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诉了我会被打得更狠”

　　先农坛体校与高高签的是半年的试训合同，吃穿住体校全包，还给高高发工资，每个月329.2元，高高需要做的就是，在2006年9月到2007年3月这半年期间，证明自己有能力在专业队练下去，从而实现转正。

　　可是，按照高高的自述，他的梦想之旅刚一开始就遇到了麻烦：在训练了一段时间后，教练突然不教他动作了，鞍马不让他上，吊环不许他往高处摆，高高在什刹海体校学的是乙组动作，在单杠上他可以“起浪”，可以“大回环”，现在他盼着学会“正掏反掏”这样的甲组动作，但他只能看着别人上难度，而自己能做的，除了一些“特简单的动作”，就是倒立。

　　总是倒立。有一次，教练让他倒立了一个小时，等他下来时已经看不见东西，只能摸着墙壁走，这时队友拿来了手机，照下了他黑紫黑紫肿着的眼睛——他们笑着说，这就是熊猫眼啊——后来体校对此的解释是，倒立能增加大脑供血，有助于智力和反应能力的提高。不过，高高的一位队友说，我最多倒立训练过10分钟。

　　高高试图理解这种处境的变化：教练是在磨练我的意志，考验我能不能过这一关，因为以后去国家队会有更大困难… …

　　但是状况在持续，传闻又起来了：XX的家长做了什么工作；XX教练和你不是一个区的，所以要打压你，你就是他们派系斗争的牺牲品……

　　他没有什么同学可以诉说，从学龄开始，他就一直以体育生的身份上午借读，下午练习，除了上课，和普通学生的生活没有交集。普通小学的学生觉得他们是成绩不好的体育生，他则觉得这些小孩“思想上特幼稚，说的话都特落伍”。

　　高高在体校住一个四人间，寝室其他三个人都比他大，经常“闹着玩似的”把他“狠狠打一顿”。高高有一份4页半的“日记”，写得很工整，看起来更像是陈情表，高母称这只是无数个夜晚高高偷偷写就的个人日记的一小部分，“大部分被学校拿走了”。而校方予以否认，一位官员说，“高高平日写训练日记都只能写三四行，怎么可能写出这么催人泪下的文字呢？”

　　“催人泪下的文字”中有这么一段：“(队友)轮流打我，打得我两个鼻孔直蹿血，浑身都是青一块紫一块的……进馆训练的时候，我赶紧用白粉沾着唾沫往身上青紫的地方抹，不敢让教练看见。周末回家，妈妈看见我的伤就哭了，她想送我去医院，我说没事。妈妈没告诉教练，她知道告诉了我会被打得更狠。……好几次我都不敢上楼去睡觉，只是在接待室里呆着，想等他们晚上睡着了，我再上去，可是我想错了，我一上楼就被他们抓住了……”

　　“他们为什么打你？”

　　“他们觉得有意思呗。把自己受的罪、以前被大哥哥欺负受的气撒到我们小的身上。这就跟食物链一样，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

　　“你知道什么是食物链吗？”

　　“就是谁都有愿意吃的东西，我就是被他们所有人吃的东西。”

　　“你从哪里学到这个的？”

　　“人与自然。社会就是这样呗，老板压着经理，经理压着员工，员工再压着……别的人呗。自己一联想食物链就想起这个来了，一联想我就会了。”

　　高高说，他是从教练不教他训练开始觉得社会残酷的，“练体操，碰到的20个好人都没有。”

　　但先农坛体校觉得自己很委屈，“如果我们不练他，我们干嘛费劲把他调到队里来呢？”一位教练说。另一位教练则称高高“不错”，而其母“有点那个”，“从去年7月份开始就来闹，对教练也拳打脚踢，说别的队员故意用开水烫高高，其实没有，都是些小事。”

　　很难说高母的“闹”对教练们产生了什么影响，而这种影响又如何投射到教练及其他队员对高高的态度上。总之，在一次被指责“偷钱”后，队友一夜之间站到了高高的对立面上，在食堂吃饭时没有人和他坐一桌，他总是一个人待在几角旮旯里扒饭吃——菜倒是有十多种，随便吃，反正教练已经不再控制他的饮食了。

