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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岁体操冠军患上抑郁症声称想杀人

http://www.sina.com.cn  2008年12月03日09:44  南方人物周刊

  这个小孩说:“我想自杀,或者杀人。”

  本刊记者 杨潇 发自北京

  2008年4月29日,河套地区的一个暖气团正在向北京移动。报纸上说,风和日丽的天气适合户外活动。下午5 点,南郊观象台测得的气温达到27.8℃。6点多,天还亮着,高高出了门。

  训练是6点结束的,他本来应该直奔食堂去吃饭,但是“心里特别扭”,就径直出了体校。路上的车已经很多了,这一天广播里的重要新闻是发生在山东的火车相撞惨剧,高高并没有听到这些,他上了一辆往北去的公交车。

  从先农坛体校到什刹海体校,有大约10公里的路程,高高曾经用3年的时间把自己从什刹海练到先农坛——北京市体操队,并希望更进一步,走入临近天坛的国家队。现在,倒了几趟车后,他回来了。

  回到什刹海体校已经是8点多钟,天黑了,他没有找到自己当年的教练。后海上歌舞升平着,在酒吧客、游客和皮条客组成的人流中,高高沿着海子一圈圈地走。“脑子一片空白,什么都不想”。

  在某个没人的角落,他停下来,准备跳进海子,但是“想了想”后,又坐下了。到了凌晨,他被接到通知的保安一把抱住——家长和学校报警了。

  “我想自杀,或者杀人。”这个12岁的小孩说。

  以后高高就是北京队的队员了

  高高原本期待先农坛成为他新的王国——就像当年的西城区体校与什刹海体校一样。

  他3岁半开始练体操,他甚至清楚地记得那天在幼儿园的情形:刚吃完午饭,准备去睡觉,老师领着西城体校的教练来了。这位教练原本是来选女孩的,但是意外地看中了他——这一段听起来像是又一个伟大的成功故事的开头——于是给高高的家长留了一封信,希望他来体校试试。

  在接下来的一个月中,高高每周末便被送到西城体校,蹦蹦,练练。一个月以后,他的启蒙教练对高母说:这孩子条件好,特别适合练体操,你得天天送。

  于是她骑着自行车,每天中午上幼儿园把高高接到体校,下午六点再接回家。按照她的说法,“我们孩子天生精力旺盛,不知道累,他练功从来不说周六要休息的,最多就是周日(休息)。”那时候高高只是个小不点儿,跑得比同龄的孩子快一点儿,“我什么都不想,就知道自己喜欢体操。”

  一练3年。

  高高家住宣武区南半截胡同,拆迁改造把这里变成了大杂院,临近的绍兴会馆也不例外。高高一家四口人,挤在大概只有十几平米的屋子里,两张床就占去了大部分的空间。高母说,自己从来没想过以后让儿子拿世界冠军奥运冠军,但看起来她的期许也并不低:高高5岁的时候,母亲就为他报了少年宫的一个舞蹈班,“跳民族舞可以增加做自由操时候的美感”。

  同样差不多在这一年,发生了一件小事,要在若干年后,它的用意才会被体会到。高母接到体校通知,要带上户口本身份证等东西去给高高注册,“当时就告诉我们说,以后高高就是北京市的队员了。”

  6岁半,该上小学一年级的年龄,高高被什刹海体校的教练挑中,离开了西城体校。高高的家里有一张国家队主教练黄玉斌和他们的合影,那是在他离开西城前,体校组织参观国家队。照片的背景是中国体操队著名的世界冠军榜,30多个孩子围着当时还清瘦年轻的黄,表情各异,高高把这看作是他的第一张毕业照。现在,照片里的孩子,只有一个人还在练体操,而他们中间的大多数,连什刹海体校也没能进去。

  “这个梦好像总也醒不了”

  北京市体校分三级,由区县至什刹海再到先农坛,按照一位教练的话,“每一级都是一个不停挑选、不停淘汰的动态过程,这就构成了塔基。”什刹海体校名声在外,这所2008年刚刚度过自己50岁生日的二级体校培养出来的明星数不胜数,马燕红、王涛、滕海滨、冯坤、张怡宁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高高在这里认识了岩岩和段段。段段被认为是个比较“皮实”的孩子,因为他不会一挨打就发烧,岩岩则不同,因为时刻担心来自教练的耳光,他养成了不断眨巴眼睛的习惯。在少年体校,教练用巴掌“教训”孩子是一件极为平常的事情,家长多数也能够接受,“小孩挨点打,不是坏事。”高高的母亲说。

