的精神分裂”：在话语形态上极其开放，开放得没有边际；在道德审判时又极其保守，保守得索人魂魄。

　　“我们民族有道德民兵的历史传统，”朱大可说，“对待这样一个事件时，缺乏基本的文化宽容。当下社会一方面是高度的道德空缺，另一方面又严重的道德过剩。就像一个精神分裂症的病人，只有简单的二元思维，非此即彼。”

　　在朱大可看来，这种“精神分裂”的现状表明中国社会还处在“文明的初级阶段”。“西方国家原来也有过，但是现在已经度过了。”

　　“文化不可能解决自己的问题，”朱大可说，“因为两边是分裂的，一面不可能解决它的对立面的问题。文化的问题要在文化之外的制度来解决。”

　　朱大可认为，“分裂”源于价值标准的混乱。“一会儿拿西方标准，一会儿拿儒家标准，一会儿拿共产主义标准，完全没有核心价值。”

　　在为自己辩护时，付桂衍的嘴里不断跑出“商品经济社会”、“创新型社会”等或旧或新的“政治正确”的词汇。最后他说：“裸奔是打破固有观念，这也是我一直在思考的一个问题。中央提出中国必须要建设创新型社会，创造力从哪里来，必须是宽松的环境啊。这是十五大提出的。不对，十六大？到底是十几大来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