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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处鲁西南平原的兖州,自古以来一直就是兵家必争要地。战争频繁使得这座城市地面的文物所剩无几,大多埋藏于地下。一起盗掘案的破获,让位于兖州市内的兴隆塔地宫,在1000多年后得以示人。
记者◎李晶晶 摄影◎宋波
刚踏进地宫北甬道的台阶,带着湿气的暖流扑面而来,这仅仅走下了三级台阶,就和地面零下3℃的气温形成了明显差异。地宫北甬道入口在塔基北侧正中,距地面约2米,开口为长方形竖井,内设7级踏步,沿阶梯而下,进入长6米的地宫甬道,甬道内有4道封堵砖墙。兴隆塔的地宫面积不小,平面为正方形,边长2.25米,高约3.1米。地宫顶部为叠涩顶,设有16排砖雕斗拱。在两个斗拱间有一处明显的盗洞,直径约为40厘米左右,现在已经被封死,盗洞只能容一身材瘦小的人勉强进出……
一起地宫盗掘案
今年8月初,山东烟台传来消息,说当地有人贩卖文物,据传这些文物可能来自兖州的兴隆塔下。然而,兴隆塔四周并没有任何被盗迹象,而且据当地文史专家介绍,兖州地方史志上并没有兴隆塔地宫藏宝的记载。
几日后,消息再次传来,8月5日嫌疑人将在烟台进行交易。济宁、兖州两地警方根据线索联手出击,分别赶赴河北廊坊市大城县和山东烟台市。8月7日,专案组将主要涉案嫌疑人崔廷(化名)在河北大城县抓获,并将文物追缴。同一天,在烟台市准备交易的嫌疑人姜松(化名)等人也被抓获。“2007年,姜松看到中央电视台播放天津蓟县白塔寺地宫文物被盗的专题片后,受到启发,于是在网上搜索古塔的资料,最后选定我们的兴隆塔为作案目标。”兖州市博物馆馆长史建强对本刊记者说。
盗掘者所选中的这座兴隆塔位于兖州市博物馆院内,始建于隋仁寿二年(602),是隋代全国第二批建的53座舍利塔之一,重修于宋,因兴隆寺而得名。寺早已毁坏,唯塔存留至今。目前所看到的兴隆塔是北宋嘉祐八年(1063)时兴建,距今已近千年。这座古塔为砖木结构,造型奇异,共13层,高54米,为八角楼阁式空芯砖塔,砖叠涩檐,有简单斗拱,体量大。下部7层规格与同类砖塔近似,层层设台阶踏步,层间设回廊,形成2米宽的阳台,台周设有石雕栏杆。上6层急剧缩小,形成“塔上塔”,为全国罕见。
盗掘活动是从2007年底开始的,姜松与当时在烟台打工的崔廷相识,两人一拍即合,于是一个出资一个出技术,在兖州市兴隆塔北侧围墙外的农贸市场租了间门面房,又雇用了3个帮工采取挖地道的方式。当年天津白塔寺被盗,就是犯罪分子在白塔寺附近租赁了蓟县城关镇西南隅一套平房,采用从房内打洞挖地道的方式,钻到白塔寺底,打开地宫洗劫大量辽代文物。
“整个盗掘方式和过程与白塔寺一案如出一辙。这些犯罪嫌疑人先是在出租房内打开了一个1米左右直径的洞口,由此垂直向下打了4米多深,然后再从这个垂直洞开始横向打一条40多米长的隧道,直接通到兖州博物馆院内的兴隆塔塔基处。塔基本身厚度是6米,他们便把砖一块块拆下来,穿透塔基进入地宫。”一直跟随此案的山东省文物局副局长王永波告诉本刊记者。
据农贸市场里的一些小贩回忆,当时这些盗掘者以卖海鲜来掩盖身份,大部分时间是将房门紧锁,里面虽有不小响动,可大家谁也没往盗墓这一层想,也就没在意。大概过了几个月,屋里没有了声响。据王永波介绍:“盗窃塔基地宫是近年文物犯罪案件的一个新动向,与通常的野外古墓被盗案不同,盗窃分子通常采用极为隐蔽的作案手段。兴隆塔的盗掘分子开挖隧道可以说不计工本,采用手铲而不用镐头挖土以减轻震动,隐蔽外运坑土等手段,以至于作案过程长达3个多月而没有被发现。”