  在高高看来,比他早进什刹海体校两年的段段练得不好,但段段的母亲显然不这么认为,“我家孩子刚去时聪明着呢!”段母来自外省,住北京西北郊某村,段段还上幼儿园时,段母就试着让他去上钢琴班和美术班,“但他坐不住”,她于是带着孩子去查了两次智商,“每次都是120!”这让只念到小学五年级的段母很是欣喜。村里街坊对她说,孩子好动,学体育是苗子,她便带孩子去什刹海体校。

  “我一开始想让他学武的,因为我自己以前也想学武,家里不让,”段母说,“招生老师说,孩子太小,先练体操吧,就练了体操。”

  高高在这里成为了国家二级运动员,并且很快,8岁即跨入一级运动员行列。如果说这一拨体校孩子除了年龄相仿(1 995年、1996年出生)外还有什么共同点的话,那么就是都被认为是苗子——至少家长所闻是如此。

  “每个家长都做过梦,因为教练一直在给你梦想,每一个奥运冠军的故事听了都让你流泪,”岩岩的母亲说,“我们难道不知道成功的只能是那几个?可是你越往前走,越没法退,这个梦好像总也醒不了。”

  “抽动秽语综合症”

  高高练的是全能,单杠是他的强项,曾连做50个大回环,高母清楚地记得自己孩子的“第一次”:一翻没翻过去,就骑在杠子上,“把教练吓一跳,怕硌着下面。”她知道单杠是中国男队的最弱项,“日本都比咱们强……高高从小做动作,别人都是一片羡慕,他手掌大,又不怕撒手。”

  从2005年起,高高开始参加全国少年比赛,并且屡有斩获,当年的一站比赛后,站在领奖台上的高高看到了李宁,“特激动”,李宁给他挂上了金牌后对他说:好好练,下次还给你颁奖。

  成为“尖子”后的高高心气很高,“就没想过自己会练不成”,由于能拿牌,他也“享受”了并非每个人都有资格享受的严格。他的体重和身高都在教练掌握中,饮食有教练监督,同时被要求少睡,练力量——据说这样可以把筋撑开,控制身高。

  八九岁是一个思想和观念朦朦胧胧生长的年龄,高高当然看得出,体校就是一个江湖。江湖上的种种传闻,譬如说父母接送孩子时开什么车就可能决定他的命运,也会流传到孩子中间,不过足够优秀的他有资本不去考虑这些问题。段段则不同。在一次少年比赛期间,认为自己被“压分”的他,很直接地对母亲讲:我们不练了,你才给那么点钱,这金牌什么时候才轮得着我拿啊?

  其实段母花的钱一点也不少,请人去钓鱼,请人去歌厅,请人洗桑拿,段段在体校6年,她说自己投入了20来万。 2006年的某一天,据说是决定段段能否进入先农坛体校(北京队)的关键时刻,在“咱都是为了孩子嘛”的暗示下,她请了最大的一回客,花掉数千元。

  “有些家长给得多,我是真没钱,最多就给过300,”另一位母亲说。她是单亲家庭,家里两个孩子,把其中一个送入体校是希望减轻家里负担,“以后进了先农坛,走专业道路不就有工资了?再当个体育老师,或者当个教练,这不就是出路?”

  当然,在此之前,她要忍受“年关”的煎熬,“一到年底就紧巴巴的,不知道怎么过,孩子越往上,要打点的人就越多,以前的也不能忘,不然人家毁你怎么办?”

  2006年夏天,高高尚在珠海比赛,先农坛体校要调他入队试训,高母接到什刹海体校教练的电话:这回可就走了专业队了。高高回来后,母亲跟他长谈了一次,“我对他说,你要是去,你就坚持到底,就没有退路了。”高高特高兴,对自己也颇有计划:我就在那里练4年,我好好练,拼命练,进国家队,到时候我就能参加世界大赛,能升国旗奏国歌了。

  另一边,段段成为二级体校的被淘汰者,他没有拿到想要的名牌手机——那是母亲许诺他进入先农坛后才给的奖励。高高还知道,他得了一种叫“抽动症”的病,管不住自己,满口脏话,脱口便出。大夫说,段段得的是“抽动秽语综合征”。

  “家里现在已经没法管他了,跟他说话一不对劲,立马就急,眼珠充血……一不喝药,就在学校惹事。”段母认为,这是被体校“教训”出来的恶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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