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里面的人拔掉门上的插销,把加粗的钢网卷帘门往上抬了抬。叶斌警惕地朝后望望,才猫腰钻进去。他跨过18个汽车轮胎摆成的“梅花阵”,总算回到了自己搭建的“堡垒”中。
一个多月前,为防止强行拆迁者揭瓦而下,这位南京建康路上王府餐厅的店主,愣是把18000颗钉子倒钉在屋顶上。这张极具象征意味的图片被传到网上,44岁的叶斌由此成了“最名副其实的钉子户”。
“我实在是被逼无奈。”叶斌苦笑着说。
22年前,叶斌租下厂里的公房,在这个名为旧王府的地方,开了间餐厅。从那时起,包括伙计、厨师在内的4家10口人,就以这个店作为生计。
只是,2007年的9月28日,旧王府的两百多家住户,突然接到了一份拆迁通知书。也就是在这一天,他们才知道,早在2000年12月,这里的土地,就被政府以760元/平方米的价格协议出让给某开发商。
不过,眼看着开发商“吃肉”,叶斌坦言自己并不指望跟着“喝汤”。他承租旧王府2—1号公房已经22年,按照规定,拆迁时可以拿到补偿款的60%,其余40%的上缴房管局。
叶斌想得挺简单,只要能在附近找到门面房,支付60%的房款,4家人还可以另起炉灶开张。
可出乎他意料的是,评估公司最终评估的拆迁补偿款只有309850元。按照这个补偿价的60%比例,他这间51.1平方米的店面,每平方米的拆迁补偿为1万元。
起初,叶斌以为自己弄错了。他把记者带到距餐厅不到500米的“观城”,那里临街门面出售价格,每平方米都超过5万元。“观城用的同样是那个开发商的地,位置还没有旧王府好。”叶斌觉得,30万元这个评估价,与自己100万元的预期相距太远。
从去年9月底开始,叶斌与开发商就围绕补偿款的高低进行谈判,今年7月19日,南京市有关部门召开“强拆听证会”,叶斌以“补偿价格不合理”、“为商业开发而强拆私宅不符合物权法”为由,呼吁“不可强拆”。
听证结束后,参与听证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法律界人士,均没有在发言中表示可以强拆。但是9月28日,一纸“行政强制拆迁决定书”还是送到了他手上。
像大多数老百姓一样,叶斌这辈子也没被强拆过。他只是听说,距餐厅不远的一个地块被强拆时,“碰到这样的二层小楼,拆迁公司就搭梯子上房,从上往下攻。同时底下有人踹门,两面夹击,跟打仗一样。”
叶斌看看自家的二层阁楼,开始筹划“防空”。有人建议他到肯德基买废油抹到瓦面上,可又怕“干了不滑”;有人说,在房顶拉铁丝网,再通上电,可又担心“电死人,吃官司。”叶斌后来想到“滚钉板”,决定干脆朝外钉钉子,
10月5日,这位歇业关门的店主买来42张木板,50斤钉子,请两个木工花两天时间把钉子钉透木板,再反扣在屋顶上,木板之间又打上枪钉。尽管戴着手套,几个人手上也被扎出好几个窟窿眼。叶斌觉得这样有两个好处,一是不会要人性命,再有就是能起到震慑作用。
为了把守住大门,他在进门处摆起轮胎阵,3个轮胎摞成一组,一共放了6组,逼得“入侵者”必须一步步挪进来。他还特地留了几块钉板,紧急时,可以丢进轮胎洞中。
家里的“小黑”也派上了用场,这条两岁大的小狗白天窝在棉大衣里休息,夜间守卫,已经训练到“一有陌生人经过就狂吠不止。”
阁楼仍然是叶斌最担心的地方。他在气窗上留了块钉板,可以移动,每天有人在阁楼上值班,时不时探出头,查看屋顶上的动静。叶斌盘算着如果有人从气窗突破,也只能一个个下来,到时可以合围。
几个月来,叶斌只有在说起他的“作战计划”时,才会这样眉飞色舞,而且总让人联想起电影《地道战》里对付鬼子的场景。
但是精心准备的叶斌,也还是小觑了这场“战争”的残酷性。
10月30日凌晨4点,一个七八十人组成的拆迁队来到旧王府。先是隔壁老王家的气窗被打破。有人把头伸进来,业主老王以为是小偷,只穿着裤衩,就冲过去往外顶。结果五六个人从大门冲进来,把老王拖到门外的一辆车里。他老婆也被人盖上一件衣服,关到另一辆车上。大件搬出来之后,就开始拆房。
叶斌透过玻璃看着,让店里的人做好决战的准备。不过,对方并没有准备动他的房子。挨到早上8点,右边老杨家的孙子刚出去上学,4个大汉冲进来,把杨顺海反扭着胳膊押了出去,他年近80岁的母亲也被人抬出了屋子。两人先后被拉到麒麟门外的小旅馆里住了半天,此后祖孙三代流离失所。
“那是老人住了一辈子的私房,当她的面就拆。她现在回想起来,还直抖。”杨顺海向中国青年报记者证实了当时的场景。
“拆迁公司的人又没有执法权,凭什么进屋抓人扣人?”亲眼看到这两位邻居的遭遇,叶斌多少后怕,因为如果给强拆成功,就完了,“马坐在人家屁股底下,人家还跟你谈吗?”
叶斌决定不再坐以待毙。11月8日,他听说山西路广场搞记者节活动,就去找媒体反映情况。中新社的记者来采访,把照片发到网上,同时附上他的诉求:“我支持城市发展,我也不眼红开发商赚钱。但老百姓有最起码的要求,就是维持现有的生活的水平不要下降。”
让叶斌感到欣慰的是,网上数以万计的留言中,9成以上都认为他的要求并不过分。叶斌也坦言在媒体报道此事之前,自己就像“生活在漫漫长夜中”,内心时时“充满恐惧”。
他至今仍记得,有一天跟拆迁小组的人在价格上“没谈拢”,第二天凌晨三点半钟,餐厅所有的玻璃门窗都被砸碎。当时报案了,警察也来了,却没有什么结果。后来,玻璃刚换过,又被砸了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