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亮解买了7年彩票了，他说自己从不知道还有兑奖期限的说法。“我们都是前一天买了，第二天就拿去对号码。”彩票点地上扔得昏天黑地的号码纸，就是汪亮解们破灭的梦想。汪家兄弟一再强调，自己不是职业彩民，“彩票有好多种玩法，人家那种会算会猜的，或者是舍得投资的，才叫职业彩民，都是自己有点闲钱闲时间，就买这个研究着玩一玩”。在汪亮解看来，七星彩实在是最难以测算、概率最小，因此也最简单的。“就是7个数字。”汪亮解打工是个时有时无的差事，虽然有大工的手艺，也是有什么活就挣什么钱。“装修是城里最不需要本钱又最轻闲的活。”这是哥哥汪亮田总结出来的。他小时候跌跤骨头移位了，村里的医生当小儿麻痹给治，耽误到今年37岁才做了骨头矫正手术。“到北京来的第一天，我身上只剩几十块钱，我花10块钱买了包好烟，到各个工地去给人家递烟，找事情做。”汪亮田至今单身，在北京城西极荒僻的地方开了一个小卖部。汪亮田也曾经买过几年彩票，后来他觉得“也没见过中奖的，还是不玩了”。

　　汪亮解虽然说自己已经对彩票失去了兴趣，但是曾经在一个记者怂恿下又买了20块钱彩票，“居然中了10块钱。这是500万元以外我中的最多的了”。汪亮解一说起来依旧掩藏不住喜悦。“我弟弟还是想发财。”汪亮田一直以为自己有残疾，他一直单身，已经放弃了不切实际的追求。唯一能让哥哥快乐的，是对初中生活的回忆。汪亮田说自己的数学和物理极为出色，他告诉本刊记者，“老师在黑板上写题目，我就知道他求证什么，同学们有不会的题目问我倒比老师答得还快”。中考120分卷子，120分钟交卷，平时从来不听课的汪亮田只用80分钟就交了卷，分数116。汪亮田说起这段日子满面红光，“那是我人生的最高峰了。我的文科成绩太差了，此后就是现在这样了”。他自学了高中数学和物理课本，还走乡串村去修收音机、电视机等等，虽然修起来很快乐，可是发现农村熟人连一两块钱也不愿意给。“我唯一擅长的东西，还没法当个营生。”他来到北京开始学刷墙，到2004年攒了几千块钱，开起了现在这个晦暗的小铺子。

　　而对于弟弟汪亮解，彩票是他人生仅剩的一点美梦了。“我给很多人家装修过屋子，听老板讲要什么风格、什么式样。”汪亮解只对刷多少墙、打多少块板子、走多少管线精通，“我只知道这些算下来，一天能挣多少钱”。汪亮解和汪亮田、父母目前居住的房子很难称作“家”，月租100元钱的平房不算小，有四五十平方米，但是被小超市三排货架占得满满的，只有货架角落里安放了一张单人弹簧床，这是汪家兄弟二人的安身处。“两个大男人挤着睡，好在弟弟经常出去打工，就不用回来睡了。”父母在2003年被接到了北京，一方面帮着照顾小铺子，一方面还能照顾两个儿子。老人的住处是用纸板隔出来的一间，灰尘中看到的只是些锅碗杂碎，唯一的家具就是小床。隔壁是个洗车的地方，过路司机偶尔买包烟。汪亮田的小卖部支撑着一家四口的生活。“要是我能拿到钱……”汪亮解的心愿是给爸爸、岳父、自己都治好病，然后全家人回到安徽老家，盖房子，搞个小厂子。“一个人活着，总给自己留点念想，我坚持了7年买彩票，也是还有那么点希望。”

　　汪亮解说到500万的时候语气很轻，好像说一件一碰就碎的东西。“别说500万块钱，就是5万块钱，我也知道每一分钱该怎么花。”因为奥运会，所有的装修都停工了，再加上最近开庭，汪亮解好几个月没工作，“时常抽着烟就睡过去了，我有胆结石，抽烟可以没那么疼”。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汪亮解也没有其他改变自己命运的手段，虽然只有35岁，汪亮解对于很多事情的理解都像一个看透一切的老人。他总是强调，别人有本事发财都是“要不就有本钱，要不就有关系”，“装修公司把工程包给你就要押金，最少1万元，我认识一个人交了押金，干完活发现公司解散了”。汪亮解是个失败主义论者，从他讲述自己的初恋开始，他就不停重复着别人对自己的失望和自己对自己的失望。汪家兄弟在北京也没有什么朋友，工友们都是临时的。尽管生活在大城市高档住宅的边上，汪亮解从生活到思想都和这里毫不沾边。他的500万元是为了营造回归老家的乌托邦。

