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小孩说：“我想自杀，或者杀人。”

　　本刊记者 杨潇 发自北京

　　2008年4月29日，河套地区的一个暖气团正在向北京移动。报纸上说，风和日丽的天气适合户外活动。下午5 点，南郊观象台测得的气温达到27.8℃。6点多，天还亮着，高高出了门。

　　训练是6点结束的，他本来应该直奔食堂去吃饭，但是“心里特别扭”，就径直出了体校。路上的车已经很多了，这一天广播里的重要新闻是发生在山东的火车相撞惨剧，高高并没有听到这些，他上了一辆往北去的公交车。

　　从先农坛体校到什刹海体校，有大约10公里的路程，高高曾经用3年的时间把自己从什刹海练到先农坛——北京市体操队，并希望更进一步，走入临近天坛的国家队。现在，倒了几趟车后，他回来了。

　　回到什刹海体校已经是8点多钟，天黑了，他没有找到自己当年的教练。后海上歌舞升平着，在酒吧客、游客和皮条客组成的人流中，高高沿着海子一圈圈地走。“脑子一片空白，什么都不想”。

　　在某个没人的角落，他停下来，准备跳进海子，但是“想了想”后，又坐下了。到了凌晨，他被接到通知的保安一把抱住——家长和学校报警了。

　　“我想自杀，或者杀人。”这个12岁的小孩说。

　　以后高高就是北京队的队员了

　　高高原本期待先农坛成为他新的王国——就像当年的西城区体校与什刹海体校一样。

　　他3岁半开始练体操，他甚至清楚地记得那天在幼儿园的情形：刚吃完午饭，准备去睡觉，老师领着西城体校的教练来了。这位教练原本是来选女孩的，但是意外地看中了他——这一段听起来像是又一个伟大的成功故事的开头——于是给高高的家长留了一封信，希望他来体校试试。

　　在接下来的一个月中，高高每周末便被送到西城体校，蹦蹦，练练。一个月以后，他的启蒙教练对高母说：这孩子条件好，特别适合练体操，你得天天送。

　　于是她骑着自行车，每天中午上幼儿园把高高接到体校，下午六点再接回家。按照她的说法，“我们孩子天生精力旺盛，不知道累，他练功从来不说周六要休息的，最多就是周日(休息)。”那时候高高只是个小不点儿，跑得比同龄的孩子快一点儿，“我什么都不想，就知道自己喜欢体操。”

　　一练3年。

　　高高家住宣武区南半截胡同，拆迁改造把这里变成了大杂院，临近的绍兴会馆也不例外。高高一家四口人，挤在大概只有十几平米的屋子里，两张床就占去了大部分的空间。高母说，自己从来没想过以后让儿子拿世界冠军奥运冠军，但看起来她的期许也并不低：高高5岁的时候，母亲就为他报了少年宫的一个舞蹈班，“跳民族舞可以增加做自由操时候的美感”。

　　同样差不多在这一年，发生了一件小事，要在若干年后，它的用意才会被体会到。高母接到体校通知，要带上户口本身份证等东西去给高高注册，“当时就告诉我们说，以后高高就是北京市的队员了。”

　　6岁半，该上小学一年级的年龄，高高被什刹海体校的教练挑中，离开了西城体校。高高的家里有一张国家队主教练黄玉斌和他们的合影，那是在他离开西城前，体校组织参观国家队。照片的背景是中国体操队著名的世界冠军榜，30多个孩子围着当时还清瘦年轻的黄，表情各异，高高把这看作是他的第一张毕业照。现在，照片里的孩子，只有一个人还在练体操，而他们中间的大多数，连什刹海体校也没能进去。

　　“这个梦好像总也醒不了”

　　北京市体校分三级，由区县至什刹海再到先农坛，按照一位教练的话，“每一级都是一个不停挑选、不停淘汰的动态过程，这就构成了塔基。”什刹海体校名声在外，这所2008年刚刚度过自己50岁生日的二级体校培养出来的明星数不胜数，马燕红、王涛、滕海滨、冯坤、张怡宁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高高在这里认识了岩岩和段段。段段被认为是个比较“皮实”的孩子，因为他不会一挨打就发烧，岩岩则不同，因为时刻担心来自教练的耳光，他养成了不断眨巴眼睛的习惯。在少年体校，教练用巴掌“教训”孩子是一件极为平常的事情，家长多数也能够接受，“小孩挨点打，不是坏事。”高高的母亲说。