　　除了体操，我不知道我能干什么

　　岩岩比高高晚进先农坛体校半年，和他一拨儿进来的6个人，有4个人在三个月后遭到了“调整”——一个比“淘汰 ”婉转些的说法——除了岩岩外，还有洪洪、远远和潘潘。

　　4个孩子的家长都提到了一个所谓的行话：“拉开距离再调整”。按照远远母亲的说法，进去第一个月，教练盯着训练，第二个月，就不怎么教了，第三个月，干脆连馆都不让进了，“这么一来，练的和不练的距离拉开了，不就可以调整了吗？”

　　体校一位教练对此的解释是，“没这个说法，教练有时督促小孩，‘今天你加把劲，明天咱们超过他！’这能当真吗？”

　　如果以男子体操运动员十七八岁出成绩计算，岩岩和高高这批小运动员，可以赶上2013年全运会周期——这正是省一级运动队的工作重点，如果他们表现出众，国家二队甚至一队的大门也会渐次向他们打开——而这是每一个孩子和家长的梦想。当然，这一切的前提是，你要成为幸存者中的幸存者。

　　被调整下来的远远一度变得极为抠门，“简直嗜钱如命”。“他说，我知道我因为什么下来的，”远远母亲说，“他看了太多东西，觉得有钱什么事都办得到，我现在经常对他说一句话：社会不是这样的。”

　　而岩岩则始终改不了眨眼的毛病，母亲看不惯，总是说他，“但他一句话能把你噎死：都是你当初让我练这个！”这位年轻的母亲叹了口气，“现在我都不太喜欢他了。”

　　在高高这徒劳的半年临近结束时，高母也曾动过念头，把他转到八一队去练，但高高5岁时注册在北京这件“小事” 成了逾越不过的绊脚石：只要不解约，高高就永远是北京市的运动员，即使在八一队练，出了成绩也是北京队的。那么，谁敢要他呢？“当时XXX教练就说了，决不能让马燕红的事情再发生一次！”高母说。

　　马燕红是北京人，1974年，北京队选上来5个队员，其中10岁的马燕红因为“腿没劲”不被看好，被八一队要走，结果，10年以后马燕红在洛杉矶夺魁，成为中国第一位体操奥运冠军，令北京队追悔莫及。“他们当时没看错，我就是条件不好，”马燕红说，“所以我是5个人里唯一一个北京队愿意放的，当时调档一定要经过北京体委，现在改注册了，为了防止别的队挖人，确实存在抢注的情况——要不要你，先注册下来再说。”

　　高高又在体校多待了一年，直到今年4月29日那个好天气的下午。

　　一些令高高害怕的征兆开始在他身上显现。他变重了，肚子也大了起来，他开始羞于光着膀子出现在训练馆，而总是穿着背心——背心仅仅提供外在的遮掩，他自己清楚，原来会做的动作现在也力不从心了。更要命的是，他手上的老茧在变小，脱落，这些厚实的老茧原本是血泡混合着镁粉磨砺出来的，保护他的手掌不必一次次磨破受伤，现在，连它们也弃他而去了。

　　“我太想练了，我爱体操，除了体操，我不知道我还能干什么。他让我走，我才不走哪，我知道他们练不过我……” 高高在日记上记下一笔。

　　“我只能多练，不能少练，我从小三岁半进馆练功，就是这样过来的，你不让我练功比杀了我还难受，谁来告诉我该怎么办。我看着别人进步，我退步，我可能就要完蛋了……”他又在日记上记下一笔。

　　日记结尾，他再狠狠记下一笔：XXX你死定了，我一定要烧死你。

　　“我就这样被蹲熟了，蹲成一个胖子了，就跟那个苹果似的，不能吃，烂掉了。”

　　然后呢？

　　“梦想破灭了，忍不住，崩溃了。”

　　(文中涉及的未成年人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