“现在这个案子已经进入司法程序,所以不便多谈。他们(姜松、崔廷)不仅有这个案子在身,还牵出了其他一些盗窃文物的案子,正在审理。两个主犯都是有前科的,而且他们的家人中,就有因为盗墓而被判刑20年的。他们很有盗掘经验,挖掘的时间选择在了冬天,这样地面结冻,土质比较硬,而且隧道面积不大,只能容下身材极为瘦小的人进出,这样才不易塌方。”兖州博物馆馆长史建强告诉本刊记者。
所幸的是,盗走文物全部追回。5名犯罪嫌疑人4人被捕,1人在逃。
地宫里的文物
“我记得很清楚,8月7日那天我们在兖州市公安局等着,一直到22点多,这些文物才从烟台运回来。”兖州文物局局长仇立彬和兖州博物馆馆长史建强对当时的情景记忆犹新,“追回的文物有鎏金银棺、金瓶、琉璃瓶、佛牙、舍利和金属铸币等。”
银棺通体鎏金,长47厘米、宽20厘米、高25厘米,四周设有围栏。银棺左右两侧为释迦牟尼涅场景,四周为众弟子护法场面,神情各异,其余部位有佛、弟子、菩萨等。虽然左右两侧表现的主题一样,但在人物造型、衣饰、神态方面却完全不同。金瓶是装舍利的容器,通高13厘米,呈瓜棱状,盖顶端坐一尊弟子像,内盛舍利48颗。
据山东省文物局副局长王永波向本刊记者介绍,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对地宫一般不进行主动性考古发掘,但案发后为了解兴隆塔地宫结构和受损程度,弄清地宫文物埋藏情况,山东省文物局开始对兴隆塔进行抢救性挖掘。“打开北甬道进入地宫后,我们发现一块唐代咸通年间的墓志铭和长方形莲花基座及石函,都有明显挪动过的痕迹。墓志铭提首文字为‘唐故太原郭府君合墓志铭并序’,所记载系谱十分清晰。在墓志铭的下方一口直径26厘米、深约170厘米的水井,东侧墙壁处有‘安葬舍利’纪事碑。”史建强曾第一时间进入到地宫。
石函是安葬佛陀舍利的最外层石棺,由莲花基座、石函、函盖组成。石函四周和顶盖雕刻有人物图案和花纹,石函的左右两侧刻画佛教的护法及弟子形象,并有“梵王众”、“帝释众”、“天王众”、“波旬众”、“比丘众”、“诸王众”等榜题铭文。前后两侧分别为菩萨和天王形象,函盖为龙、牡丹和金翅鸟形象。石函上的图案从绘画风格来看,延续唐代吴道子画派风格,笔法婉转,线条细密,画风飘逸。经鉴定,地宫出土的石函、鎏金银棺、金瓶等3件为一级文物,“安葬舍利”碑、琉璃瓶等2件为三级文物。
据参与此次挖掘的山东省博物馆考古专家肖贵田向本刊记者介绍:“舍利宝函是为瘗埋佛骨舍利的成套容器,肇始于北魏佛教兴盛时期,发展于隋,全盛于唐。佛骨舍利,在佛教发祥地天竺是用罂坛盛放。佛教东渐中国,北魏、隋唐时期采取建塔瘗埋佛舍利的习俗。盛唐以后,瘗埋舍利的习俗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出现了在佛塔之下构建地宫。皇室异常重视,按照中国传统的墓葬礼仪进行舍利容器的设计,逐渐形成了地宫、石函、金棺银椁等特点。唐代皇家对瘗埋佛舍利造金棺银椁,数有九重,雕镂穷奇。正因为如此奢华靡费,才有了韩愈谏迎佛骨而遭贬谪的历史典故。到了宋代,因为皇家笃信儒家思想,对佛教的重视程度降低,而且宋代崇尚俭约,目前全国范围内发现的宋代舍利塔基足有10余处,但舍利宝函除头层石函外,内里都没有使用金银这样的贵重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