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赵晓秋

　　2008年12月初，北京迎来了一场寒流，在解放军306医院外科大楼12层的一个病房里，因为无钱做手术，小俊梅在临窗的病床上已经躺了两个多月。窗外虽然寒风凛冽，偌大的窗户却将外面的阳光毫无保留地倾泻在小俊梅的病床上。

　　小俊梅是一所打工子弟学校的学生，她每年都会获得“三好学生”。如果不是疾病，小俊梅也会像她的小伙伴一样，一脸灿烂地行走在人生之路。

　　来北京给菜农的孩子办学

　　12岁的小俊梅因为严重的脊椎侧弯显得很瘦小，宽大的病号服遮住了她三分之二的身体。

　　在小俊梅病床的床头有一串千纸鹤，共12只。她说自己12岁了，所以折了12只千纸鹤，为自己祈祷平安。除了千纸鹤，陪伴这个瘦弱孩子的还有一个玩具娃娃，那是陪小俊梅在医院度过90个日日夜夜的唯一伙伴。

　　1岁时，小俊梅就和父亲兰英来到北京生活。兰英是北京市昌平区振华打工子弟学校的唯一一名美术老师与音乐老师。

　　艰辛的工作和生活，让37岁的兰英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苍老许多。2008年12月8日，瘦瘦面庞、架着一副眼镜的兰英努力保持着自己的坚强和乐观，但在整个采访过程中，这个在打工子弟学校工作了11年的老师始终无法在脸上绽开一个微笑。

　　“在打工子弟学校当老师很难，一当就当十几年老师的更是少见，兰英就是这样一个老师。”振华打工子弟学校的校长胡国旭谈起兰英老师，话语中充满了敬佩。

　　兰英是河北省张家口坝上地区人。20世纪90年代，兰英的很多老乡为了过更好的生活，都纷纷走出农村，来到毗邻的首都北京的近郊，承包土地，种大棚蔬菜。

　　当时，中师数学专业毕业的兰英发现不少老乡的孩子早已过了读书的年龄，却仍然和父母在菜地里混，因为“在北京市的学校读书要交很多的借读费，而有的学校即使你交得起借读费也不收这些菜农的孩子”。

　　面对没有人管的孩子，兰英想他们聚集在一起,“办一个学校，让他们有学习知识的机会”。

　　1997年，兰英和妻子以及1岁的女儿兰俊梅来到了北京。在当地生产队的支持下，兰英在菜地旁，自己盖起了教室，生产队还把办公剩下来的旧桌椅拿给“学校”。

　　虽然，这个菜地旁的“学校”最多的时候只有三四十名学生，但兰英说那段日子他非常快乐和有成就感。

　　可惜这种日子只维持了两年，菜地被征用盖大楼，兰英一手创造的学校被迫结束。

　　这时，一些大规模的打工子弟学校开始出现。2004年，兰英来到位于北京市昌平区东小口村的振华打工子弟学校，看到孩子们没人教美术，业余爱好画画儿的兰英就成了振华学校唯一一名的美术兼音乐老师。

　　脊椎侧弯的女儿

　　2005年年末，兰英发现女儿走路时肩膀一高一低，右腿看上去也比左腿细一圈，右腿的知觉也不太灵敏，常常发凉。每年别人还穿单鞋的时候，小俊梅的右脚就冻得流黄水。

　　当时，兰英只是以为女儿穿得少。后来，他才明白，女儿的脚的知觉神经已经出现了问题，“她感觉不到外界的温度”。

　　虽然，觉察到小俊梅的“异常”，但贫困让兰英无法带着小俊梅去看病。作为一名农民工子弟学校的老师，兰老师的收入微薄，每月只有1100元左右。兰老师的爱人一直没有工作，一家人的生计都压在了兰老师一个人的身上。

　　此外，早十几年前，兰英的父母就患上严重的哮喘病，丧失了劳动能力并需要长时间的打针、吃药。除了维持一家人的基本生活，兰英的大部分收入几乎都给父母看病了。

　　兰英在学校附近的出租屋只有11平方米，连床都没有，用两块门板拼了一个铺，屋里有一个从废品收购站买来的大衣柜，唯一的家用电器是兰英和妻子结婚时候买的电视机，而这个电视机还是兰英从老家张家口背来的。

　　兰英给记者算了一笔账，每月，他们家的房租水电要400多元，一家人省吃俭用，每个月也要600多元的生活费。

　　2005年，振华学校来了几个老中医给孩子们做免费体检。没有钱去医院体检的兰英抓住机会向医生询问女儿身体的“异常”。老中医检查后，发现小俊梅的骨骼出现了问题，并让兰英赶紧带女儿去医院检查。

　　小俊梅生病后，兰英的父母开始不配合治疗了。兰英打电话问父母还有没有药时，父母总说还有药，不让兰英给钱买药。

　　后来，也就是兰英的父母相继离世时，兰英才知道他们是为了减轻兰英的压力，是为了把更多的钱给孙女治病而放弃了自己的生命。两位老人临死前还叮嘱兰英：“就是讨饭也要给小俊梅看病。”