　　用概率能挑战规则

　　超出了很多人的设想，汪家的两兄弟虽然执拗却安静老实，认为自己是500万元得主的感情是从心底里发出的，没有虚张声势和纠缠。虽然网上的报道不少，两兄弟唯一给彩票中心打电话就是去年9月11日那一次，“人家说过期了我们也没再打”。而9月17日亲自去找彩票中心，还是北京电视台的记者促成的。虽然他们现在都明白了“是给记者拍了一下镜头”，但是他们都非常真诚地感谢带他们去北京市体彩中心“要说法”的记者。“我们没进去。”汪亮解说。记者要求他一路走到体彩中心门口，跟着他拍，又跟着他去找中心的领导。“其实是电视台的记者去找的领导，我们都在门外面。”汪家兄弟当时非常激动，以为记者能把钱要回来了，“就算要不回来，给个安慰奖也可以”。他们没有听到里面的对话，“我们本来说好16日去，可是下雨了，电视台就说17日再去，那几天我们高兴得很”。到了体彩中心才发现，电视台要的是把彩票拿去验一下真伪的镜头，“结果照了一下，嘟的一声，真的。我想记者人家都进去了，好歹也能为我们说几句话吧，他们都要不回来，我们就更要不回来了”。

　　绝望但委屈的汪亮解依然想不通，他开始买报纸回来看。“我看到有个报纸登了对两个律师的采访，律师说，像中国这样地域广阔人口众多的国家，七星彩又是全国发售的，28天兑奖期限确实太短了。美国、加拿大的兑奖期限要好几年，最短的香港、澳门地区也要60天。”还有一个被不断引用的是哥斯达黎加的彩民，他发现过期彩票以后打官司赢回了全部奖金。有了律师的声援，汪亮解找到了翻身的底气，“这是老天爷给我的，凭什么被他们拿走呢？”通过媒体牵线，汪家兄弟和律师刘金海和杨航远取得了联系。汪亮解随身带着一本《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经典案例》的书，定价60元，他对照判决书和经典案例，已经说得头头是道。

　　“如果大家都能中奖，你定一个严苛的规则还行，可是这个概率这么小，还要定这样的规则，再说我买的时候，谁告诉我了啊？”汪亮解觉得体彩中心没有做到有效的提示，并且轻易免除了自己的责任。他现在不再哀求对方理解自己的苦衷，而是变成了一种愤懑。“愿赌服输的道理我知道，可是城里人总是拿他们的条条框框在规定我们，根本不知道农民的生活。如果我生活在北京，没有债务、病重的老人、家里的农活，我也会泡彩票点，可是彩票只是我的一点希望，一点美好的梦想，我还得干活，负担起一切城里人想象不到的困难。”汪亮解现在已经学会用《合同法》里的条款解释自己的案子，“我吃不起这个亏，我也会学习，可是我怎么拿《合同法》去和我的老婆解释什么叫免责条款？”

　　汪亮解生平第一次不再妥协和忍受。“500万元是我的，我已经得了。”谈起500万元奖金，这个平时坐着都歪歪斜斜的男人不知道哪里来了一股执拗，“没有钱什么都不行。富人多一点少一点没关系，只有穷人才明白钱的重要。”最近有媒体放出风声，有人用50万元收藏这张作废的彩票，汪亮解立刻实际地决定卖掉，“然后媒体就再也不打电话来了”。汪亮解兄弟俩也不着急，那张中奖的彩票已经被握得又脏又旧，但他们依然相信即将到来的二审会让他们得到“本应属于我的东西”。汪亮解的女儿一个3岁一个2岁，他从来不会表达对于老婆孩子的情感。但是他知道，“我要把钱全都花在我们家人身上，把他们照顾得好好的。我们家在两条高速公路中间夹着，我回去在路边买块地皮，盖房子，搞小企业，回家乡去才是我光宗耀祖的法子。在北京500万元又算什么，只要回到家乡，我什么也不怕”。说到钱财也许会带来的危险，汪亮解软塌塌的身子忽然挣起来，神情愤怒得和刚才的绝望与颓丧判若两人：“如果有人威胁我，我就不要命了，把钱留给家人。如果拿我的孩子要挟我，对不起，我一分钱也不会给他，我要把所有的钱拿出来弄死那个坏蛋！那才是钱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