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上市公司中，“一股独大”、内部人控制的现象突出，股东大会和董事会也不能真正起到对公司经营管理层应有的控制作用。经营者往往既是被审计人，又是审计委托人，在审计交易中掌握着审计机构的聘用、续聘和审计费用的标准等内容，作为第三方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独立性往往严重受限。

　　由于审计起不到应有作用，目前上市公司的财务造假还停留在一种初级阶段，有时甚至是不加掩饰的，这就为夏草通过公开数据快速发现上市公司财务造假提供可能性。“如果是国外那些高水平的造假，从公开数据根本不可能看得出来。”

　　目前国内有1200多万财务人员，水平比夏草高的起码有上千人。只是这些学者和专业人士几乎从不公开对上市公司财报提出质疑，而夏草做了，所以他快速窜红。

　　“瞧，我揭露的不过是圈内公开的秘密。只有我还没发现的，没有他们真正不知道的。”他感叹，“有些券商分析师的研究报告，水平真的比我高多了。但他们只会唱多，一份报告起码要卖几万元。对他们来说，揭黑、唱空就是自断财路，谁会这么傻。”

　　权威所不为

　　“你说你做的是对社会有益的事，为什么那么多高水平的专家都不做，只有你做？”——这是夏草被质疑得最多的问题之一。

　　答案也很简单。当上市公司财务造假已经成为业内的潜规则，揭发，就有与体制作对抗的意味，有身份地位的学者一般不愿当这种“出头鸟”。

　　而更多有能力的专业人士，则身处潜规则的利益链条上。夏草曾把他的财务揭黑文章结集出书，有券商分析师看完后不屑地说：“只要是在券商里做过三年的人，都能发现这些问题。”

　　但发现问题是一回事，他们推荐这些股票时依然不遗余力。

　　也有一些监管部门及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人员私下跟他说，你发现的这些问题，其实我们全部都知道，而且知道得比你还多。

　　现在，最让夏草举棋不定的不是学院方的阻力。他最敬重的导师——国内最权威的财务舞弊研究专家黄世忠也不认同他公开指责上市公司造假的方式。

　　2003年，夏草写文章质疑南方航空利用厦门航空造假，当时黄世忠是厦门航空另一控股方厦门建华的独立董事，间接被牵涉进事件当中。曾有业内人士告诉夏草，“黄世忠对你很不满，认为你在不了解的情况下胡乱质疑别人，哗众取宠” 。后来证明夏草对南方航空的指控确实是“误伤”。

　　直到2005年，夏草通过追查现金舞弊，连续指控了几十家企业，影响颇大，黄世忠因此而改变了对他的看法，有一次到上海国家会计学院时，还亲自来见他。之后，夏草就鼓起勇气报考了黄世忠在厦门大学的博士生，并顺利考上。

　　“黄老师真的很有度量。”夏草说。2005年招博士生，黄世忠的初衷是带着这些学生做出中国最出色的财务舞弊研究成果。他的学生有的研究案例，有的研究模型。黄世忠自己也做了不少国内上市公司财务舞弊案例研究，但从来不公开发表，只用作内部教学与交流。

　　“像他这种有身份的人，如果公开指控一家上市公司造假，会给企业带来灭顶之灾的。相比之下，我这种草根的指控算什么！”然而这位他最崇敬的导师，最近一直在劝他收敛。“导师觉得根据公开信息来质疑上市公司造假，一来不严谨，真正的学者是不屑做的；二来风险太大，怕我有危险。他希望我跟他一样，不要公开发表这些案例，只作内部研究之用，或者先搁置一年半载，发表时也不要指名道姓。”

　　事后，记者打电话向黄世忠求证他对夏草的态度，黄世忠只是简短地说：“对他的事我不发表任何意见。我对他只有一个建议——少跟媒体接触，专心做学问！”

　　提起导师，夏草的眼神再度变得迷茫：“我很想听从他的建议。但我的文章价值在于杀伤力。不指名道姓，失去杀伤力，我马上又面临饭碗不保的危机。”

　　安全的生存

　　跟很多小人物一样，正义的冲动与卑微的怯懦，经常在夏草心里交战。

　　他有点沾沾自喜地告诉记者，他在2003年第一个站出来指控格林柯尔财务造假，直到2004年才发生了郎顾之争，郎咸平质疑格林柯尔的文章里，财务造假部分的核心内容主要参考了他的文章。“在学术和魅力上我跟郎咸平没得比，但在财务揭黑上他的水平还不如我。”

　　“可是我再早提出质疑也没用，谁让我是草根，人家是郎咸平。”有时，他希望自己也能做一件伟大的事，让一家有问题的上市公司停止或推迟它的上市步伐。但一想到真要把人家搞倒，他又很害怕。

　　前段时间，在舆论压力下，内蒙古证监局对曾与他发生几番激战的鄂尔多斯进行了调查，不久后，夏草透过特殊途径看到对鄂尔多斯的核查报告，居然是“查无实据”。他愤然拨通了内蒙古证监局上市公司处的电话：“鄂尔多斯这么明显的问题，怎么可能查不出来？你们不认真查，我要告你们监管部门‘不作为’。”

　　对方反问一句：“你是怎么知道我们的核查结果的？”

　　夏草回答：“我看了核查报告。”

　　然而证监局的核查报告一般人是不可能看得到的，当对方再次诘问时，内心的怯懦占了上风，夏草有点害怕了，改口说：“我说错了，我看的是整改报告。我希望能跟证监局的领导沟通交流一下我对这件事的意见。”

　　对方答应向领导请示交流的事，当然是没有回音的，反而是打完这个电话的第二天，鄂尔多斯的人马上找上门来，向他“解释”调查整改的事情。

　　这件事让夏草感到十分后怕。本来那天还想打电话给江苏证监局，经这么一吓，也不敢打了。一些上市公司坦白地跟他说，他们在监管部门有“人脉”，不怕调查。

　　但是，他们害怕银行、机构投资者、债权人等合作伙伴因为看到质疑文章而产生怀疑。有一次，一家公司做增发，本来有十家机构说好要投资，但部分机构看到夏草质疑这家公司的文章，反悔了。

　　“从这个角度看我对他们还是有杀伤力的。有时真怕把他们逼急了，他们找黑社会整我。”正聊着，夏草的手机响了起来，是父母打来的，说几天没接到他打回老家的电话，心里慌得很，晚上做噩梦，梦到他出事了。

　　“现在妻子和父母看到我上电视节目，总是越看越担忧。如果可以有一种安全点的生存方式，我宁愿少赚点钱，不揭黑了。但我还能做什么呢？我的英语不好，学术水平也不够高，进不了高校，连这种培训学院都快呆不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