　　在高高看来，比他早进什刹海体校两年的段段练得不好，但段段的母亲显然不这么认为，“我家孩子刚去时聪明着呢！”段母来自外省，住北京西北郊某村，段段还上幼儿园时，段母就试着让他去上钢琴班和美术班，“但他坐不住”，她于是带着孩子去查了两次智商，“每次都是120！”这让只念到小学五年级的段母很是欣喜。村里街坊对她说，孩子好动，学体育是苗子，她便带孩子去什刹海体校。

　　“我一开始想让他学武的，因为我自己以前也想学武，家里不让，”段母说，“招生老师说，孩子太小，先练体操吧，就练了体操。”

　　高高在这里成为了国家二级运动员，并且很快，8岁即跨入一级运动员行列。如果说这一拨体校孩子除了年龄相仿(1 995年、1996年出生)外还有什么共同点的话，那么就是都被认为是苗子——至少家长所闻是如此。

　　“每个家长都做过梦，因为教练一直在给你梦想，每一个奥运冠军的故事听了都让你流泪，”岩岩的母亲说，“我们难道不知道成功的只能是那几个？可是你越往前走，越没法退，这个梦好像总也醒不了。”

　　“抽动秽语综合症”

　　高高练的是全能，单杠是他的强项，曾连做50个大回环，高母清楚地记得自己孩子的“第一次”：一翻没翻过去，就骑在杠子上，“把教练吓一跳，怕硌着下面。”她知道单杠是中国男队的最弱项，“日本都比咱们强……高高从小做动作，别人都是一片羡慕，他手掌大，又不怕撒手。”

　　从2005年起，高高开始参加全国少年比赛，并且屡有斩获，当年的一站比赛后，站在领奖台上的高高看到了李宁，“特激动”，李宁给他挂上了金牌后对他说：好好练，下次还给你颁奖。

　　成为“尖子”后的高高心气很高，“就没想过自己会练不成”，由于能拿牌，他也“享受”了并非每个人都有资格享受的严格。他的体重和身高都在教练掌握中，饮食有教练监督，同时被要求少睡，练力量——据说这样可以把筋撑开，控制身高。

　　八九岁是一个思想和观念朦朦胧胧生长的年龄，高高当然看得出，体校就是一个江湖。江湖上的种种传闻，譬如说父母接送孩子时开什么车就可能决定他的命运，也会流传到孩子中间，不过足够优秀的他有资本不去考虑这些问题。段段则不同。在一次少年比赛期间，认为自己被“压分”的他，很直接地对母亲讲：我们不练了，你才给那么点钱，这金牌什么时候才轮得着我拿啊？

　　其实段母花的钱一点也不少，请人去钓鱼，请人去歌厅，请人洗桑拿，段段在体校6年，她说自己投入了20来万。 2006年的某一天，据说是决定段段能否进入先农坛体校(北京队)的关键时刻，在“咱都是为了孩子嘛”的暗示下，她请了最大的一回客，花掉数千元。

　　“有些家长给得多，我是真没钱，最多就给过300，”另一位母亲说。她是单亲家庭，家里两个孩子，把其中一个送入体校是希望减轻家里负担，“以后进了先农坛，走专业道路不就有工资了？再当个体育老师，或者当个教练，这不就是出路？”

　　当然，在此之前，她要忍受“年关”的煎熬，“一到年底就紧巴巴的，不知道怎么过，孩子越往上，要打点的人就越多，以前的也不能忘，不然人家毁你怎么办？”

　　2006年夏天，高高尚在珠海比赛，先农坛体校要调他入队试训，高母接到什刹海体校教练的电话：这回可就走了专业队了。高高回来后，母亲跟他长谈了一次，“我对他说，你要是去，你就坚持到底，就没有退路了。”高高特高兴，对自己也颇有计划：我就在那里练4年，我好好练，拼命练，进国家队，到时候我就能参加世界大赛，能升国旗奏国歌了。

　　另一边，段段成为二级体校的被淘汰者，他没有拿到想要的名牌手机——那是母亲许诺他进入先农坛后才给的奖励。高高还知道，他得了一种叫“抽动症”的病，管不住自己，满口脏话，脱口便出。大夫说，段段得的是“抽动秽语综合征”。

　　“家里现在已经没法管他了，跟他说话一不对劲，立马就急，眼珠充血……一不喝药，就在学校惹事。”段母认为，这是被体校“教训”出来的恶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